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局在中共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西北局，全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北局，亦称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北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的派出机构和代表机关。它是在西北地方党组织发展的基础上、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并且把革命的大本营奠基西北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奠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前身是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1941年5月成立，1954年12月撤销。
一、西北局是中共中央局之一，是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
西北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建立的中央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的派出机构，在组织上直接隶属于中央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1．研究与了解西北情况，贯彻中共中央政策在西北之具体实行。2．统一领导所属各部门(政府、军队、党、民众团体)、各地区工作，掌握党之组织，以实现党之任务。3．掌握党之思想，以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从领导对象来看，西北局不仅领导根据地党组织，而且领导国统区党组织；不仅领导下级党组织，而且领导同级党组织；不仅领导党的系统，而且领导政府、军事和民众团体系统。
从领导内容来看，西北局不仅领导建党和党建工作，而且领导政权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少数民族工作、文化工作等。
从领导区域来看，西北局由陕甘宁边区这一中心区域，扩展到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最后扩展到西北五省。
从领导使命来看，尽管西北局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在变，但其历史使命没有变，那就是建设西北党、建设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建立民族区域自治。
由于陕甘宁边区处于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地位，所以西北局的一言一行不仅代表它自己，代表它所领导的政权、军事、民众团体系统，甚至在一定范围上代表着中共中央，是中央政策在西北地区得以执行的重要组织保证。
二、中共中央对西北局直接指导，西北局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
马文瑞回忆说，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西北局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在中央身边，能经常得到中央的指导和帮助。中央讨论西北的工作问题时，西北局的常委能够参加。中央委托任弼时分管西北局工作，西北局的一些重要会议，任弼时都出席。西北局制定一些重要文件可以得到中央的及时指导和帮助。有时西北局对中央的指示提出某些变通办法，能及时得到中央的认可。
在组织上，派任弼时分管西北局工作，选用西北本地干部高岗、习仲勋担任书记，派外来干部充实西北局领导层。
在宣传上，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同时是西北局的机关报。
在大政上，中央直接参与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施政纲领共21条，其中，第7、8、10、12、13、14、19、20条是毛泽东亲自动笔起草的。
在会议上，中共中央全程直接指导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出席了西北局高干会开幕会并做了重要讲话，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西北局高干会。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等也到会做了报告或讲演。
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根据地，不能不强调中央的直接指导和帮助的一面，同时，与西北局的创造性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在政权建设方面，“三三制”政权搞得好。
在土地改革方面，创造了“黄家川经验”。
在民族关系方面，和平解决昂拉问题，成功收复项谦。
在整党工作方面，最先提出和解决“五多”问题 (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机构多、干部积极分子兼职多)。
西北局自成立以后，始终在政治上、组织上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党执政以后，无论党中央在不在延安，从未出现过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正如林伯渠所指出的：“西北党是整个党的一部分，它是整个党的立足点出发点，我们党在军事上、全国政治影响上、政权的建立上，有今天这样大的发展，西北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西北局是从没有离开中央路线的，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这样讲，八大上也可以这样讲。”
三、在中共组织史上，西北局具有其他中央局所不具备的组织特色
西北局的组织和名称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大多数中共中央局都有过易名、改建、撤销、合并、重建等经历。如北方局是最早建立的中央局，自1924年12月建立到1945年8月最后撤销，历时近21年，先后四立四废，大革命时期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三次。而西北局自成立至撤销，13年当中组织名称一直没有改变，这在中央局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西北局由两个中央机构合并而来。同为中央局，有的合二为一，即由两个中央局合并成一个新的中央局，如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西北局也是合二为一，所不同的是，它不是由两个中央局合并而成的，一半是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是中央派出机构，另一半是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是中央工作机构，这在中央局史上也是有独特性的。
延安是西北局与中共中央共同的所在地。在中央局的历史上，与中共中央同在一个地方的中央局只有三个：苏区中央局、西北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华北局。西北局与中共中央同在延安和陕北七年，如果从陕甘宁边区党委算起，时间还要长一些。在延安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住在城北王家坪、杨家岭、枣园，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住在城南花石砭 (现在旧址已修复开放)。
西北局的党政军民学系统齐全，且有中共中央的底子。有根据地党组织，有国统区党组织；有国民政府唯一承认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有边区保安司令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有工青妇等民众团体；还有西北党校、民族学院、延安大学等学校。相比之下，北方局、南方局、东南局，在组织系统上均不及西北局完整。西北局的许多机构承袭了苏维埃时期中央组织机构的建制。中央到陕北后，这些组织机构的前面都冠以“西北”二字，后来改称为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构。
四、西北局创造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族自治”两大民主形式
召开党外人士 (主要是开明绅士和社会名流)座谈会是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时的创造，但当时并未推广。
