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作为极具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自建国开始就十分强调限制政府的作用。所以，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陷入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虽然借鉴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但终归没有在二战后成为西欧和北欧那样的福利国家。与欧洲福利国家相比，美国老年、遗属、残疾保险（即OASDI，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所提供的待遇水平并不是很高，而美国政府所提供的各种救助或福利津贴往往条件比较苛刻，且待遇水平不高。这种政府保障体系虽然有利于以职业养老金为代表的员工福利计划在美国的迅速发展，但也使得美国政府在帮助底层民众摆脱贫困上常常投入不足。这就为民间慈善活动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底层民众的各种自助活动也比较活跃。

从历史上来看，以教会为代表的传统民间力量最初在美国慈善事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教会等传统慈善力量在解决贫困等问题上越来越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以基金会为代表的各类慈善组织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并在慈善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为基金会提供资助的社会资本有着其自身的原则和目标，这经常与接受资助的团体的目标和规则相冲突。其结果是，很多慈善计划或自助计划在接受资助后偏离了原来的目标，而另外一些计划则因为不愿意做出改变而筹资困难。

在美国，已经有许多慈善领域的著作，但它们大多是阐述私人基金会的资本议程是如何实施的，从而总结经验和教训。本书的作者既是学者、教师，也是相关活动的参与者和研究者，这使得她能够从新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去分析这样一个关键问题——美国公益慈善支持自助扶贫项目为何没能有效缓解贫困？本书并没有将基金会看作擅长实施明确的资本主义议程的封闭系统，而是侧重于论述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对3个经典案例的全景式分析，告诉读者，私人基金会从财富管理视角理解的公益慈善，与工会、受助者从自主、自尊、自助角度理解的公益慈善，不仅有着显著差异，而且存在矛盾和冲突。私人基金会本身就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并从中获益从而得以维持和发展，这就使得私人基金会不会去批判或攻击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或逻辑。而出于募集更多资助等方面考虑，公益NGO、工会通常会背离中立协调角色，在谈判博弈中倾向于接受基金会的观点或立场，其结果往往使得自助扶贫计划偏离其宗旨，无法实现其帮助成员长期脱贫的目标。特别是，本书突出强调了他们之间如何通过交流、谈判去转变或淡化非营利组织原本议程的“激进性”，并最终将慈善计划转变为基金会领导可以接受的“合意”项目。

在研究中，作者选择了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央山谷作为考察的区域，可能是考虑到了这个区域的典型性。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既有“硅谷”这样的高科技产业中心和“好莱坞”这样世界驰名的影视产业基地，也有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著名的高校，有最为发达的现代金融业和制造业，还有美国最为发达的现代灌溉农业。而中央山谷地区虽然是最富裕的农业地带和食品加工业中心，但也是美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而且，这里的贫困问题不仅与工业颓废、非法移民工人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更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密不可分，因而十分具有代表性。作者选择的3个案例的时间跨度非常长，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再到21世纪初，基本勾勒出了贫困问题在中央山谷地区长期存在的脉络，以及围绕解决贫困问题而奔走的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长期以来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所资助的各种计划无法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原因：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金会为了不触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而对其资助的计划设置了各种限制，涵盖了劳工组织、罢工、抵制、移居权，以及坚持让行业为农业工人和移民所遭受的持久虐待负责等众多方面，也就相当于避开了贫困问题所产生的根源。

以为期2年的档案和人种志研究为基础，本书的3个案例各具特色。

第一个案例以档案研究和个别访谈为基础，聚焦于私人投资者与加利福尼亚农场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描述了社会运动领袖塞萨尔·查韦斯与运动的资助者之间是如何协商与妥协并最终导致自助运动发生转变的。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以及查韦斯和慈善投资者之间白热化的对话开始，查韦斯一直在接受资助者的条件与维持运动的本来面目之间进行着艰难抉择，一直在寻求妥协。基金会愿意资助不断发展的服务于农场工人的一般管理活动，但不愿意为工会活动、抵制、罢工等提供资助，因为后者挑战了个体种植者的利益或农业产业结构。当自助运动面临最严峻挑战的时候，查韦斯最终退出工会组织并转向合并之后的非营利“运动机构”，从而使他所倡导的社会运动与工会分道扬镳。为了使新组织获得必要的资助，查韦斯最终接受了基金会的要求，推动农场工人自助计划的转变。此后，自助方案只为那些需要技能、教育和慈善事业的穷人提供帮助，而不再为那些争取自决权、社区控制权和经济权利而斗争的工人提供帮助。

