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及其“黄金时代”

尽管迟至1959年，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学者伊斯顿（David Easton, 1959）还对是否存在政治人类学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正如伦敦亚非学院（SOAS）的人类学家科恩（Abner Cohen, 1969a）所言，政治人类学不仅存在，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使这一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领域和学科显得有所不同。他主张，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乃是人类的象征主义，因为象征多是因为政治的需要而产生，人类的政治行为总是与象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如此，前现代社会亦然。科恩的说法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类学家的看法，反映了“二战”以后人类学研究旨趣上的某种转向。人类学家意识到几百年的殖民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究竟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有意思的是，首先感受到人类学需要有这种转向的是当年曾经“无视”历史的马林诺斯基。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马林诺斯基开始主动同殖民地事务的决策者进行接触，为开展人类学研究筹集资金。显然，他取得了成功，并且在192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实践人类学》的论文中提出了“改变土著的人类学”这样的说法（转引自Kuper, 2005）。从库柏最近发表的文章来看，马林诺斯基之所以如此作为，一方面是因为感触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对原住民社会文化所带来的改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人类学在英国的边缘地位。当时，精英和贵族气息浓厚的英国学术界等级森严，剑桥大学从未将在那儿教书的里弗斯和哈登两人视为真正的绅士，因此人类学在英国的顶级学府牛津和剑桥难以发展。而当年的英国有产阶级也对提供马林诺斯基教席、社会主义气息浓厚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屑一顾，因此，马林诺斯基的学生多为外国人和女性。少数追随马林诺斯基到这所学校就读，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学生如利奇（E. Leach）等人，甚至自认为是对本人出生背景的反叛（Kuper, 2005）。

其实，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出现的这种转变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科学界的整体趋势。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开始提出一些较为全面的社会方针，为社会科学的咨询价值提供了市场。有历史学家指出，社会科学转向为政策服务的运动反映的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历史意识，在不断成长的专业化力量和强化概念建构的科学方法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科学的范型慢慢地发生改变，转向对短期进程和变迁的关注（Rose, 1991:388，转引自Kuper, 2005）。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马林诺斯基把英国社会人类学改造为注重殖民地政策的社会科学。但是，如果认为马林诺斯基想的是为殖民当局服务可能有失偏颇。马林诺斯基当时的主意是，人类学家提供事实，而当局根据事实决定该做些什么。然而，马林诺斯基并没有因此而对殖民当局的政策、做法不闻不问。相反，他经常激烈抨击英国的殖民地政策（Kuper, 2005）。另外，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仍然强调追求所谓纯粹的学术研究。伊万斯-普里查德和拉德克利夫-布朗通过宣称社会人类学应该坚持纯学术追求来同马林诺斯基为解决学科困境而采取的行动唱反调。伊万斯-普里查德曾从开罗寄给福忒斯一封信，强烈地表达了对当时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那种服务政府取向的不满（Kuper, 2005）。

由此看来，一味责备人类学家为殖民主义服务实在有失偏颇。正如库柏所说的那样，事实上，《非洲政治制度》一书的出版就是人类学家坚持学术不为殖民政治服务的结果。1937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牛津大学创办了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他和他的年轻助手福忒斯和伊万斯-普里查德开始挑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于1940年出版了这部经典之作。拉德克利夫-布朗为这本论文集写了序言。库柏认为这本书在政治人类学乃至在整个人类学的发展史上起了破题和开路的作用。这本书的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它改变了由梅因和摩尔根奠定的有关社会政治发展由血缘到地缘的经典讨论；这种两阶段论存在于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近年来，有学者认为，《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当时英国社会上激烈辩论的所谓“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问题做出了回应（参见Kuper, 2005）。从拉德克利夫-布朗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来看，这种讲法并非没有道理。众所周知，国家是权力意志的表达，它往往被理解为代表着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体。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存在于现象的世界里。真正存在的是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独立的个体通过各种关系的复杂系统连接起来。所以，他认为，不存在国家权力这类东西（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power of the state）（Radcliffe-Brown, 1995 [1940]: xxiii）。