高干会后，西北局召集非党人士举行座谈会，毛泽东批示：“此种座谈会应每两月举行一次。”1944年西北局大力倡导这种民主形式，在边区一级、分区一级、县一级都经常召开这类会议。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种党外人士座谈会，敌后各根据地都可举行。”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北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继续举行。1950年5月西北局统一战线部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200余人参加。参加座谈的民主人士普遍认为：这样的会很好，希望今后多开。《人民日报》做了报道。
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在西北地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西北有十多个少数民族，民族工作主要涉及回、蒙、藏、维等国内几个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毛泽东说，西北少了一个工业，多了一个民族问题。习仲勋书记也曾说：“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西北的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
民族自治，新中国称民族区域自治，是在陕甘宁边区首创的，标志性成果是回民自治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自治宪法草案》均明确提出：要建立民族自治区。1942年11月西北局就关中新正县建设回民自治区、三边盐池回六庄建设自治乡，从自治区的含义和行政级别、建设自治区的条件和步骤，以及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等方面做出全面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成为《共同纲领》中“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重要理论来源。陕甘宁边区五个回民自治区和一个蒙民自治区的建立是对民族自治制度的有益尝试，是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雏形，为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红二十五军与“九间房事件”
九间房事件即张汉民事件。1935年4月，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陕西蓝田县九间房全歼国民党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后将被俘的旅长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误杀。事件引起杨虎城的极大怨恨，严重破坏了共产党在杨虎城心中的形象，冲击了党与杨虎城良好的关系。关于张汉民被错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记述道：“由于当时省委
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误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当作‘叛徒’‘法西斯蒂分子’错杀，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194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张汉民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并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追认为革命烈士。”那么，九间房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本文拟就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一叙述。
一、张汉民其人
张汉民，山西省稷山县人。生于1903年。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张汉民考入陕北安边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军事，毕业后任中尉排长。因作战勇敢，深得杨虎城信任，不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炮兵营副营长。1926年，张汉民随杨虎城部南下关中，驻守三原。
1926年11月，张汉民调回西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军事政治队队长、中山学院学生总队长。1927年5月，张汉民又回到三原任炮兵营副营长，同时参与中共三原地方执委会的兵运领导工作，任中共三原县委军事部部长，协助三原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张汉民曾一度被解除军职，回到老家以乡村教员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春，张汉民再次投身于杨虎城部，继续从事党的兵运工作。1930年，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张汉民被任命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1931年，卫士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升任团长。其间，张汉民在西安、彬县等地建立三处秘密交通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安排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治疗，护送中共和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吴岱峰、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先后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经由关中转入四川时，张汉民奉命率警卫团“尾追”红军到达汉中地区，驻防勉县。中共陕南特委指示警卫团的中共组织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以武器支援当地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春，张汉民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多担药品。张汉民利用其防区靠近川北的有利条件，通过地下交通线帮助红四方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与此同时，对中共陕南特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给予多方支援。中共陕南特委负责人汪锋、刘顺元、张德生等先后住在警卫团内，在张汉民的掩护下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
1934年1月中旬，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围攻，伤亡惨重，20余人被俘。张汉民得知后，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又派中共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奔王化治部，以奉命解押俘虏为名，将20余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秘密释放。接着，又以“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逮捕处决。
警卫团拥有三个步兵营和四个直属连，全团官兵达2000人之多。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革命军队，张汉民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截至1934年年底，全团有共产党员200余名，成立了中共委员会；全团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建有党的组织，营长、连长、排长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这支武装力量，牢牢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
杨虎城也知道张汉民是中共党员，但仍对其委以重任，当内部和外部有人屡次对张汉民的政治面貌发生质疑时，杨虎城都给张汉民以充分信任。1935年2月，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下辖七、八、九团，杨虎城又任命张汉民为旅长。
二、九间房战斗与张汉民被杀
