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社的贷款合同上，我的签名洇出了汗渍。
五沓百元钞票用银行封条扎着，摆在信贷主任的玻璃茶几上，像块方方正正的金砖。
爷爷的拇指印挨着我的签名，印泥红得刺眼，像刚挤出的山楂汁。
“油茶苗从湖南拉来的，三年挂果。”我指着规划图上的等高线，向围观的村民解释。
老支书蹲在田埂抽烟，烟头在“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的铜牌上烫了个黑点。
爷爷始终没说话，只是把承包荒山的合同折成方块，塞进染发膏铁盒。
寒潮来得比天气预报早了半个月。
我正在苗圃绑防冻草帘，手机突然收到霜冻红色预警。
油茶苗的嫩叶还泛着鹅黄，像群刚换牙的孩子张着嘴。
爷爷连夜带人点起防霜烟堆，浓烟熏得月亮都起了毛边。
黎明时分，我扒开结冰的草帘——三百亩油茶苗全成了冰雕。
叶脉里的冰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无数细小的玻璃碴。
技术员蹲在地头扒拉冻土：“根系全冻坏了，开春都得烂。”
腊月二十三，讨债的人踩着祭灶的鞭炮屑来了。
为首的穿着皮夹克，皮鞋尖在门槛上蹭了蹭：“大学生种地？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他带来的两个小伙堵着大门，把爷爷腌的腊肉一条条摘下来掂量。
爷爷的篾刀钉在门框上，刀柄缠着的红布条直抖。
我翻出铁盒里的合同，指着不可抗力条款。
皮夹克突然笑了，露出镶金的犬齿：“白纸黑字写着担保人呢。”
他指尖戳在爷爷的指印上，那团红色突然变得像冻伤的皮肤。
黄牛被牵走那天，爷爷在牛角上系了红绸。
这头陪了他十二年的老伙计，临走还回头舔了舔他掌心的盐。
牛贩子数钱的动作很慢，故意让钞票发出脆响。
爷爷突然夺过钱砸向皮夹克：“数清楚！连本带利四万八！”
剩下的两千窟窿，是卖粮填上的。
粮站的磅秤做了手脚，爷爷抄起铁锹要砸，被我死死抱住。
回家的路上，他肩头落着层米糠，像提前老了十岁。
路过荒山时，油茶苗的残枝正被村民当柴火砍，断裂声像在啃冻硬的馍。
除夕夜，爷爷突然从床底拖出个陶罐。
罐里埋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裹在油纸包里。
他把通知书摊在膝头抚平，指着专业名称说：“电子工程...该去修收音机的。”
染发膏铁盒重新出现在供桌上，里面装着冻死的油茶苗标本、撕碎的合同、还有张泛黄的图纸——是爷爷年轻时设计的山地灌溉系统。
我泡了两碗方便面，热气糊在窗上，融化了外面贴的法院传单。
开春时，荒山被邻村承包种了速生桉。
树苗下地那天，爷爷在田埂捡了根断苗回来，削成教鞭模样：“从头教你怎么选苗。”
断口处渗出的树脂，在夕阳下像颗将落未落的泪。
县公证处的印泥盒结了层硬壳，工作人员用回形针挑开时，碎屑落在抵押合同上像血痂。
爷爷的拇指在印泥里碾了三圈，按在房契上时，我听见他指关节发出枯枝断裂的脆响。
“陈家祖屋，光绪二十三年建的。”公证员推着老花镜念评估报告，“瓦当是太平天国时期的。”
爷爷突然抽回手，在裤管上蹭掉多余的红印：“少算了两根金丝楠木梁。”
债主们堵在堂屋抽红塔山，烟灰缸里堆满“中华”的过滤嘴。
爷爷从樟木箱底抽出个布包，抖落出1978年的生产队账本：“看看！当年说我搞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尾巴！”
发黄的账本上，铅笔字迹已经晕染。
他枯瘦的手指戳着某页粮产数字：“赔光三百斤稻种那年，谁想得到后来能打万斤粮？”
窗外的泡桐花落进茶碗，漂浮如当年撒在责任田里的第一把化肥。
债主们走后，爷爷搬来梯子够祠堂匾额。
那块“耕读传家”的楠木匾，四个烫金字里藏着曾祖父的牙印——光绪末年闹饥荒，他啃匾上的金粉充饥。
“先押这个。”匾额卸下时惊飞一窝燕子，羽毛混着陈年蛛网落在我们肩上。
爷爷突然剧烈咳嗽，痰里带着血丝，被他用包印泥的油纸飞快裹住。
信用社的利息通知单在煤油灯下滋滋作响。
爷爷的算盘珠子上还沾着猪油，拨到第三档时突然散架，檀木珠子滚了满地。
他蹲着捡拾的身影，像在田里拾麦穗的饥荒年月。
“教你打算盘。”他忽然把算盘框往我面前一推，“横梁代表淮河，上珠是旱地，下珠是水田。”
残缺的珠子在桌面上排成等高线，恰似我们承包的荒山地形。
黎明时分，爷爷从灶膛扒出个铁皮盒。
不是装染发膏的那个，而是当年生产队的记工分铁盒。
盒里躺着张1979年的奖状，印着“包产到户先进分子”，盖有县革委会的章。
“赌输了不丢人。”他把奖状折成纸飞机，掷向院里的泡桐树。
飞机卡在树杈间，晨雾中像片倔强的新叶。
第一缕阳光穿过纸飞机时，我听见他磨起了篾刀——声音比往常更响，惊得偷食的麻雀冲天而起。
那年夏天的热浪把柏油路都烤出了油。
