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期的规划与安排

1873年夏，唐廷枢被李鸿章委任为招商局的“坐局商总”^[9]，除在“上海三马路地方，买屋开设总局”，又于原有天津局栈外，增添“牛庄、燕台^[10]、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以及外洋之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等十九处各设分局，往来揽载”^[11]。郝延平教授指出：“汉口的商董刘绍宗，从前是琼记在汉口的买办……1873年7月初，代表唐景星（廷枢）购买琼记在汉口的岸上资产，同琼记洋行谈判。不久以后，唐景星又送他去日本，为在那里开展揽载业务作准备。”^[12]

经过数年的积极扩充，招商局有了一定的发展。局轮数量与总吨位由1873年的4艘2319吨增至1876年的11艘11854吨。^[13]1876年秋天，忽然传出了旗昌轮船公司拟全部出售其资产。旗昌上海经理于1876年12月经中介人向招商局探询。最后经盛宣怀向南洋大臣沈葆桢筹借官款百万两，再由唐廷枢与旗昌行东面议，终于达成交割协议。^[14]除上海金利源码头外，旗昌拥有多个港口码头，招商局在并购旗昌后实力大增，船队亦急增至29艘，足以与太古、怡和争雄，遂于1877～1878年分别与他们签订“联营协议”或“齐价合同”，从而奠定了招商局在本业的领导地位。局船数量急增，加上与太古、怡和签订齐价合同后，船只除足够于长江及沿海港埠行驶外，更让唐氏能够尝试开辟南洋、美洲及欧洲的新航线。郝延平肯定地说：“在唐景星和徐润的得力领导下，1883年以前，招商局一直发展迅速，以后中法战争阻遏了它的前景有望的发展。如果没有1883～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国在工业上的种种努力也可能会更成功。”^[15]

樊百川教授认为齐价合同对招商局弊大于利。他说：“招商局一半左右的船只和吨位（因与太古分配长江航运利益）被迫闲置或撤到其他航线”，是“断送了此后收回长江航权的可能”。^[16]这个观点颇有商榷的余地，因为他并不体恤晚清政治大环境对民族企业造成的不利因素。外国商人利用本国坚船利炮、条约口岸、协议关税、领事裁判等特权进入中国，本国民族企业并不在公平的环境下与之竞争。相反地，他说：“李鸿章等人满足于‘与怡和、太古设法议和’，就可使‘生意顺手’，每年‘结账皆有盈余’，实现所谓的‘略分洋商之利’。”^[17]其实是十分正确地反映了李鸿章、唐廷枢、徐润等负责人的经营目标。同时，招商局正是由于齐价合同而产生了闲置船只，为随后开拓国际航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他们以河内、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古巴、秘鲁、伦敦等国家和城市为对象，因为这些地方是海外华人的聚居地，生意和利润均有较大的保证。^[18]

具体而言，唐廷枢在1873年6月正式接办后，立即在境外设立分局，承担揽载生意的工作。这些分局包括：香港、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等。由于招商局刚改为官督商办，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十分进取的安排，目的是渐收利权，“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所占尽”^[19]。为了确保公司的持续发展，唐氏等不断增添船只及总吨位。到了1876年，招商局已有轮船11艘，已相对接近当时旗昌洋行的船数，而较太古、怡和的船队为多。此后，招商局并购旗昌洋行的庞大船队和码头，遂能承担开拓国际航线的重要任务。

以下是唐廷枢主掌招商局时创办国际航运的大事年表，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其发展过程。

在唐廷枢出任商总的同治十二年（1873），他因为日本煤便宜，故派伊敦号驶往日本，往来上海、神户、长崎之间。同年底，又派船驶往吕宋。^[20]这是招商局对国际航线的首次尝试。据有关资料反映，招商局的成立使轮船运费明显下降，如“伊敦船赴日本运煤，水脚较美船八折以期推广。商局未办之时，各口运货：每吨日本四元，汉口四两，宁波二元半，天津每担六钱，汕头去货二钱、回货四角，广东二钱或三钱。商局成立之后，洋商并力相敌，日本每吨跌至二元至三元，或一元半；汉口二两，宁波一元或半元；天津每担三钱或四钱；汕头去货一钱或一钱二分、回货二角半；广东一角半或一角。水脚既跌，商贾获利，本局盈余虽减而暗中已收无穷之利”^[21]。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九日，新增富有轮船移准江海关道填给牌照，初十日开往汕头、新加坡等处。^[22]