1935年年初，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地区长征到达陕南，蒋介石命令杨虎城对红军围剿。杨虎城不想和红军冲突，便让张汉民率部“尾随”红二十五军，以应付蒋介石的“追剿”电令。在“尾随”红二十五军的途中，张汉民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马宗仁与红二十五军接头联系，告知真实身份，双方商议互不侵犯。红二十五军当时没有电台，无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医药器材和军用地图也很缺乏，因此提出让张汉民部设法供应这些急需物品。张汉民当时派人送去几张军用地图，并答应可以派人去上海、西安等地购买电台、药品和医疗器械。
同年4月初，警三旅奉命到宁陕以东阻击红二十五军。接到命令后，警三旅的中共组织即决定：如果两军遭遇，党团员要“枪朝天，打空弹”。在第九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阎揆要，还按照张汉民的指示，把上峰发来的关于“围剿”红二十五军的电报亲自抄写一份，派人将情报送到红二十五军。张汉民则率领第七、九团由镇安、柞水石嘴子出发，“尾随”红二十五军前进。4月6日“尾随”到财神庙，7日到蔡玉窑，8日到曹家坪，9日到九间房。其间，红二十五军在营盘街与张汉民第二次派来的联络人员相遇，问到电台和西药怎么没有送来，回答说派人去了还没有回来。红二十五军领导以为时间已近两个月，所提条件还没有兑现，便认为张汉民是投机分子，决定对张汉民部加以消灭，遂将两名联络人员扣押起来，进行审讯。其中一人供称张汉民在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王曲、子午镇打过红军，这次也曾表示要赶走红二十五军，赶不走就打掉等等。由于偏听偏信，当时也无法了解实情，于是，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决定在九间房打一仗。当警三旅到达蔡玉窑时，曾有地下党员提出：派往红二十五军联系的两名同志至今未归，这事很值得注意，并建议等待派出同志归来后再行“尾随”。然而，张汉民对红军深信不疑，认为已和红二十五军有过联系，双方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尾随”也非一日，双方从未违约开火，不会有什么问题，故继续按照红二十五军完全了解的路线行军。行军中，没有任何战斗准备，整个部队是吊儿郎当的状态。张汉民在途中看到一个掉队的红军女战士，还把自己的马让给她骑，一路与其说说笑笑。9日到达九间房附近时，阎揆要报告：红军已坚壁清野，沟内似有埋伏，部队可在九间房以西村庄宿营，以免发生误会。而张汉民却固执己见，毫无戒备，仍命令部队向九间房开进。到九间房后，部队在做饭时，红军突然发动了袭击，张汉民部被击溃，张汉民被俘。
张汉民被俘后，再三向红二十五军负责人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人说明自己是中共党员，自己的部队有党的组织，说明他与中革军委、陕西省党组织、西安党组织的联系包括与红二十六军的联系，并叫俘虏中的共产党员都站出来，当场就有20多个人站了出来。可是，吴焕先、戴季英根本不予承认，结果这20多人和张汉民本人都被杀害了。张汉民被错杀，杨虎城极为恼怒，认为红军不讲信用。这件事给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对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带来很大麻烦。
九间房战斗前，汪锋正在寻找张汉民的途中。汪锋，陕西省蓝田县人，早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活动。长期负责杨虎城部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渭北特委书记、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红二十六军代政委。1933年秋，任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来到勉县，领导汉中南区的分粮斗争，以及北山、南山两区的游击战，发动了安康起义，参与领导了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的创建工作。当时，汪锋就住在勉县县城以西七八里地的武侯祠，即张汉民警卫团团部驻地，并负责该部的党的工作，在组织上与张汉民部建立了直接关系。1934年7月，汪锋调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1935年春，奉中央局指派回陕南与张汉民及红二十五军联系。为了寻找张汉民部，汪锋独自一人由沣峪口进入柞水县境。4月10日，当他抵达蔡玉窑时，恰好跟警三旅第九团团长阎揆要不期而遇。阎揆要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九间房战斗后，将警三旅逃出的官兵，于当晚收拢在曹家坪，第二天才回驻蔡玉窑。相见后，阎揆要向汪锋讲了九间房发生的一切情况。汪锋立即赶往红二十五军驻地葛牌镇，向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一再解释，证明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自己人，是同志，要求马上放人。结果自己也被扣押，营救张汉民的行动失败。
张汉民被杀后，杨虎城与红二十五军的联系也中断了。
三、坦诚解释化积怨
关于九间房事件，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红十五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可见，这一事件对党的统战工作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汪锋是1935年11月受毛泽东的委派前往西安面见杨虎城的。
汪锋随红二十五军到瓦窑堡后，又被错误关押。直到1935年11月才被释放。获释后，汪锋奉命来到富县东村面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委派汪锋以红军代表的名义，持毛泽东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前往西安，同杨虎城会谈。汪锋接受任务后，将信缝在一件长棉袍里，穿在身上，扮成讨账先生，离开东村，只身前往西安。到西安后不久，杨虎城约见汪锋。杨虎城态度十分冷淡，首先向汪锋提出三个问题，其中两个问题就是对红军的不满：一、十七路军认为红军不讲信用。杨虎城说，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与红四方面军有过往来，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二、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说张是共产党员，陈立夫也对我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对杨虎城提出的问题，汪锋做了详细的回答。关于九间房战斗和张汉民被杀，汪锋坦然承认张汉民被误杀的事实，他说，这首先是我党的重大损失，当然，对十七路军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被杀来反击国民党陈立夫等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没有共产党。汪锋的解释基本上消除了杨虎城的误解，其态度渐渐地缓和了下来。接着，汪锋又向杨虎城陈述了红军的抗日主张和联合的目的。但张汉民被杀事件淤积在杨虎城心中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2月17日，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下，中共中央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博古、叶剑英、罗瑞卿等人参加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张文彬陪同下，到九府街杨公馆拜会杨虎城。会见时，杨虎城再次提到张汉民被杀害和红四方面军单方撕毁合作协定、袭击十七路军的问题。对此，周恩来做了非常坦诚的答复，代表中共做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原来内心还存在的一些疙瘩。杨虎城表示，朋友间的事讲清楚就行了，重要的是加强现在的合作，共同为抗日努力。
张汉民虽然最终被平反昭雪了，但他和几十名共产党员的被杀，无疑是中共潜伏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酿成这一悲剧的因素是多重而复杂的，这一悲剧给党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由于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张汉民的误解长期未能消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军队也有了猜疑，因此这一事件也是陕北错误“肃反”的直接诱因。今天，我们回顾这一历史，就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在新的形势、新的征途中，少犯错误，更好更快地实现伟大的民族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