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骆驼
上篇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恳请我前往柏培拉的电话。此人自称是我的父亲。他的语气虚弱，甚至有些哀伤。他说：我快死了，但愿父子能见上最后一面。
那一瞬间，仿佛是有人告诉我，在遥不可及的地球背面有一只似曾相识的蚂蚁生命垂危，想跟我握个手。我没有答应他，不管电话那一头仍在苦苦哀求，我果断地挂了电话。
我坚信我的绝情和冷漠是遗传自给我打电话的人，他咎由自取。但放下电话之后，我很快产生了些悔意。因为我想起了骆驼，那是父亲留给我的仅有的温暖、动人的记忆。
尽管很短暂。
我没见过几回父亲，对他非常陌生。他离我也很远，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曾经是援非医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索马里待了三年。回国后不久，他从省医院辞职回家，一个人离开了中国。当时，我出生才八个月，还在母亲的襁褓里，完全不知道父亲和母亲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据母亲后来的描述，父亲离开那天，我哭喊得特别厉害，好像从此再也见不到父亲那样，哀嚎得撕心裂肺，最后爬着从床上滚下来，爬着往门外追赶父亲，被高高的门槛挡住了去路。我想，母亲的描述有些夸张了，八个月大的孩子懂什么生离死别？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追问得最多的事情便是父亲究竟去了哪里。母亲的答案模棱两可，经常指着非洲地图，手指滑到哪里，父亲就在哪里。一会儿说在尼日尔，一会儿说在赞比亚，她也没有弄清楚。
后来有一些事情我弄清楚了。父亲援非期间，母亲闹了是非，确切地说是绯闻。“谣言”在她的单位满天飞，说她夜里经常用头巾遮掩着脸闪进电影制片厂一个陆姓导演的宿舍，一个小时后匆匆出来，消失在芒果树成排的院子通道中。省城并不大，圈子更小，父亲一回国便被母亲的流言蜚语包围，像掉进了粪坑里。母亲替自己辩护，说那是竞争对手造谣，她根本就没进过电影制片厂的大门，跟陆姓导演也只是在摄影棚里见过一次，她应邀前去给女演员们指导印度舞。然而谣言里的细节如此细致逼真，偷情者的举动神态纤毫毕现，父亲不相信只是空穴来风。母亲有口难辩，一头撞到了省文工团排练场的玻璃镜墙上，头破血流，并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事情反而闹得更大。父亲死爱面子，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见任何人，从早到晚用针扎假人，有时候还扎自己，身上扎满了针，像一头箭猪，直到一年多后离开中国，远走高飞。
我唯一弄不清楚的事情是我到底是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母亲是坚信不疑的，但好像父亲并不那么坚决，因为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任何父子之情，他连信都没有给我和母亲写过。只有一次他给他的弟弟写过一封信，让他的弟弟转告我们：他在索马里靠近亚丁湾的柏培拉市。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
我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在这世界上我仍有一个似是而非的父亲。
有时候，有可能，还有另一个同样似是而非的父亲。我见过陆姓导演。六岁那年春天，在电影制片厂门口，母亲推着自行车带着我。我坐在后座，双手拉着她的衣服。我们不进去，只在门卫室从外往里面张望，与电影制片厂就差一个铁栅栏。进进出出电影制片厂的人川流不息。母亲戴着头巾，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大约半个小时后，一个高个子、戴白色羊毛围巾的男人从电影制片厂里低着头走出来，眼镜是茶色的，文质彬彬，他旁若无人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母亲用自行车拦住了他的去路。