第二个案例采取无限制个别访谈法、参与性观察和专业项目资料分析法，印证基金会主导的大规模倡议掩盖自己的实际利益，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央山谷的贫困问题。它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后福利改革时代移民参与合作的政治历史、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揭示了移民参与合作计划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它不仅剖析移民参与合作计划的内涵及其语境环境，而且重点分析了参与者如何被接受、如何被拒绝、如何协商决定公民参与框架，包括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是如何缓和该地区的成员合作伙伴的组织议程的“激进性”、如何向组织议程中加入新的专业的制度实践，以及如何分裂工会联盟建设。虽然这种协作结构已经被证明是臃肿的，而且还会分散成员组织的注意力，但是公民参与框架引入了多方战略性谈判，并创造了开展新的组织活动的机会。遗憾的是，由于移民参与合作计划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即它的合作伙伴们是通过资金链条组织在一起的，使得计划更多地受到资本的操纵，缺乏对移民问题和集体组织战略的共同分析，因此，它的合作伙伴们在吸引新的资助上存在分歧，并最终走向解散。

第三个案例采取与第二个案例类似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理论上看似“双赢”的计划在现实中是如何走向失败的。在从移民参与合作计划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之后，一位项目官员设计了一个倡议计划，其核心是“双赢”模式。这个“双赢模式”强调的是，当时在农业快速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经营成本（例如土地、水、设备、劳动力和管理成本）高于南半球国家，人力是可以提升竞争力的唯一的可塑性投入。在无法承担成本变动风险的情况下，农业经营者（即种植者）要保持竞争力可以考虑在人力资源开发上有所作为。另外，在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同时，工人可以通过学习新技能并在工作场所和农业社区中发挥领导力来提高生产力。因此，寻找促进种植者和工人合作的策略，既能够增加农场利润，提高工人收入，又能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但是，双赢模式压制了抱有旧观念的工会组织，还产生了缺乏进步社会想象力的新框架，它也不允许挑战种植者经济利益的问题，许多社区组织机构也没有解决农业工人最关心的问题。而且，这种运作模式既使种植者和工人在这个时期都遭受到财务不安全的痛苦，又没有解决来自墨西哥贫困地区移民不断涌入的劳动力系统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这种观念并没有被人们所完全接受。

总之，在这3个案例中，为了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助计划的私人资助者和慈善专业人员总是通过伪装、隐藏或转移优先事项，从而让计划远离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实际上是避开了他们声称要解决的贫困问题。由基金会设定讨论的议题，常常意图使人们注意穷人的不足、行为和责任，从而将关注点从那些产生并维持贫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关系中转移出去，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这种不平等的体系。这正是这些计划最终都未能缓解贫困的根本原因。

中国慈善事业也正在快速发展之中，特别是中国正在巩固脱贫成果，慈善事业发展亟须得到民间资本的支持。本书虽然以美国的特色案例研究为基础，但仍然可以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提供许多经验和教训。例如，本书对“合作倡议”“公民参与”“双赢模式”等方面实践活动细致剖析，可以为国内开展相关实践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书将叙事分析、话语分析、档案文本分析等多种质性研究方法运用于3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扎根实景，逐步全景呈现了私人基金会、工会和公益NGO的体制结构、专业化服务和谈判博弈过程和结果，使导致3个自助扶贫项目失败的机制逻辑跃然纸上。采用同样的风格，作者以案例的形式提出了重构伙伴关系构建双赢模式的建议。这种质性方法全景分析对学界相关研究也具有很强思路和方法指导意义。

十分感谢上海研究院现代慈善研究中心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提供资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供的支持。

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郑秉文教授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和建议，上海研究院现代慈善研究中心徐静老师提供了许多帮助，我的学生田梦玮、施葹、袁迎辉、李俊彦、林孟瑶和丁锦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孙永勇于武昌桂子山

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