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翻译生涯里,迦尔洵、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对鲁迅的价值是异乎寻常的。《域外小说集》就有迦尔洵、安德莱夫的作品。直到许多年后,谈到俄国小说,鲁迅对他们还是念念不忘。北京时期,鲁迅从迦尔洵、安德莱夫又延伸到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细读他们的小说,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俄国文学的重要作品,在鲁迅留学时期的日本是有一些译本的。但何以选择了迦尔洵与安德莱夫,这有鲁迅的寄托在。此后的翻译,在人的选择上,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思路。不是依据名头,而是看自己的兴趣,和审美的空白的填补,这个考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

《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文学梦的开始。所选择的作家,在鲁迅看来都是中土最稀缺的。鲁迅后来回忆说: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2)

他们的梦并不久就被现实击碎了。因了审美的超前和语言的古奥,读者几乎没有反应。这是很大的打击。出师不利并未改变自己的审美爱好,一方面对自己所译的作家的作品是心服口服的,一方面也开始调整自己文学路的方向。他们不求闻达,只是不断借着域外文学,刺激自己的精神觉态,这对周氏兄弟是重要的。

日本经验里,似乎没有比俄国文学的元素更让周氏兄弟动情的东西,即便有一点,也是可以称道的。据周作人回忆,鲁迅留学的时候,正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涌动的时候,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屠格涅夫的书在知识界颇受欢迎。(3)他们那时候关注俄国的文学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是自然的了。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研究夏目漱石和鲁迅的时候,发现了那时候的日本最好的作家和鲁迅一样,共同把目光投射到俄国文学之中。而中国留学生那时候关注俄国,与欣赏民粹主义传统大有关系。(4)从相关的资料里,能够窥见俄国文化的影响力,在革命倾向的读书人的延续。

按照藤井省三的理解,日俄战争对日本的现代知识界的影响甚巨,其间对鲁迅的辐射力也不可小视。这个看法是对的。俄国的挫折与中国的挫折几乎相近。而那时候俄国关于战争的小说在日本的流布,似乎也能解释俄国人内心的问题。鲁迅是否意识到夏目漱石与俄国文学的关系,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但如果他发现了日本作家对俄国文学的推崇的态度,那么连带对中国在甲午海战的失败的记忆,俄国人对他的吸引力要超过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

留日时期对外国文学的喜爱,从他后来的言谈里都可以知道一二。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说得明白,《域外小说集》是倾向于俄国传统的:

《域外小说集》两册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斯尼亚人一人二篇,芬兰人一人一篇。从这上边可以看出一点特性来,即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一是偏重被压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国的安特莱夫(Leonid Andrejev)作二篇,迦尔洵(V.Garshin)作一篇,系豫才根据德文本所译。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莱夫,我所能懂而喜欢者只有短篇《齿痛》(Ben Tobit),《七个绞死的人》与《大时代的小人物的忏悔》二书耳。那时日本翻译俄国文学尚不甚发达,比较的介绍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们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别无翻译的意思。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一篇关于俄文学的绍介或翻译,一定要去买来。(5)

吸引周氏兄弟的是俄国人的忧郁与写实的精神。俄国文学呈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画面,而是在不完美里的搏击与突围。在周氏兄弟的经验里,那时候的中国与留学生队伍,其实也正在一种混乱之中。可是对这的乱象能够清醒地认识者,不是很多。俄国文学以智者的怪异而丰富了人对自己的认识,那种快感里的聪慧所散出的爱欲的光,抚慰着一切受难者。鲁迅其实内心也意识到,自己的同胞,也在这一苦海里,把清醒的目光扫描到的人间真相告知国人,没有什么比其更重要的了。

而俄国呈现的不都是镜子里的幻象,真的价值是人的内在思想的流动。心灵的苦难与企盼以缠绕的方式纠葛着一切。不是觉醒的人,可以做到此点么?大约是难的。同样是落后的国度,俄国却有着悲悯者的歌哭在,而中国的文人却在睡着,对比起来,岂不可叹也夫?鲁迅大概觉得,心的觉醒,真的该到来了。中国人要走的路,是与此相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