犹如一只鹿无意中撞上一头狮子，他惊慌的表情生动地印在我的脑海，至今仍然清晰。
母亲只和他说了一句话：“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别在电影里扯上我！”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母亲已经掉头，拂袖而去。
我问母亲：“那个人是谁？”
“什么也不是！”母亲对着我低吼了一声，然后推着自行车急匆匆地把自己淹没在行人里。我回头看那个人。他耷拉着肩立在电影制片厂门口，远远看去，他的背竟然有点驼，背部靠肩处明显隆起，像一头电影里的单峰骆驼。
我估计那个人就是陆姓导演。两年后，我在晚报娱乐版的一篇电影报道中一眼认出他来。照片上的人跟我见过的一模一样，连围巾和眼镜都一样。但报道上说，他已经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了，最新导演的爱情电影很快就要跟观众见面了，女主角是一名舞蹈家。
在我九岁那年冬天，萧瑟的景象随处可见。我在乡下的外婆家过寒假，在一块种满番茄和法国豆的稻田里，正在跟外婆挖土豆。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骑着一匹银灰色的骆驼，似乎一下子便认出我来，对我格外亲热，从骆驼背上的布袋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引诱我。但我没有迎上去，哪怕他给我最期盼的手枪，我也不会伸手，因为我不认识他。而且，我被骆驼震惊了。这里从没有骆驼出现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真的骆驼。很高大，腿很长，庞然大物，像是天外来客，或者是电影里走出来的巨怪。它有两个驼峰，高高的，父亲坐在后一座驼峰前。它的脖子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长。它把嘴巴伸向我，先是嗅了嗅，然后露出洁白的牙齿，好像要吃了我。我惊叫着呼喊外婆。外婆的耳朵早就不好使了，感受不到我的惶恐。我使劲摇她的肩膀。她把头从还算茂盛的土豆苗里拔出来，借着夕阳的余晖看清了眼前这个男人。
“他是你爸。”外婆对我说。
父亲从骆驼上跳下来，走向我，说要带我离开这里，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我不知所措。外婆没有反对，或者她因为慌乱而忘记了反对，更可能的情况是她还没有搞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外婆老糊涂了，经常是今天才对昨天或几天前发生的事情恍然大悟，然后懊悔不迭、捶胸顿足或哑然失望。空旷的田野只剩下我和外婆，现在又加上一个叫爸的陌生人。他长得也很高大，身材瘦长，仿佛有骆驼那么高，穿着蓝色的运动秋装，白色回力运动鞋，银边眼镜挂在他的脸上小得明显不匹配，显得鼻子很长。当然，他的脸也长，还有点黝黑，但看上去很俊朗。我感觉他跟其他人的父亲都不一样，但我也说不清是好，还是不好。地上一堆土豆孤零零地躺着，远处有几尊新扎的稻草人。番茄熟了，青里透着红。二舅给我制作的手推车安静地站在父亲的脚边，在一匹骆驼面前显得特别幼稚、弱小，我担心骆驼蔑视它，一脚将它踩碎。
父亲将我抱到骆驼背上，让我坐在前座。这匹骆驼刚好两个座位，刚好够两个人坐。那是我第一次骑骆驼。我很害怕。好高啊，像坐在悬崖上，外婆顿时显得很矮小。不知道为什么，外婆的眼泪像土豆一样从她深陷的眼窝里攀爬出来，在脸上滚动。她茫然不知所措。
父亲在前面牵着骆驼，到了漉水河，他才上了骆驼。当他要快马加鞭跑起来时，母亲突然出现，从侧面包抄过来，双手张开，披头散发，像一只母鸡拦住了雄狮的去路。
骆驼停了下来，仿佛突然发现一切都如此陌生和凶险，瞬间明白误入了世界，它有点惊惶，也有点迷茫。母亲嚎叫着让我从骆驼上“滚下来”。如果是在平时，我不会有半点儿犹豫，立马听从母亲的命令，但当我骑上骆驼的那一刻，就感觉高高在上，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遥远的世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迷恋上了骆驼雄厚坚实的背脊。我希望母亲的怒吼变得越来越弱，到最后变成默认。但情况正好相反，她声嘶力竭的叫喊震颤了我。我快坐不稳了，回头看看父亲。他露出了陌生而无力的笑容。母亲拖着我的左腿，将我从高高的骆驼上拉了下来。我重重摔在地上。