显而易见，拉德克利夫-布朗相信，非洲社会是自治的系统，它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如此说来，所谓的国家权力实际上也就是具体的政府。而“国家”这个词本身必须从权力的意义上来理解。当然了，权力也不是国家的专利。《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材料的梳理，建立起两种基本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模式，这就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centralized state structures）和“非国家政治结构”（stateless political structures）。虽然布须曼人（Bushmen）的游群（band）组织也被视为非国家形式的政治组织形态来分析，但这本书还是把焦点集中在分治的继嗣群制度（the 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上。应当指出的是，伊万斯-普里查德1933年开始在苏丹南部努尔人社会从事田野研究，他的经典民族志——《努尔人》也在1940年出版。这本书也描述、分析了努尔继嗣群社会。两本书都对认识和理解为什么没有政府的社会居然可以掌控相当大数量的人口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这种所谓“没有头”的政治制度（acephalous political systems）对社会实现稳定和平衡所起的作用，与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涂尔干的概念体系完全吻合。

福忒斯和伊万斯-普里查德等人用准确和精炼的语言分析了非洲本土的政治形式，以及与通过这些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使《非洲政治制度》一书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成就，并因此影响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数十年之久（Barth, 2005）。由于秉承纯粹的学术追求，这本书的作者们并没有直接对英国殖民地治理政策提出批评，或者对政府提出咨询或者建议，但其实文本的意义很明显，那就是殖民地政府不应去干涉土著的生活，因为他们已经按他们的方式生活了多个世纪。

《非洲政治制度》一书的问世，使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组织多样性和发展演变成为学术热点。可以说，政治人类学通过这本书和因这本书刺激而出现的大量有关著述得以形成领域。这一研究领域的旨趣与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大异其趣。当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一篇文章中就不无揶揄地声称，他并没观察到所谓的文化。对他而言，“文化”一词的意涵极为模糊，它并没有指认具体的现实，而只是一种抽象。他说在非洲，尤其是南非，看到并不是什么文化的互动，而是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发生在已然建立的社会结构中，而这种结构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他指出，对非洲部落变迁的考察必须置于宽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系统中进行（Radcliffe-Brown, 1952）。

在理论取向上，《非洲政治制度》秉承了结构功能主义，这是当年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因此，这部经典的人类学著作所开启的研究领域并不意味着给人类学带来新的理论激励。但书中作者对所研究社会精细入微的考察，使人们得以理解“政治”（politics）与“政治的”（political）之间的差异。换言之，这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使读者领略到，在不同的社会里，政治实践可以隐含在社会的日常生活里，“治理”或“政府”（government）的理念如何涉及亲属制度、仪式、巫术和其他的神秘主义价值，以及社会自治如何通过这些要素的实践而得以实现，也就是弗里德（Fried, 1964）借波兰尼（Karl Polanyi）之语所言的“嵌入的政治”（embedded politics）。一时间，这本书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学术兴趣，但也由于缺乏政治学理论和概念招致了一些政治学家和部分人类学家的批评（Easton, 1959;R. Cohen, 1965; Smith, 1968）。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社会人类学在研究旨趣上出现了对不同社会所偏好的婚姻形式、继嗣群、年龄组等制度的研究，这些都涉及社会整合，是社会产生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同时，《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对国家社会与非国家社会的政治分野也影响了一些人类学家对国家权力及其演进过程的思考。对这些研究，美国学者库尔兹有评述和归纳（Kurtz, 2001）。

“二战”以后，政治人类学研究依然在整体上承袭了结构功能范式，但也有人类学家开始挑战结构功能理论范式。但结构功能范式主宰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状况实际上延续到上个世纪60年代。从这个时候起，“过程论范式”（the processual paradigm）在政治人类学的领域里取代了结构功能主义。库尔兹指出，过程论是独一无二的产生自政治人类学的范式，而其他的理论范式与不同时期人类学研究中的主要理论导向并无不同（Kurtz, 2001:11-13）。过程理论范式的形成反映了政治学对政治人类学的影响，因为它更多地把政治学理念应用到人类学的研究之中。过程理论的另一个名称是“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这一名称首先是科恩提出来的（Cohen，1974a），美国人类学家文森特援用了这一提法（Vincent, 1978）。

