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昨天——从胡风和范泉说起

在1949年前的大陆，对于台湾文学关注垂青的有识之士也不是没有。大名鼎鼎的胡风（1902—1985）和不为人熟知的范泉（1916—2000）就是不能不提的标志性人物。

胡风的文学成就，在此不必赘述，与本论题有关的是，早在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胡风就从日文译编出版了《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书。

需要稍加介绍的是范泉。范泉，原名徐炜，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193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上海《中美日报》副刊主编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发配至青海劳改。70年代末被平反，任青海师院中文系教授，1986年从青海调回上海，担任上海书店总编辑。三四十年代起至逝世，他出版了小说集、散文集、论著、译著等三十多种，是一位卓然有成的作家、翻译家。1996年，范泉主编的二千万字、三十分册的皇皇巨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出版，1997年10月获国家图书奖一等奖，被誉为现代中国十大编辑家之一。

范泉曾在1946—1947年间于上海和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评论台湾文学的文章11篇。1946年1月刊发于上海《新文学》杂志创刊号上的长篇论文《论台湾文学》，是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时的文坛，堪称凤毛麟角空谷足音，作者范泉也因此被公认为大陆文学界最早对台湾文学作出认真研究的开山。

范泉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发表的系列论文，有几点值得注意：

1．这批论文中最早问世的一篇是1946年1月发表的，这个时间点有其特殊性：1945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投降，仅仅过了三个多月，范泉就用不长的时间写出了这篇长文，应当说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显然已关注—阅读—思考台湾文学有一段时日了，才能厚积薄发进行写作（他在《记台湾的愤怒》一文中说，“我曾经搜罗了50种以上的论述台湾以及台湾文艺作品”）。如果从1936年胡风为当时的《世界知识》杂志开始译介日文书写的台湾小说算起，台湾文学进入大陆读者和学界的视野，到1946年范泉进行台湾文学评论，也才十一二年。胡风译介日文书写的台湾小说，第一篇就是杨逵的《送报夫》，还有一篇是“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牛车》，加上作为此书附录的杨华的《薄命》（原载于1935年3月出版的《台湾文艺》第2卷第3号，中文书写），都被胡风收入他所译编的《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一书（此书除收录三篇台湾小说外，另收录了三位朝鲜作家的四篇作品，包括张赫宙的《山灵》、《上坟去的男子》、李北鸣的《初阵》和郑遇尚的《声》）。朝鲜、台湾，当时被视为“弱小民族”，又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于台湾文学，胡风译介在前，范泉评研在后，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何认知东亚殖民地文学。

在《山灵》的“序”中，胡风所说的一番沉痛中不乏睿智的话，至今仍值得所有关注、研究台湾文学的人铭记：

几年以来，我们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前面，现在且已到了彻底地实行“保障东洋和平”的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我把“外国”底故事读成了自己们的事情，这原由我想读者诸君一定体会得到。转载了来并不是因为看中了作品本身，为的是使中国读者看一看这不能发育完全的或者说被压萎了形态的语言文字，得到一个触目惊心的机会。⁽²⁾

2．《论台湾文学》一文，一方面明确批评日人岛田谨二氏20世纪40年代初在《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对台湾文学历史分期的三分法（1895—1905，1905—1930，1931—1941），是“不适当的”，是“令人不能满意的”，原因乃在于岛田氏的观察是站在日本的立场，凸现在台日人的创作，而“把本岛人的文艺作品置于附录的地位”。在范泉看来，“本岛作家的努力，而且也唯有这样的努力，才能创造真正的、有生命力的、足以代表台湾本身的、具有台湾性格的台湾文学”；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支持中国学者亚夫氏的四期说（“1924年以前的未开拓期”，“1924—1933年文学运动的酝酿期”，“1933—1937年文学的本格化时期”，“1937年中日事变发生以来内台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期”⁽³⁾）。很显然，范泉对于台湾文学本身及其历史发展是有他鲜明的中国立场的，同时也分明彰显了他的台湾情怀，表现出过人的胆识。

