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天：对于进一步发展深化的设想

回眸来时路，三十五年不寻常。变，无疑是其间最基本的走向。从浅表的介绍、印象记到学科建制化、学院批评的展开，从散兵游勇的个人作为到集群式的重掌出击再到有组织的行为，从零打碎敲、“有什么材料写什么评论”、“拣到篮里便是菜”到有计划有布局的学科建设，从偶然的邂逅相遇到有学术意图的自觉选择，从半路出家仓促上阵到科班出身、训练有素、有备而来，从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到多元新方法的引进，从一步步走近台湾这陌生的天地到一头扎进“自己的天空”，从对立的偏见误解到相互包容密切沟通，从“统战”的质疑到承认“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比台湾的台湾文学研究起步还早”，从他人认为的“弱智学科”到实绩有目共睹……在变中求进，在进中求深求新，三十五年的奋进路确然是越走越宽广。“显学”抑或“边缘”？其实都无所谓，说“显学”，未免夸张，说“边缘”，应是实情。其间的得失短长，倒确实需要理性的总结，更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拓新境。

展望前路，总的理念是：（1）以全面性的史料建设奠实研究基础；（2）促进学术本位的理念走向成熟；（3）力倡个性化的研究新范型与人才培养的新范式；（4）以整合研究、整体视野消解盲点与误区；（5）深化国际与两岸间的全方位学术交流。

接下去的研究、教学、对话该如何进行？必须认真思考，特别需要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学术设想。

为此，笔者不揣浅陋，略陈数端如下：

1．补强薄弱环节，以求深度与广度的结合。日据时期乃至更前期的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还十分薄弱，这一时期文学史料的挖掘，台湾学者自90年代以来已做了大量很有效的工作，并正式出版了不少成果（如《全台诗》等），现在两岸来往又非常方便，大陆需要尽快全方位引进，善加使用，以使整个台湾文学史研究达到全覆盖。对90年代以后台湾文学新人新作的研究，是另一短板，此一时段的创作积累了一些台湾过去几十年都未有的文学新经验，需要从多方面加以解读和研究。台湾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但两岸学界对此的研究似乎都严重不足，必须加强研究力度，为此，需要有更多精通外文又有志于此的青年学人投入。

2．新编《台湾文学史》，为大《中华文学史》的编撰奠基。20多年前，大陆曾出现过一波《台湾文学史》书写的热潮，其普及作用或“启蒙”意义自然应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但其实当时大陆尚未具备书写《台湾文学史》的必要条件，一是对台湾文学的很多史料并未充分掌握；二是在文学史观上还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三是研究团队本身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还刚起步不久，水准参差。

新编的《台湾文学史》应精要简约（30—35万字以内）；作者既要有理论修养以赋予新的文学史足够的高度，又应建构自己新颖切实的文学史观，还须吸纳近几十年两岸学界掌握的所有新旧史料和研究成果。学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那样的架构笔力，或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序言》（1917—1927）那样的格局见识加以书写，以能外译为英文、日文等主要语种的《台湾文学史》为目标，以便向国际学术界推介大陆学界几十年来对于台湾文学研究的实绩，让外国学者了解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所达到的高度。

一部真正好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研究史，不能仅仅是记事的史，更应该是见人的史，是有血有肉有魂有人的史，是还原历史现场的有细节有温度的史，而不是干巴巴的只有几根骨头几条筋的东西，只见政治正确、意识形态主导的东西，或者一味堆砌名词术语、玩弄概念游戏，或者云山雾罩、凌虚蹈空、大而无当的东西。我们反对“以论带史”，更拒绝“以论代史”，而戮力坚持“以史为基”，“论从史出”。钱锺书就不喜欢抽象空洞的文艺理论著作（遑论史著？），认为那里面装的好多是陈言加空话，他曾经在《读〈拉奥孔〉》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过这样一种学风：“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¹⁰⁾他明确地主张：“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¹¹⁾

当年钱锺书殷殷期望能出现这样的“学士”：“拾穗糜遗，扫叶都尽，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名实相符，犹有待于不耻支离事业之学士焉。”⁽¹²⁾