骆驼仰起高高的头颅，发出一声嘶鸣。几只昏鸦受到了惊吓，在空中突然折返。
此时的母亲是省文工团早已过气了的舞蹈演员。因为颈椎病越来越严重，遍访名医仍无济于事，母亲很早便处于休养状态。她经常携我回到乡下，回避那些飞短流长。地里的那些土豆就是她种的，虽然种得并不好，草盛豆苗稀，挖出来的土豆偏小、偏瘦、偏扁、疙瘩多，估计连骆驼也嫌弃。
与九年前相比，母亲的容颜衰老了一些，衣着也老土了，还不修边幅，泥污遮蔽脸容也不管，甚至看不出她曾经是省文工团的王牌舞蹈演员。但凡见过她跳印度舞的人没有谁不说她跳得真好，她的印度舞是省文工团的一绝，连访华的印度舞女都自叹弗如。当然，她也漂亮，是真的漂亮。听说父亲就是在看她表演印度舞的晚会上对她一见钟情的。那时候父亲的条件也不差，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是省里最好的针灸医生，他曾因几针一下去竟然让一个瘫痪多年的老将军重新站了起来而成名。母亲崇拜他，也很需要他，因为练舞多年，年纪轻轻的她颈椎病却相当严重了，如果这样下去，她将再也无法表演印度舞。有一天，她冒昧登门恳请父亲给她治疗，父亲自然十分惊喜。但他没有几针就解决问题，而是用了半年时间才将她的颈椎病极大地缓解。母亲感激涕零，但父亲告诉她，病根无法根除，针灸理疗将是一辈子的事情，也就是明确告诉了母亲：你这辈子离不开我了。他们相爱了。结婚后，在父亲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母亲的颈椎病基本上治愈了，但感情却出现了问题。母亲不顾父亲的劝告，固执而狂热地继续跳她至爱的印度舞。她要取悦观众，体现自己的价值，她也因此得到了无数的赞美和荣誉。父亲一再警告她，印度舞会彻底毁了她的颈椎，最后可能导致瘫痪并且不可逆转。母亲不听劝告，相信父亲精湛的医术会呵护她的颈椎。然而，父亲不是神医，母亲的颈椎还是不堪重负，颈椎病又复发了。有一次，她甚至因为颈椎病晕倒在舞台上，颜面尽失。母亲责怪父亲故意留一手，没有彻底治愈她的颈椎病，因为他企图控制她一辈子，小人之心，自私狭隘。父亲不厌其烦地向她普及医学常识，从中医到西医，甚至印度、南美的巫医，都跟她解释过无数遍，大部分疾病是无法根治的，哪怕习以为常的感冒、胃病、白癜风、高血压，而且治疗效果因人而异，颈椎病也一样。他们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争吵。
父亲似乎厌倦了一切。那一年，他申请援非，一走了之。父亲回来后，母亲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但父亲离开的步伐更坚决，更彻底。父亲出门时说的那句“我再也不回来了”对母亲是一个重大打击。从此她的生活和工作都乱了方寸，日子过得动荡不安，只有回到乡下才稍为宁静安稳一些。于是，我们经常回外婆家躲避尘世的喧嚣。但乡下的日子每一天都寂寞，无聊，漫长得没有尽头，母亲经常一个人坐在长满野菊和狗尾巴草的山坡上发呆，半天不动，我担心她变成狗尾巴草，我和外婆都辨不出她来。
我跟母亲说，我想回省城上学。
母亲说，省城有什么好？省城会毁了你。
母亲每隔一段时间便回省城，像一尾鱼，每隔一阵子必须回到水里。她回省城只为做一件事，就是像侦探一样，把隐藏在背后造谣的人揪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不是为了她自己，也不是为了我父亲，而是为了我。母亲是何等聪明机智的人，她果然成功了。造谣的人竟然是她最好的朋友、同事，也是舞伴。她们一起训练，一起成长，一起演出，经常住在一起。但正是她，一边跟母亲情同姐妹，一边嫉妒母亲的美貌和舞技，以为是母亲压制了她，使得她默默无闻。于是她以匿名信的方式向组织举报母亲私生活混乱，跟一个陆姓导演关系不正常，并将匿名信寄给了所有同事。母亲一开始万万想不到是她。因为在母亲受绯闻伤害最深、心情最郁闷的时候，是她嘘寒问暖，给予了母亲最好的安慰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母亲深受感动。然而，有一次，在谈到陆姓导演的时候她一刹那间慌乱的眼神引起了母亲的警觉和怀疑，在母亲的追问下那女人咚一声跪在母亲的面前。母亲伤心欲绝。