李鸿章在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七日奏，招商局“计有自置轮船并承领闽厂轮船八号，现又添招股向英国续购两号，分往南北洋各口及外洋日本、吕宋、新加坡等处贸易”^[23]。

光绪四年（1878），派“成大”帆船往日本运煤。^[24]

光绪五年（1879），“和众”船试行檀香山。^[25]

光绪六年（1880）六月，“和众”船开往美国之金山，又添“美富”一船往来琼州之海口、越南之海防。^[26]

直至光绪六年，“招商局轮船向在本国通商各口揽载，其往来东洋、越南、吕宋、暹罗、新加坡、槟榔屿、印度等处，间或有之。奈东洋、吕宋定章多有偏护各国之商船，而局船争衡匪易。其新加坡、槟榔屿等处乃欧洲各船来华大路，力难与抗，遂俱中止。惟越南各口仍可往来，去年秋间派和众一船驶往檀香山一次，虽无大利，亦可合算。本年六月又复顺道开往美国之金山，至秋间又添美富一船协同康济一船，往来琼州之海口、越南之海防等处，生意比前较胜”^[27]。

光绪六年，唐廷枢决定在南洋设轮船招商局分局，并努力招徕侨商资本。据胡海建分析，“自从唐廷枢决定派船前往小吕宋、新加坡、日本等处后，其揽载生意一直向东南亚拓展，直至暹罗（泰国）的孟角（曼谷），这主要是中国驻当地领事陈金钟之子陈善继在发挥作用。陈善继是当地著名华商，与陈树棠、唐廷枢、徐润均乃广东同乡，负责在外洋招股。……唐廷枢等决定在孟角立分局，并禀请李鸿章札委陈善继为分局董事长，并由在孟角的候选知县温宗彦和商贾李汝桐等9人协助陈善继，广为招股，此举使南洋生意日见兴旺，华商入股者众”^[28]。

招商局去年放船走檀香山及美国之金山，因洋船竭力抗拒，乃于本年（光绪七年，即1881年）停行。八月，放美富轮船装运茶箱前往英国。^[29]

光绪七年，“康济轮走海口、海防”，至光绪九年（1883）三月，“康济轮船一号奉饰缴还”。^[30]

招商局美富轮船去年（光绪七年）八月间运茶往英国，至本年（光绪八年，即1882年）二月始行回国。因洋商颇存妒心，遂至无利。越南一处去冬已设立码头，栈房，生意尚佳。^[31]

本年（光绪八年）春，招商局美利轮船改式完成，放去越南装粮，甚属得用。国外航路只有此硕果仅存之一线矣。^[32]

光绪八年（1882），因朝鲜内乱，奉调四船装兵，仅一旬间将登州防军六营全行东渡。^[33]

巴西国的“贾公使屡请招商局放船到彼国通商，希冀鼓舞华工前往彼国，自愿津贴巨款。唐总办因念东洋生意历年未能得手，极欲将致远、图南、美富等船改走西洋，故定出洋游历之行，特践贾公使之约。于（光绪）九年（1883）三月亲临该国面谈商务，连住两月，明查暗访，知彼国黑奴之例未删，款待华工不甚周妥，不敢承揽”^[34]。

光绪九年（1883）“夏间，唐氏与总船主在英国时，曾商定造内河浅水轮船一艘以备越南内河拖带、运驳兼揽货客之用，当付定银一千英镑”^[35]。

本年（光绪九年）“春间值法越多事，招商局所订代越南承运粮米只得暂且终止，其他各国所属海口虽有订约之处，亦不敢造次放船行走。惟致远、图南二轮仍走南洋、新加坡槟榔屿一路，亏折甚巨”。^[36]

值得特别注意是最后三项。商总唐廷枢为了更有效地开拓国际航线，于光绪九年（1883）三月“亲自出洋考察。先至美洲，后游欧洲。其计划在遍访欧美商情，择其确有把握者相与商定，然后回华妥议，再定行止，以昭慎重”^[37]。唐氏经过十个月的外访，于十二月二十日抵沪。胡政曾特别指出唐廷枢这次历时大半年的出洋考察，主要是“探讨‘迭放轮船行走外洋，未能获利’的原因，考察的项目包括欧美和东南亚的码头、船厂、轮船公司及煤矿、铁矿等”^[38]，规划船局的未来发展，其实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可惜的是，经历了1883～1884的经济恐慌后形势急变，唐廷枢、徐润均被逼离开招商局，而国际航线的开拓亦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