3．系列论文既有对台湾文学的宏观评论，也有对作家个体的具体评点，在研究方法上两者结合，给读者诸多启迪。范泉除了在《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里读过杨逵的《送报夫》，在台湾光复后杨逵“自台湾寄给”他的书中，他又得以更多地了解了杨逵，说他是个“能运用多种多样艺术形式的”、“真正的台湾本岛作家”。范泉最早阅读杨云萍是在西川满编的那册台湾文学集里，还翻译过杨云萍的一首诗，在评价杨云萍时，指出他“兼有杨逵的丰厚的光彩和龙瑛宗的静谧的抑郁”⁽⁴⁾，话虽不多，却把三人的风格神韵概括得十分准确，显示了一个杰出的编辑不凡的识力。

4．范泉不但关注小说，也关注鲜有人研究的戏剧，以使不同样式的文艺活动在台湾更有影响力。其实光复以后，大陆有不少戏剧工作者随剧团赴台演出，一时蔚成风潮，但研究者寡，范泉写《台湾戏剧小记》一文，可谓用心良苦。他明确指出，台湾的戏剧起源于大陆，他高度肯定，“在台湾戏剧运动史上并不曾沾有一丝异族的污点！”

5．范泉对台湾文学的观察兼顾了几个方面——他还特别将台湾高山族的传说文学纳入观察的范围，眼光相当超前。范泉阅读了日本人的书中近200篇高山族传说，又从台湾人的口里亲耳听说了一些原始传说，加以“批判地整理”，亲自译介了15篇高山族的传说，合编为《神灯》一书。在作为《神灯》后记的《台湾高山族的传说文学》的这篇文章中，不但梳理了高山族人的一些奇异习俗，还意译了一段高山族人的恋歌，称赞它“是艺术发展到最高峰的情感的作品，是洋溢着生命的活力的”。他明示了他整理工作的八项原则，特别强调了以少年读者为对象，足证他对台湾文学的关注和介绍，是有着自觉的意识和崇高目的的。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范泉1946—1947年间发表的这些评论台湾文学的文章还引发了不久之后在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出现的有关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1947年11月到1949年6月发生的这场论争，对日后台湾新文学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⁵⁾杨逵、欧阳明、赖明弘等论争的重要参与者都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范泉《论台湾文学》中的论述，特别是，他关于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的见解得到了台湾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与热烈响应，对这场论争“起到了定音定调的作用”。⁽⁶⁾

这一时期，范泉还栽培提携了欧坦生这样的在台外省籍优秀青年作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在暨南大学福建建阳分校读过书的欧坦生，由该校的教务长许杰教授介绍，给当时主持在上海出版的著名刊物《文艺春秋》编务的范泉投稿，范泉帮助他连发了6篇小说（《沉醉》、《十八响》、《鹅仔》等），逐渐引起文坛瞩目，杨逵赞誉他“写出了真正的台湾文学作品”。在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欧坦生是一个有着很好发展前景的作家。也正是通过这类工作，范泉为刚刚摆脱殖民地桎梏、处于历史过渡期的台湾文学做着实实在在的事。

当年的胡风正是出于前瞻的思考，提出“把‘外国’底故事读成了自己们的事情”的愿望，在范泉的践行中成了现实，从这一点看起来，在大陆全面铺开对台湾文学的研究30多年前的光复初期，范泉以其系列论文显示出的先知先觉的前瞻眼光和卓特识力，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实在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有力的传承发扬。

如果说，胡风是向大陆推介台湾文学的第一人，亦允称世界汉译日语台湾文学的第一人；那么，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说范泉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第一人”，他对台湾文学开创性的研究，也被台湾进步文学界誉为“台湾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确是实至名归。

台湾没有遗忘范泉，大陆更不应该遗忘范泉。历史的启示告诉所有后来者，谈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不能不从先驱者范泉说起。必须返回历史原点，让被尘封近70年的史实为更多人所知。

纵观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的发展历史——从40年代范泉的一帜独树，经过30多年的空白期，到80年代的百舸争流，又过了35年，看如今几近千帆竞发的热烈场景，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来，由研究“台湾香港文学”起步，中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过渡，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竖起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大旗。时至今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绩有目共睹。之所以能臻于此境，35年来，几代学人、作家为此做出了长期的不懈努力。古人云：三十而立。已过而立之年的大陆台湾文学研究该是到了作个阶段性小结的时候了。经验需要总结，教训需要反思。作为一门学科，而且据说还成了一门“显学”，从学科边界与命名这种基础性的问题到研究格局的建构，研究场域的设定或延展，学术梯队的形成与后继者的培养以及研究与教学的交叉，传播与研究的互动，新局面的开拓，等等，都需要冷静客观理性地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