那女人向母亲认错赔罪。结果两人在咖啡厅里抱头痛哭。母亲说，只要她第二天在文工团政治学习会上说明真相、承认错误、公开道歉、消除影响，她们还是好舞伴、好姐妹。那女人答应了。母亲回到家里，高兴地对我说，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清清白白地做人了，一切丢失的东西都会重新回来。我问母亲，是什么事情呀？母亲笑而不答。她说话的时候正在用洗面奶使劲搓洗脸上的泪痕，折腾了好半天，还是对自己的脸不满意，换了另一种洗面奶继续搓洗，发狠地搓，仿佛要将脸皮换掉。第二天一早，母亲刚要出门，便接到一个电话。挂了电话后她蔫倒在客厅里，那样子就应该是传说中的魂飞魄散。
电话中的人告诉母亲，那女人，竟然在昨夜投河自杀了，没有留下遗书，她带走了儿子的布骆驼。人打捞上来了，布骆驼还在像沙漠一样宽大平静的湖面上漂泊、跋涉，寻找彼岸。
那天母亲在客厅的地板上坐了一个上午，披头散发，目光呆滞。我躲在房间里，偶尔透过门缝瞧她，很担心，很害怕她弄死自己。那时候，我多么希望父亲突然出现，哪怕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出现在她的面前安抚一下她也好。可是，那天上午屋子里只有我们母子二人。我心里开始恨父亲，甚至诅咒他。
那女人三年前离了婚，也有一个七岁的孩子跟她一起生活。我跟她的孩子一起玩过，我不喜欢他，因为他不爱说话，也不理会我，只顾着玩一只银灰色的布骆驼，时刻提防着被我抢走。母亲悄悄告诉过我，他患有自闭症。后来我再也不跟他一起玩，但我记得他的骆驼玩具似乎会说话，因为他把我晾在一边，跟它交谈，跟它笑。
为了保住那女人的声誉，母亲没有将她诬告的事情说出去，默默承受流言蜚语的围攻。但母亲将此事告诉了外婆。
“天诛地灭啊，这样歹毒的女人不得好死—你为什么要放过她啊？”一向善良、慈悲的外婆也生气了。
母亲淡淡地说：“她不歹毒。她死了。”
外婆迅速沉默了，从口袋里掏出她的佛珠用双手不断地捻着。她的嘴唇是颤抖的，仿佛牙齿也在蠕动，把嘴巴里本来要说的话嚼碎吞下肚去。
从此以后，母亲也不再理会那些流言蜚语。只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经常无缘无故、不知所谓地从嘴里蹦出句“清者自清”，清晰可辨。我吃惊，她也吃惊，彼时她的神情有点恍惚，瞧人的眼神直挺挺的，有点呆滞。
父亲不相信母亲是清白的。他在信里就是那样写的：你比发情期的母骆驼还骚，隔着千山万水我也能闻到你的骚味。
有一天，母亲问我：你见过骆驼吗？我说没有。母亲平静地对自己说，我也没有见过。我经常偷偷闻母亲身上的气息，实话实说，果然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骚味，也许那就是母骆驼发情期的气味。
四年前父亲来信说要跟母亲办离婚手续。母亲用怒火将并不长的信笺烧成灰烬，并扔下一句狠话：等我死了再说吧。母亲把她的愤怒写进了回信中，我想，这封信里的怒火足以将非洲大草原点燃。母亲说父亲在非洲有了新女人，是一个女黑人。我问，有外婆那么黑吗？母亲说，差不多吧。你见过吗？我问母亲。母亲又是模棱两可地回答，别人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不一定是假的。
父亲从骆驼上下来。母亲把我推到道路的一边，让我跟父亲保持安全距离。然后父亲跟她争吵。主要是母亲在吵，父亲很少回话。母亲将九年来要对他说的话一下子喷了出来，开始是暴怒，怒火伤及了骆驼，它识趣地退到道路的另一边，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方。前方是黑色的山峦和茂密的树木。
父亲坚决要带走我，母亲拦住他，不让他靠近我。父亲用力推开她。母亲的力气远比不上父亲，眼看就要被突破，败局将至，母亲双手松开父亲，闪到一边，恶狠狠地说：“对，他不是你的儿子！”
父亲愣住了。这么多年，仿佛终于听到了一句真话，他一下子蔫了，露出了绝望的冷笑。但当他和我目光相对时，脸色迅速温暖起来，转身对母亲说：“你又说谎了。你以为这样说就可以阻止我带他离开了？”
母亲也许意识到了什么，双手插头拉扯头发，让内心的怒火迅速平息下来，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不那么整洁的衣裳，不敢正眼看我。
