第二节 国外迁移劳动力社会融合文献述评

一 劳动力迁移研究

在许多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劳动力转移都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构成了迁移理论的主要内容，取得大量理论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迁移的动力

西方经济学家对人口流动的分析都是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宏观迁移的视角，认为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在于地区间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种地区间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人口迁移的动力。

（1）绝对收入差距。两个地区之间（工人的）净收益的差距——主要归因于工资差距，是迁移发生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或者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是吸引劳动力在两个地区流动的基本因素。刘易斯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虽然没有对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微观行为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但他们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至工业部门来实现工农业协调、平衡发展的动力机制，却暗含了这样的逻辑：迁移者在目的地市场上的收入是拉动迁移的基本力量。收入差距不仅是迁移发生的经济动因，也决定了迁移的方向。

（2）预期收入差距。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从迁移个体的微观角度对城乡迁移的动力机制做了补充。托达罗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差距的反应，目的地市场的高收入并不是劳动者做出迁移决策的关键，受目的地找到工作的概率影响的预期收入才是人们在做出迁移决策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3）迁移的非货币收益。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形成了迁移的拉力或推力，这些推动迁移发生的都是货币因素。然而，亚普·洛雷利（Yap Lorene）发现，当目的地为城市时，吸引移民迁往的因素还包括非货币因素，如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好的学习或培训机会、便利的公共卫生设施、好的购物环境和社会交往等。亚普还发现，城市的人口密度、一国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城市的规模等与国内迁移正相关。这说明，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而不仅限定于那些已经被认识到的收益。研究人力资本理论的学者将这些因素视为非货币收益，尽管没有转化为直接的货币收入，但实际上增大了人们的福利水平。移民在选择迁移时，不仅要考虑迁移的货币收益，还会考虑迁移的非货币收益。正如一个理性的移民会将迁移时发生的机会成本——放弃的收入和心理成本都要一一进行考虑一样，他们也会将迁移导致的非货币收益计入迁移收益的项目。这个发现是很有意义的。在农村安排投资项目虽然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但不会复制他们在城市所得到的各种机会，提高收入和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更可能使那些年轻和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力迁移出去。

（二）迁移的机制

（1）推拉理论。移民在目的地因为排斥带来的压力使他们意识到，当地的工作机会并没有自己原先预计的那么好，或者是在没有朋友和家庭构成社会或经济安全网的情况下，在当地生活的心理成本比预期的要高。用博格（D. J. Bogue）的“推拉理论”来解释，就是目的地拉力相对于出发地反拉力还不够。

（2）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多林格（Doeringer）和皮奥里（Piore）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人口转移主要是由于城市经济的二元结构及其迁入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引起的。区域差异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一般来说，本地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而次要劳动力市场由于工作条件差、待遇低，对本地劳动力缺乏吸引力，所以会出现结构性短缺，需要外地的劳动力进行补充，从而产生流动人口迁移。

（3）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Schultz）认为，人力资本在动力转移中占有重要地位，迁移决策取决于其迁移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结果。只有当迁移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人口迁移或流动才会发生。在生命周期的早期，人们更倾向于迁移，这首先是因为一个人越年轻，他从任何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能够得到的潜在收益也就会越高。在同一群体中，受教育状况对迁移也有着显著影响，受教育时间长的人，更容易迁移，这是因为受教育时间长的人，在获得居住地以外的信息时有着更大的优势，较易于搜寻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一旦迁移到目的地，更容易克服习惯上的差异，学到适用的技能。在第三世界国家，教育对迁移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落后的非洲农村地区的初级教育兴起后，“人们变得不满足起来，他们寻求冒险，涌到有所耳闻的大城市”。

（4）社会网络理论。在关于迁移如何实现的研究中，学术界一般认为，社会网络对迁移具有显著影响。“关系网和地缘、亲缘关系”式的迁移是一种广为人知的迁移行为特征模式。马西（Massey）认为，新老迁移者、亲戚或同乡关系在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未来迁移者通过这个关系网络，可以了解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其建立和扩展有助于降低迁移成本和迁移风险，增添迁移成功的可能性。在迁移网络累积效应的作用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关系网络的节点，影响和带动一批新的迁移者，于是推动更多规模迁移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迁移网络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较大。

西方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是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展开的，解释了劳动力为什么迁移，以及迁移是如何实现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机制。但是，这些经典理论在解释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不能很好地说明大量农民工“流而不迁”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在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时，一定要依据中国实际国情。

二 社会融合研究的视角

随着迁移的发生，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迁移劳动力的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并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迁移劳动力融入流入地社会的条件、机制以及融入的状态。

（一）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

作为一个社会政策概念，社会融合起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社会排斥现象非常严重，被排斥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率先使用“社会排斥”的概念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解释。他认为，社会排斥是指那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且被贴上“社会标签”的人所处的状态。在社会排斥状态下，一些个体或群体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缺乏社会大多数人拥有的资源、权利、商品和服务或获得这些资源的权利被否定，他们被全部地或部分地排除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1995年，欧盟基金会将社会排斥定义为：“它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个人或群体社会排斥是社会连接（Social Link）的断裂，意味着一个社会存在的两个社会阶层的危机，它比社会不平等具有更复杂的意义。”社会排斥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安排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急需学者们构建新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进行有力的解释与解决，社会融合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对“社会融合”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认为“社会融合”是社会发展的三大领域之一，其目的是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与责任，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融合”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还意味着机会以及社会成员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后来，社会融合成为研究移民群体与迁入地社会的关系研究中普遍应用的概念。2003年，欧盟在关于社会融合的联合报告中对社会融合做出如下定义：社会融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和享受正常的生活和社会福利。阿马蒂亚·森认为，一个融合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广泛共享社会经验和积极参与，人人享有广泛的平等，全部公民都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

