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共情的冰斧 一个人类学学者和她的全职妈妈朋友们

模糊的“无定论”状态

四年前“三八”节当天，我参加了社区举办的插花活动，到了现场我才知道，这次活动承办方是“童府妈妈学社”，一个社会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对于这个组织我有所耳闻，知道其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全职妈妈”，就这样，我与组织负责人文丽女士相识，结下了日后撰写本书的缘分。

刚刚接触，文丽就向我咨询，作为一家社会组织如何定位，如何申请项目以及如何申请资金。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其实她就是想咨询作为一家社会企业该如何生存。

为了组织“求生”，文丽找寻过很多机会，但是也多次碰壁，文丽曾经联系当地妇联，作为挂靠单位，但是妇联负责人回应，她们或者助力企业女工权利保护，或者支持社区待就业妇女，或者援助遭受家暴的妇女。全职妈妈们，既不是女工，也不是失业妇女，更算不上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在妇联所框定的支持范围内，全职妈妈都擦身而过。

在争取项目支持时，文丽经常会听到人们的质疑：

“老公收入高才全职得起，都是有钱人还跟我们抢资源？”

“有时间去申报项目为啥不回去上班呢？”

四年前，在武汉这座二线城市，人们对于全职妈妈这个群体的包容度非常有限，大多数人都将全职妈妈等同于“不愿意上班”“娇气”，全职妈妈一旦在聊天中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就很有可能迎来一拨“劝上班”的热议。而在女性群体中，全职妈妈会获得广泛支持吗？并不。

职场妈妈很难与全职妈妈产生共鸣，对于背负事业与家庭双重担子的女人们，她们对全职妈妈怀有羡慕与鄙薄的复杂感情。

未进入婚姻的女性更难与全职妈妈产生共鸣，对于她们而言，生活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积累多年的“资本”正在等待变现，她们无法接受全职妈妈们所呈现的“未来”，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前途。

甚至，遭受着家庭变故的女性们对于全职妈妈也不太友好。

我指导的学生在区妇联“反家暴中心”实习，期间，她整理了三十几份由于家庭暴力而寻求妇联支持的女性笔录文件，其中不乏这样的话：“我又不是没有收入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他（老公）凭什么这样对我？！”隐含的意思不言而喻，表述者认为自己作为有收入的职业女性，老公不应该家暴，但是，如果自己是没有收入的全职妈妈，那么老公“家暴”就有了“合理性”。

网络上对于全职妈妈群体的声音就更加不友好，如个别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将全职妈妈群体称为“婚驴”。这个称谓固然表达了两性关系中男性对于女性的剥夺与压迫，但是这个称呼本身所侮辱的无疑是女性，加重了对弱者的暴力，那些正在遭受婚姻不幸的全职妈妈在网上倾诉和寻求帮助时，得到的回应却不乏“咎由自取”式的凌辱。这些观念和说法本质上是拒绝共情的“弱者有罪”论，折射出这些所谓“不婚主义者”的冷漠。

无论在职业分类体系，还是在公众舆论氛围，全职妈妈仍然处于“无定论”状态，她们是一群身份待定的人群。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分析了人类思维结构中对于“模糊”的恐惧，人们容易接受明确分类的人或者事物，同样，人或者事物越能够被准确分类则越容易被接纳，很多文化排斥双性人，就是因为双性人的性别特征难以进行归类。人们也难以接受诸如蝙蝠等动物，也是源于它们特征介乎鸟与哺乳类动物之间。人类这种以分类为基础的思维特征也得到脑神经科学研究的支持，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分类来建立认知结构，通过结构来认识世界。一旦人们接触到无法分类的现象，就会引发系列的消极反应，“污名化”“歧视”“敌意”“抗拒”都是消极反应的表现。我们现今社会习惯以职业身份来认知个体，根据职业定位来建立与个体的相处方式，身处于职业体系之外的全职妈妈容易引发人们的认知焦虑，从而招来了各种显性和隐形的“歧视”。

这种身份模糊的状态一方面使得社会很难判断她们的真实处境并且予以恰当的接纳；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全职妈妈们缺乏内在意义的支撑，陷入到自我认知的迷茫。内在意义是人进行自我整合的核心要素，只有觉察和发现内在意义才能推动人不断前进；内在意义也会增加人面对坎坷的韧性，让人们更容易建立心理调适机制，理解困难与压力，积极找寻应对的办法；内在意义还是回顾并获得人生满足感的基础，有了意义才能够搭建起安放自我人生第一层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