过程论或行动论范式的出现代表了一种对结构功能主义排拒的取向。换言之，在过程论里，“政府”——无论它以何种形式体现——不再是研究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代理人”（agent）。这一范式的特点在于分析个体行为与动机，并以此探索个体进入政治场域的途径。因此，文森特把行动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的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和政治学中的行为取向（behavioral approach）作了区分：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上的有关分析以个体及其动机为起点，强调抉择，以此推论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行动理论则将个人置于规范的或存在间隙的社会组织的脉络中，再进一步分析政治行动与互动。文森特认为，除了来自社会人类学本身的刺激之外，行动论取向在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与第三世界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Vincent, 1978）。

这一新的范式的出现有着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是人类学家试图跳出结构功能理论的窠臼，外在的原因则是“二战”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二战”后世界的一大变化就是原先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因此，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政治互动也直接刺激了殖民地国家内的社会与族群互动，这就为行动论取向提供了发展与形成的时空条件。例如，在非洲，许多研究信息集中在村落头人及其在殖民地行政结构中的位置所必然产生的角色冲突；而有关拉美和亚洲的文献与报道则突出了当地的国族语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农村地区的边缘化，等等。出于对社会变迁及其实质性条件的关注，政治人类学领域遂形成了两条主线：其一，特定人物的面对面互动；其二，发生这种遭遇的场景及其社区。贝利（Bailey, 1969）的著作是这种分析的典范。总之，到了上世纪60年代，政治人类学从对假设处于恒久性平衡状态的政治结构的综合研究转到了对诸如“政党”、“宗派”（faction）以及政治策略等这类政治因素的分析。

促使产生新的政治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内在因素来自人类学理论母体。有学者认为，这种取向的出现首先归咎于“马林诺斯基的刺激”（参见Vincent, 1978）。我们都知道，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理论可以用发生-反应公式来概括。换言之，任何文化设计都是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在所有的需求当中，生物性的需求是第一性的；其次还有各种心理上的需求。马林诺斯基本人曾有一定的心理学训练，他对他所研究的南太平洋岛民根据不同心理需求来选择特定的信仰仪式和实际技艺的功能性分析就是个例子。另外，一些与马林诺斯基有师承关系的学者，如麦尔、费思、利奇、格拉克曼等人，自20世纪30年代起的研究（参阅Mair, 1965:20 -35, 1969; Firth, 1954; Leach, 1954; Gluckman, 1940, 1956, 1963, 1965）也对过程论取向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已经有摆脱功能主义理论的倾向。从格拉克曼和利奇的著作中，读者可以看到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与描述，只不过他们都把个体行为视为结构所规定的理性过程，目标在于维持社会的系统性平衡。同时，他们已经把冲突视为政治过程的主体。职是之故，他们的理论对行动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Vincent, 1978:175 -194）。而以过程论闻名的贝利、特纳等人均为格拉克曼的学生，又曾集中在曼彻斯特大学，因此被合称为曼彻斯特学派。

行动或过程理论的崛起主要以三部在上世纪60年代面世的著作为标志（Kurtz, 2001:13, 99）。这三本书分别是斯瓦兹、特纳和图登共同主编的《政治人类学》（Swartz, Turner, and Tuden, 1965），斯瓦兹主编的《地方层面的政治学》（Swartz, 1968），以及上面提到的贝利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Bailey, 1969）。斯瓦兹和特纳、图登三人主编的书在政治人类学上引入了“代理人驱动政治”（agentdriven politics）的概念性框架，而斯瓦兹两年后主编的有关地方政治的书则将他和特纳等人在《政治人类学》一书中所提出来的理念进一步发展和修订。贝利1969年的《计策与瓜分》（Stratagem and Spoils）则综合了上述两本书提出的理论理念，并进行了再诠释。贝利这本书因此几乎被奉为行动或过程论范式之圭臬（参见Kurtz, 2001:99）。除了上述学者之外，行动理论的代表性学者还有博伊斯韦（Boissevain, 1964）、科恩（Cohen, 1965, 1969b）等人。这些学者从研究政治与经济变迁转入考察结构性原则是如何控制行动的，他们所关心的对象包括制度性的行为、非群体行为、隐形组织（invisible organizations）以及冲突等。如果说1940年的《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对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贡献在于勾勒了无国家政治结构，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行动理论的贡献则是揭示了政治组织的竞争形式。行动理论或过程范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研究前工业社会的封闭社区和边缘化的政治，还在于能够有效地帮助研究现代工业国家社会内的“底边政治”（parapolitics）和“灰色地带”（参见Vincent,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