外婆站在远处，仿佛她听明白了他们在争吵什么，然后向我招手，让我回到她的身边。暮色四合，原野上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母亲和父亲对峙着，谁也无法打败对方。我的命运将取决于他们争吵的结果。
结果是我留了下来。父亲也留了下来。
父亲把绳子交到我的手上。我内心有些兴奋，小心翼翼地牵着骆驼，穿过幽暗的竹林。回到外婆家，我把骆驼关进竹栅栏围成的牛棚，然后静静地看它啃着新鲜的草料和蔬菜。它不时抬头看我。我伸手去摸它的头，想跟它说说话。
“它来自非洲，听不懂你说的话。”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笑得比刚才灿烂自然了些，但像是跟我开玩笑。他抚摸着我的头说：“只要肚子里有足够的水，它能走遍全世界。”
从外面到外婆家的路并没有通车，道路崎岖，弯曲，马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骆驼对这里来说是让人惊诧的异物，应该在遥远的西北部才有。村里的人对骆驼充满了好奇，不一会儿，他们便将牛栏围得水泄不通。
“非洲的骆驼，健壮，耐跑。”父亲对他们说，“随便你们骑。它能走多远，你们便能走多远。”
“你真的是骑着骆驼从非洲回来的？”村人问。
父亲沉吟了一下，迅速觑了一眼母亲。母亲站在人群之外远远地眺望着骆驼，一副俯视众生、冷眼旁观不予置评的样子。我惊讶的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她竟然已经换了新衣裳，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光彩照人，终于在一群村妇中脱颖而出。仿佛是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准许的勇气，父亲坚定地回答：“是的。”
一头骆驼从非洲到这里得走多长的路啊。他们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一下子争论开去。
父亲说，如果有足够长的梯子，骆驼靠四条腿能一直走到月亮上去。他们面面相觑又频频点头，把父亲看成一个见多识广的智者—骑着骆驼来的人多么了不起啊。但我不相信父亲的话，即使是事实，也只有通过母亲说出来才是真的。我等待母亲走到中间来，对他们的争论一锤定音。但此时夜幕啪一声掉到地上，浓雾散开来，谁也看不见谁，只有骆驼仍在黑暗里闪闪发亮。他们一哄而散。
当天夜晚，我和外婆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即便在黑暗里我们也互相看着对方。我想告诉外婆的是，当我第一眼看见父亲的时候，不需要佐证我就认定他是我的父亲，尽管我们的长相并无相近之处，际遇也不同，但我希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骑着骆驼行走在无垠的大地上。父亲和母亲在隔壁房间，我整夜担心他们争吵起来，但那一夜，比任何时候都寂静，月色也甜美，窗外的虫鸣犬吠让我想到了非洲大草原，还有沙漠里孤独的旅人和驼影，我心里希望母亲第二天便改变主意，允许父亲带我走，骑着骆驼，一路到非洲去，从此我便在辽阔的世界上行走。
然而，第二天的结果是，天刚亮，我便看到父亲正在鼓励母亲骑到骆驼上去。母亲穿的白色碎花衬衣，束进了蓝色西裤，屁股丰腴，腰并不粗壮，长腿显得更长。头发像是刚洗剪过，不长不短，刚好及肩。时隔多年，那对银色的大耳环重新回到了她的耳垂。脸色红润，面庞上仿佛跳动着火光。我从没见识过如此美丽的母亲，而且，晚风徐来，隔着三丈地，我也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对，是母骆驼的骚味。
母亲既害羞，又害怕。驼峰让她觉得高不可攀，跃跃欲试却不敢轻举妄动。父亲令骆驼蹲下身来，但骆驼公然违抗命令，目视远方，似乎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蔑视。父亲很无奈，谦卑地解释，平时不是这样的，估计是它不肯向女人下跪。母亲宽容地说，不要紧，它迟早会学会的。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母亲半推半就地将一只脚踏上了鞍踏，双手笨拙地抓住驼峰，试了几下，终于被父亲托着屁股翻爬到了骆驼的背上，像好不容易登顶一座高峰。在驼背上，她兴奋而慌张，四顾无助，满头汗珠。父亲迅速跟着上了驼背，左手搂着母亲，右手牵着缰绳，然后，从我面前旁若无人地走过。在父母眼里，那一刻我是隐形的，连骆驼都看不下去，它用最低的善意瞧了我一眼，仿佛是向我告别，又仿佛是提醒我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但很快推翻了内心的疑虑：不会那样的，不会，怎么会呢？
