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人大选举公示栏前，我的证件照被泼了道酱油渍。
那褐色的污迹像条丑陋的蜈蚣，顺着“油茶合作社社长”的职务说明往下爬，最后在“女性”两个字上凝成个油亮的疙瘩。
我伸手想擦，却发现那油渍已经渗进了相纸纤维，指腹传来的触感又黏又腻，像是摸到了某种不愿承认的现实。
周明川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湿巾，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照片。
阳光透过他修长的手指，在公示栏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注意到他西装内袋别着两支钢笔——一支灌红墨水批改材料，一支灌蓝墨水写《公司法》笔记。
两支笔的笔帽上都刻着字，红笔是“公正”，蓝笔是“平等”，笔尖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
会议室里弥漫着劣质茶叶和汗臭混合的气味。
络腮胡委员的搪瓷缸在枣木桌面上重重一磕，发出沉闷的响声，缸底在桌面上留下个月牙形的白印。
那搪瓷缸身上的“先进工作者”金字已经斑驳，边缘处还缺了个小口，露出里面发黑的铁皮。
“妇女主任到头了。”他说话时，嘴角的胡须上沾着茶叶末，“修路招标这些事，还得爷们把关。”
他的袖口沾着食堂的猪油，随着他挥舞的手臂，那些油渍正在我递交的《乡村道路硬化提案》上晕开，把预算表上的数字糊成了一片油汪汪的沼泽。
我盯着那片油渍，突然想起十年前那个劝我进纺织厂的班主任，她用的也是这种印着“三八红旗手”的搪瓷缸，缸底还留着道裂缝，就像她现在的人生——听说她去年退休时，还是独身一人，住在学校分配的筒子楼里。
会议室的老式挂钟突然敲了十二下，沉闷的钟声惊飞了窗外槐树上的麻雀。
络腮胡委员起身时，宽大的裤管带倒了茶杯，茶水在提案上漫漶成一片湖泊。
周明川眼疾手快，立即掏出那支蓝钢笔，在浸湿的纸页上重新誊抄关键数据。
他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一笔一划都透着法律人的严谨，让我想起大学时图书馆里那些烫金封面的法律条文。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他低垂的睫毛上跳跃，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村口的老槐树下，反对派支起了麻将桌。
青石板桌面被磨得发亮，麻将牌垒成的“长城”蜿蜒曲折，像极了我们村那些需要修缮的坑洼道路。
爷爷提着刚熏好的腊肉经过时，故意把晾肉的竹竿往地上一杵，震得牌桌上的“發”字牌跳了三跳。
“尝尝我家丫头腌的！”他掀开油纸包，金黄色的腊肉在冬日阳光下泛着琥珀般的光泽，肥瘦相间的纹路里，嵌着几粒他特调的花椒——去年油茶滞销时，正是这几个麻将客最先压价。
现在他们嚼着腊肉，腮帮子鼓得像囤积居奇的仓鼠，油腻的手指在麻将牌上留下一个个指纹。
祠堂里，周明川的笔记本电脑支在供桌上，成了临时办公室。
投影仪的光束穿过香炉的袅袅青烟，将《招标投标法》第32条投射在祖宗牌位上。
那些烫金的牌位在光影中若隐若现，仿佛先人们也在聆听现代法律的条文。
我站在暗处，看着光束里飞舞的尘埃，恍惚间仿佛看见爷爷偷偷塞给反对派的腊肉礼盒——红绳系着的不仅是年货，更是他纵横乡里几十年的处世智慧。
供桌上的蜡烛突然爆了个灯花，惊醒了我的思绪。
选举日那天，大雪封山。
爷爷天不亮就烧旺了祠堂的老灶台，铁锅里煮着各家各户送来的冻饺子。
蒸汽在梁柱间缭绕，把毛主席像熏得朦胧，画像下方“为人民服务”的红色标语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我别着人大代表徽章挨家挨户拉选票时，金属表面映着灶火，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烙在每个进门取暖的村民眼底。
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闺女啊，你爷爷当年带着大伙儿分田到户，现在你又来给咱修路，你们爷孙俩都是好样的。”
她粗糙的手掌上布满了老茧，却温暖得让人想哭。
唱票进行到第107张时，络腮胡委员突然夺过话筒：“女人当家，房子要塌！”
他的声音通过劣质扩音器传出来，带着刺耳的电流声。
爷爷从灶膛抽出根烧红的柴火，往他脚边一掷，火星在青石板上溅出个五角星。
“塌不了，”老人声音比北风还利，“我孙女砌的灶台经得起八级地震。”
火星溅到我的提案上，把“道路验收标准”一行烧出焦黑的边框——那形状恰似当年他抵押房契时的签名轮廓。
周明川趁机举起《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投影仪将法条投射在祠堂的白墙上，金色的文字像道华丽的画框，把烧焦的提案裱成了历史文物。
开工典礼那天，天空飘着细雨。
爷爷执意用老灶台拆下的青砖铺第一米路基。
那些被灶火熏黑的砖块，每一块都浸透了三十年的油烟和人味，砖缝里还嵌着陈年的饭粒和菜渣。
周明川捧着GPS定位仪站在雨里，冻得发红的手指在屏幕上划拉着，跳动的经纬度坐标正与三十年前大包干分地的界石神奇重合。
反对派站在远处嚼着腊肉围观，不时交头接耳。
我瞥见爷爷往搅拌机里倒了瓢井水——正是当年络腮胡委员摔碎的搪瓷缸舀过的那口井。
水泥浆沿着标线流淌，像条正在蜕皮的青蛇，在细雨中泛着青灰色的光。
老支书突然掏出个红包想塞给施工队长，被爷爷一把拦住：“使不得！这路要吃得百年香火。”
老人的手像铁钳一样有力，手背上暴起的青筋像地图上蜿蜒的河流。
新路通车那天，阳光格外灿烂。
合作社的榨油机沿着崭新的柏油路缓缓驶出大山，车轮碾过路面发出悦耳的沙沙声。
爷爷在村口立了块石碑，请村里的老石匠刻上“灶台路”三个大字。
落款处除了日期，还刻着个小小的铁盒图案——里面装着他从反对派那里回收的腊肉签子，如今成了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凭证。
每当有车辆驶过，石碑就会微微震动，仿佛那个陪伴我们多年的染发膏铁盒又在共鸣。
夕阳西下时，我站在石碑旁，看着蜿蜒向远方的道路，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改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就像这条路上铺着的，不仅是水泥和石子，还有爷爷那一辈人的坚守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突破。
夜深人静时，我独自来到祠堂。
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供桌上，爷爷的染发膏铁盒静静地躺着，盒盖微微打开，露出里面珍藏的腊肉签子和一张折叠得很小的选票。
我轻轻抚摸着铁盒冰凉的表面，突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回头一看，是周明川，他手里拿着新修订的《村民自治条例》，眼镜片上反射着月光。
“路修好了，”他说，“但真正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我点点头，看向祠堂外那条在月光下泛着银光的道路，它像一条纽带，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就像这个铁盒里装着的，不仅是过去的记忆，更是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