我们家那台老式球面显示器在八仙桌上嗡嗡作响，像只垂死挣扎的秋蝉。
我第三次输入淘宝注册验证码时，额头滴下的汗珠把“KPRG”糊成了“KPR6”，屏幕上的错误提示刺得眼睛生疼。
爷爷蹲在褪了色的红漆门槛上，篾刀在青竹上游走。
刀锋与竹纤维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和窗外此起彼伏的蝉鸣交织在一起。
汗水顺着他沟壑纵横的脖颈流下，在洗得发白的蓝布汗衫上洇出深色的痕迹。
“试试这个。”他突然起身，递来一块还带着青皮的弧形竹片。
竹片表面泛着新鲜的光泽，边缘处能看到细密的纤维纹理。
当竹片落在回车键上的瞬间，一只在窗台打盹的斑鸠惊起，翅膀掀起的灰尘在阳光里打着旋儿。
那声“咔嗒”清脆得让人心头一颤，比机械键盘的声响更通透，像是从远处竹林深处传来的回响。
爷爷粗糙的拇指在竹片上摩挲，留下几道汗渍的痕迹：“听这声儿，比塑料的强多了。”
三天后，“竹韵坊”淘宝店铺上线了第一款商品。
爷爷那个用了十几年的染发膏铁盒被清空，里面整齐地码着十片精心打磨的竹键帽。
每片键帽背面都用铅笔标着序号，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他翻出那件只有过年才穿的中山装，浆洗得发硬的衣领磨得后颈发红。
在镇网吧门口，他像当年走村串户卖竹篾筐那样，给每个出来抽烟的网瘾少年递竹片：“大学生做的，不卡键。”
阳光穿过他骨节粗大的指缝，在竹纹上投下流动的光斑，那些天然的纹理仿佛在诉说着山野的故事。
网吧里的小年轻们起初只是好奇地把玩，直到有个染着黄毛的小伙突然惊呼：“卧槽，这手感绝了！”
他疯狂地敲击着加装了竹键帽的空格键，清脆的“咔嗒”声在网吧里格外醒耳。
爷爷站在一旁，嘴角微微上扬。
他悄悄从中山装内袋掏出个小本子，记下了那些年轻人的建议：“要带原木香的”“边缘再圆润些”“能不能刻个熊猫图案”。
染发膏铁盒里的竹键帽越来越少，小本子上的字迹却越来越密。
傍晚回家时，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爷爷突然停下脚步，从兜里掏出最后一个竹键帽，轻轻按在我的掌心：“留着，这是001号。”
竹片上还带着他的体温，和一丝淡淡的汗味，混合着竹子的清香。
第一笔订单来自上海，二十套竹制鼠标垫。
快递员骑着红色摩托进村时，爷爷正用火钳给包装盒烫火漆印。
他眯着眼核对面单，突然拽住快递员的袖口：“慢着！”
算盘珠子在青石板上蹦跳，他枯瘦的手指拨得飞快：“陆运改空运，每单补你两块四。”
我们在祠堂外墙刷了“竹韵电商基地”六个大红字，油漆盖住了“农业学大寨”的旧标语。
村里二十来个闲散青年被分成三班：削竹组跟着爷爷学弧形打磨，包装组由我教气泡膜缠法，客服组守着村委那台老式电话，用带着皖南口音的普通话重复：“亲，包邮哦。”
爷爷的中山装口袋里，染发膏铁盒装着当天的订单小票，被体温焐得发烫。
2006年寒冬，竹制笔记本托架突然爆单。
爷爷带着青壮年连夜进山，砍竹的声响惊醒了整片毛竹林。
新鲜竹汁把积雪染成淡绿色，在月光下像流淌的翡翠。
我们在祠堂通宵赶工，祖宗牌位暂时挪到谷仓，换上了马云的打印照片——那是从《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剪下来的。
“这比大包干带劲！”爷爷把支付宝到账提醒设成诺基亚铃声，每次“恭喜发财”的旋律响起，他就往铁盒里投颗竹米。
那盒子现在装着我们的“公司章程”，写在撕下来的农历背面，字迹被竹屑磨得有些模糊。
有天深夜，我发现他偷偷在铁盒底层垫了张纸——是2003年我被拒的求职简历。
2007年清明，小楼奠基那天来了县电视台的人。
爷爷坚持要行传统上梁礼，红绸裹着的主梁上，他用篾刀刻了道函数曲线。
当起重机吊起钢化玻璃幕墙时，我瞥见他往混凝土里塞了三个物件：半块银镯、空了的染发膏铁盒，还有那张泛黄的失业证明。
落成宴摆了三十桌流水席，从新楼台阶一直铺到晒谷场。
爷爷穿着我买的报喜鸟西装，却固执地打着赤脚——他脚底板还留着荒山冻伤的疤。
酒过三巡，他突然搬出那台死机的旧电脑，用我们最早做的竹键盘，敲出了“共同富裕”四个大字。
投影在新刷的白墙上，每个字都跳动着竹纤维的纹路。
小楼顶层设了间“创业博物馆”。
玻璃展柜正中，那个染发膏铁盒作为001号展品，旁边摆着爷爷的篾刀和我的学位证。
参观者总好奇铁盒里装什么，我偶尔会打开给他们看——五颗不同年份的竹米，按发芽顺序排列在支付宝账单上，像一串省略号。
某个加班的深夜，我发现爷爷蹲在展柜前。
月光穿过玻璃，在他白发上镀了层霜。他正往铁盒里塞新刻的竹片，上面是歪歪扭扭的二维码图案。
“扫扫看？”他笑得像当年第一次看见淘宝页面。
手机识别出来的，是1978年大包干按手印的老照片，背景里那面墙，正是如今挂着“竹韵电商”招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