骆驼越行越远。等我明白过来时，他们已经消失在了遥远的山坳。我哭喊着要追赶母亲，但外婆像老鹰一样紧紧地抓住我不放。
这是黑暗的一天。到了傍晚，我才挣脱外婆，爬上高高的山眺望蜿蜒外伸的路。路上空无一人。我抬头看天，遥远的西北角有一块云朵，像骆驼的形状。我死了心，再也追不上他们了。
此后的十多年，父母音讯全无。在他们离开之后的第二年，外婆在种土豆的过程中突然倒地去世了，我随二舅到了省城，后来辗转多个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父母的恨意渐渐减弱，但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慢慢褪色直到模糊。夜深人静之时，有时候我也会想念他们，嘴里念叨着他们的名字，因为我担心有一天连他们的名字也将从我的记忆里消失。
十七岁那年，我在省第四中学念书。有一天，我竟然收到了一封国际航空信，来自索马里柏培拉，是父亲写给我的信。信封里除了一页信笺，还有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送给儿子留念”，句子的右下角签了母亲的名字和日期。信中父亲质疑我说，他和母亲给我写过不少信，我为什么不回复。此事我无法解释，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些信为什么没有到达我的手上。这都不重要。我有了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母亲的照片引起了我的一些兴趣。母亲骑着一头银灰色的骆驼走在苍茫的平原上，道路很长，看不到尽头。背景有些暗淡，但拍照的人给她来了个清晰的特写。她的脸黝黑了许多，但身材依然苗条挺拔，秀发披肩，穿着黑色皮靴，紧身衬衣，跟阳光相比，笑容虽然不够灿烂，但已经是多年未见的甜美了。令我惊喜的是那头骆驼，我认得出来，是到过外婆家的那一头，除了衰老了一些，样子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甚至可以这样说，因为那头骆驼，我才敢肯定驼背上的女人是我的母亲。这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照片。
父亲没有告诉我，那时候，母亲刚刚死难。
我没有给父亲回信询问母亲的情况。我对他们没有恨，只是冷漠和排斥。但是，我的电脑屏幕背景就是一头骆驼行走在无垠的荒凉的草原上，孤独，冷漠，坚决。
母亲是在三年前的春天去世的。父亲在给我舅舅的信中说她死于飓风，后来舅舅也跟我说了。母亲骑着骆驼从乡下放完电影回柏培拉的途中遇到了飓风，骆驼受到了惊吓，她为了救骆驼竟被风卷走，扔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摔死了。这是父亲的说法。还有另一种说法，是我无意中从一册旧《地理》杂志上看到的，说她死于流产。旷野无人，血尽而亡。
母亲的固执是有目共睹的，无需父亲强调。但父亲对母亲的死难并没有多少悲伤，也没有丝毫的自责，而且听说很快娶了一个丧偶的印度女人，让我十分失望。也有一种说法是，他和印度女人没有结婚，只是生活在一起。那时候，他在柏培拉开了一家诊所，虽然局势动荡不堪，但他的生意并没受到多少影响，因为每一个索马里人都需要医生和药物。而且，他跟当地的各种势力关系密切，是一个低调务实、不显山露水的厉害角色。
现在他说他快死了。我不知道原因，也许是疾病，也许是出了意外，总之快死了。可是，这个消息只是像一个屁，迅速消散在空气里。
这种漫长的等待犹如绝望的煎熬，我的感受要比他深刻，而且比他早。他直至死亡那一刻也许也等不到他的儿子跟他相见。
但他的话里仿佛提到了骆驼。母亲骑过的那头骆驼依然在柏培拉，只是已经瘦得像一匹马那样大小了。夜深人静时，我突然动了恻隐之心，对骆驼，也对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