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编写一部整合两岸三地、兼容雅俗、摒除意识形态偏见的大《中华文学史》提上议事日程，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编写团队可集结两岸三地的学者（借鉴两岸合作编撰《中华大辞典》的模式）共襄盛举。

3．学术会议弃大取小。举办专题性的小型会议（议题设定为单个作家、作家群、流派、社团、期刊或其他特定对象），以能真正展开深入的讨论，尤其要鼓励、提倡不同学术见解的交流、争论，在切磋、驳诘中扎实推进台湾文学研究的深入。2014年11月底，笔者参加的福建师范大学和台湾东吴大学在福州合办的“两岸三地林燿德著作文本研讨会”（与会者不超过40人），就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

4．编写、推广多样化的教材。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70多所高等院校在本科开设‘台港文学’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课程”⁽¹³⁾。教材需求迫切，但不必定于一尊，要鼓励多样化。以本科生为对象的教材（侧重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知识的传授）与以研究生为对象的教材（侧重文学史知识与学科理论的结合）应有所区别。教材既要及时反映台湾文学的进展，又要贴近大陆乃至两岸学界的研究前沿，不时更新充实。要有计划地在全国高校中进一步推广有关台湾文学（以及港澳、海外华语文学）课程的开设，举办有关的高级研修班，深入探讨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问题。特别注意加强内陆和西部偏远省区这方面研究与教学人才的培养，改变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教学长期以来由东南沿海省份与京、上、广支撑的不平衡局面。

5．研究生培养要提高质量，提高效率。要注意招收精通日语、英语的学子专攻台湾文学研究。研究生论坛应延续进行，研究生培养专题会议或研究生导师论坛也可开成两岸的或多边的。改变过去硕士生大多改行就业的状况，提高台湾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攻读台湾文学方向博士生的比例，使新生研究力量得到可持续发展。或可在硕博招生中适当注意连接性乃至有一定倾斜，各校在学科建制的“大盘”中适当考虑台湾（以及港澳海外华文）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有一定占比，因为这类人才的培养关系到两岸文学的整合及整个中华大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没有这样的大局观念或前瞻远见，我们将付出本可不必付出的代价。

6．开辟两岸合作、国际合作的新天地。为中青年学者创造“在地研究”（驻台、驻美、驻日）的机会，让他们有条件亲自搜罗史料，躬身田调，与台湾老、中、壮、青、新几代作家亲密接触、直接对话，为研究者与创作者之间的理解沟通架设桥樑。

7．以东亚视野、国际视野、全球视野研究台湾文学，以立于国际学术界前沿。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要与台湾地区的台湾文学研究，以及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美国的台湾文学研究形成同步对话关系，改变大陆学界对其知之甚少乃至某些方面滞后的状态。

8．进一步加大国家、部、省、厅、校各级科研基金、项目规划基金对台湾（以及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以切实措施鼓励中青年学人以台湾（以及港澳海外华文）文学为研究方向，使大陆的台湾（以及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后继有人甚至后来居上。

新的挑战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无所作为。愿两岸台湾文学研究者协同一心，共创台湾文学研究新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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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曹惠民，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0）阶段性成果。

(2) 胡风：《山灵·序》，见胡风译：《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3) 范泉：《遥念台湾》，人间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1 页。

(4) 范泉：《遥念台湾》，人间出版社2000年版，第55 页。

(5) 可参见曹惠民：《“桥”与“路”——“1947—1949台湾新文学思潮论议”略评三则》，《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2期。

(6) 陈映真：《范泉和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4期。

(7) 刘登翰：《走向学术语境——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二十年》，《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

(8) 各校培养数量的具体情况是：福建师范大学15人、苏州大学10人、南京大学9人、厦门大学9人、复旦大学7人、山东大学7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6人、华东师范大学6人、北京大学4人、暨南大学4人、北京师范大学2人、中央民族大学2人、浙江大学1人、武汉大学1人、四川大学1人、吉林大学1人、华中师范大学1人、上海大学1人、山东师范大学1人、扬州大学1人。

(9) 孙绍振：《刘登翰〈海峡文化论集〉序》，引自刘登翰《海峡文化论集》，江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10) 钱锺书：《旧文四篇·读〈拉奥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7页。

(11) 钱锺书：《旧文四篇·读〈拉奥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12) 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54页。

(13) 饶芃子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