（二）人力资本与社会融合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劳动技能、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后来，学者们经常利用人力资本理论来研究移民经济地位的获得。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苏群、周春芳提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接受技能培训有利于增加其获得城市非农工作的机会，如果移民进入的是一个公开竞争的市场，则他们在迁入国的经济成就将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水平。其后，切茨维克和博加斯也将“人力资本”概念引入移民研究。切茨维克对美国外来移民经验的研究发现，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积累相关的劳动经验、语言能力等人力资本，从而更有可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融合是人力资本的函数，人力资本量直接影响社会融合的效果：其一，融合于主流社会。某些移民群体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受到当地文化的青睐，就可能较快地融合到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并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加速子女的社会融合过程。其二，融合于城市贫困文化。一些群体拥有的资源较少，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获得像样的收入，难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因此，其子女向主流社会的流动也受到限制。

（三）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

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伯特斯（Ports）（1995）指出，劳动力跨国移动过程的每一环节，诸如决定是否迁移、向何处迁移，以及在迁居地定居下来后对当地生活的适应等，都与该移民自身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密不可分。他把移民的社会资本定义为移民个人通过其在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认为移民可以利用这种成员身份来获取工作机会、低息贷款等各种资源，从而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移民的社会网络确实能影响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工作的机会和工作类型。在移民进入城市的初期，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加重要。这种社会网络在其获取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以及低息贷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社会网络在经济上和精神上支持了移民更快适应城市环境的同时，也强化了移民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影响了移民与城市社会的互动。

互动和交往更有利于形成社会网络结构，并获取资源。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认为，人们更有可能使用在自己所属群体之外的人际关系渠道可以找到更满意、收入更高的工作。随着农民工居留时间的延长，其生活空间逐步从集体工棚转向常态居住的社区，其互动的范围也逐步从初级群体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互动的内容也更加丰富。较弱关系往往能够为一个个体与另一些群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获得在自己所属群体中无法获得的信息。农民工能否加强和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建立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更深层次地融入目的地社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面三种视角各有所长，相互补充。这些视角的理论解释了迁移劳动力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可行路径。社会排斥视角站在外来人口弱势群体的角度，强调流入地社会的环境的包容和政策的支持有助于减轻他们的不适应性，更好地实现和流入地社会的互动。人力资本视角立足于市场公平竞争，强调迁移劳动力个体的主动性和适应性，流入地政府所要做的就是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确保每一个个体的才能都能得到恰当发挥。社会网络视角用于说明迁移劳动力融入流入地社会其实就是其社会网络不断扩大、社会资本质量不断改善的过程。

三 社会融入维度划分

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包含了移民在经济生活、文化教育、政治活动、观念认知等多个方面的融入。所以，西方学者主要通过类型化的方式来描述与测量移民群体的融入过程与融入水平。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戈登为代表的“二维度”模型、以杨格-塔斯等人为代表的“三维度”模型，以及以恩泽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四维度”模型。

“二维度”模型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包含结构性与文化性两个维度。结构性维度的融入意味着移民个体与群体在流入地从制度与组织层面社会参与程度的增加；而文化性的融入则是移民群体在价值导向与社会认同上的调适和转变过程，移民的结构性融入与文化性融入存在某种必然的或递进的联系。尽管戈登的“二维度”模型没有具体地说明结构性融入与文化性融入有哪些标准的测量指标，但可以初步判断的是，结构性融入更偏向于确定性的、客观性的指标，如个体的文化水平、职业、收入水平等；而文化性融入突出了在习俗、社会规则、社会交往方式以及语言习得等方面的意义。无论如何，戈登的“二维度”模型划分为其他研究者进行移民社会融入类型化的划分提供了基础。

“三维度”模型则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体从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政治与合法性融入等维度来理解。其中，结构性融入反映的是移民在教育、就业市场、收入与住房等方面的生活状况；社会文化融入反映的是移民参与社会组织、并与流入地主流群体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以及依照流入地社会规则、行为模式进行活动的过程。虽然社会文化融入有多个测量指标，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人群间的隔离程度与语言使用，此外还包括移民与流入地成员在通婚、交友等方面所进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情况。另一个重要指标则是流入地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被认可的程度。相比于戈登的“二维度”模型，杨格-塔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明确提出了政治与合法性融入，认为少数移民族群经常被流入地政府和当地市民当成二等公民，成了社会歧视与种族主义的目标。杨格-塔斯的三维模型使得人们对于移民社会融入内涵的理解更加清晰、更加具体，突出了移民的政治权利在社会融入中的重要意义。

恩泽格尔的四维度融入模型是对前两种划分模型的进一步具体化，主要体现在这个模型中社会经济融入直接替代了结构性融入。移民在流入地社会要面临四个维度的融入，即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社会经济融入主要是指移民在经济就业、收入水平、职业流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社会性活动与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的改善状况。政治性融入主要涉及移民群体的合法政治身份——合法公民权、移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市民社会的参与。文化性融入通过移民对流入地社会基本规则与规范的态度、配偶的选择、语言能力、犯罪行为等指标进行测量。四维模型的创新主要在于提出了移民社会融入不仅是移民个体或群体自身对于流入地社会的同化与适应，也包含着流入地社会在面对移民群体时发生的变化，即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是两个相互调适和相互融入过程的集合。

上述这些关于移民融入的类型化模型，在结构与文化的基本框架下，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概括了移民融入的所有重要内容，构成了学界考察移民融入问题的基本思维框架，为具体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操作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