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疾病谱无不刻有时代的烙印而具有历史的特征。如今已不是伤寒的时代，也不是温病的时代，而是进入了七情不遂导致郁证泛滥的时代。

当代经济社会在不到短短半个世纪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但随着平均主义被打破而差别扩大，信仰断裂缺失或缺少精神追求，衍生出诸多心态失衡。快速的生活节奏使得各种人群的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竞争压力、生存压力变得空前巨大。传统文化不断受到多元化价值观的挑战而影响日渐式微，新旧家庭观、道德观、是非观、荣辱观、文化观、处世哲学价值观处于不断地交替、摩擦、错位、碰撞、冲突、挣扎与撕裂的过程中，人们的内心深处充斥着各种矛盾、疑虑及压抑，不时陷于怀疑、激愤、迷茫、彷徨、恐惧、孤独、无奈、冷漠及焦虑的心境之中。以上诸种精神心理因素已成为损害人们心身健康的常见缘由，疾病谱正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七情不遂所致郁证及郁证性病证越来越多，犹如硕大的海下冰山正在不知不觉地离“泰坦尼克号”越来越近。

现代医学开始重视心身问题不足百年，迄今尚未真正实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换，现存诊疗体系继续朝着追求高精尖诊断学与治疗学发展方向惯性狂奔。从事精神卫生或心理专科的医生本来就量少势单力薄，综合医院非精神卫生或心理专科的医生既不擅长又不屑于（互为因果）抑郁障碍、焦虑障碍、躯体形式障碍类疾病的诊治，故此，现代医学体系远远无法满足临床的需要。

中医学以《黄帝内经》为滥觞发展至今，历来十分重视情绪对机体的影响，十分擅长对于郁证性病证的防治。中医所谓郁证及郁证性病证包括但远远不限于抑郁障碍、焦虑障碍、躯体形式障碍类疾病，如果将后者比喻为是冰山浮在海平面以上的极小一部分，中医郁证及郁证性病证则相当于是潜伏在海平面以下体积庞大的冰山主体，这个庞大的群体由于病情相对较轻，够不上用抑郁焦虑等相关量表进行评估，也够不上用抗抑郁药抗焦虑药进行治疗，结果导致这类患者因各种躯体不适而走投无路，前来投奔中医。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当代中医并未将传统中医有关郁证及郁证性病证因机证治深刻认识的宝贵遗产全盘继承下来，在很多场合，以为所治并非郁证性病证，却不知其实就是郁证性病证，疗效或中或不中，既中也以一般中医理论予以解释，难以琢磨出其中的证-治-效规律。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医在有关郁证及郁证性病证的认知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在养生方面，知道节饮食、慎起居、调情志，却不知其中以调情志最为重要；知道养生，却不知养生的关键在于养心；知道“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至高境界，却不知“志闲少欲，心安不惧，形劳不倦，气从以顺”的实用道理。

在治未病方面，知道“未病先防”，却不知因郁致病、防郁致病是治未病最为首要的所在；知道“上工治未病”，却不知“大医重调志”。

在生理方面，知道女子七七、丈夫八八、生老病死，却不知根据不同年龄阶段调摄情志；知道脏腑的生理功能，却不知脏腑生理与五脏藏神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调理脏腑与调摄五脏之神动辄分而割之。

在病因方面，知道“内伤七情”，却不知情志病因既有内因（内源性情志病因）还有外因（外源性情志病因），外源性情志病因如同外感六淫一样可以导致疾病，回避外来七情不遂与回避外感六淫同样重要；知道情志病因为内因，却不知郁证性心理 性格禀赋特质是内源性情志病因的根本决定要素；知道情志病因有内因有外因，却不知内因与外因常可交互作用而互相影响；知道“风为百病之长”，却不知“郁为万病之首”；知道“巅顶之上惟风可至”，却不知壮实之躯惟情可伤；知道“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却不知七情五志单一即可致病；知道“女子以肝为先天”，却不知男子同样也以肝为先天；知道外感热病有“伏邪”，却不知情志病因同样也有“伏邪”，倘若怀抱悒郁经久不释，或情志不遂因素接连叠加，一旦超出机体的调节或承受能力，有朝一日终能因郁致病。

在病机方面，知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却不知良好的精神心理情绪状态是正气的源泉；知道“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却不知“心脾胆肾皆令人郁，非独肝也”；知道“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却不知“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治肝”“见肝之病，知肝累心，当先宁心”“见肝之病，知肝犯胆，当先清胆”；知道“无痰不作眩”“无虚不作眩”，却不知“无郁不作眩”；知道“不通则痛，通则不痛”“不荣则痛，荣则不痛”，却不知“不舒则痛，舒则不痛”；知道“怪症必有痰”“怪症必有瘀”，却不知“怪症必有郁”。

在四诊方面，知道“望而知之谓之神”，却不知望诊主要是查体察心、“观人勇怯”，通过望其眼神及其面部表情即可大致判断是否患有郁证；知道闻诊为嗅气味和听机械性声音，却不知闻诊“听声音”主要是应听取能够反映其“心事”与“活思想”及能够反映其心理性格特征的内容；知道问诊的内容与顺序，却不知问诊与闻诊交互在医患双方问答之间，有机结合难以截然划分，因问得闻，因闻得问，问中有闻，闻中有问，边闻边问，闻问结合，以了解患者有无情志致病因素及其与病情的因果逻辑关系。

在病证方面，知道脏躁、梅核气、百合病为郁证，却不知大部分病证的“病因病机”项多有“情志不和”的病因表述，“辨证”项多有情志类临床表现，“治疗”项多有从郁论治方药，“预防和护理”项多有嘱患者“精神愉快，情绪稳定”内容；知道显性郁证、单纯郁证、因郁致病等狭义郁证形态，却不知隐性郁证、病郁同存及因病致郁等广义郁证形态。

在证候方面，知道郁证有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胸胁满闷胀痛、易怒烦躁、悲伤欲哭等情志类表现，却不知郁证更多有头痛、眩晕、不寐、多寐、心悸、健忘、奔豚、嘈杂、纳呆、呕恶、胃痞、胃痛、嗳气、泛酸、畏寒、阳痿、遗精、虚劳、尿频、月经失调、不孕不育等繁杂多样的躯体类表现；知道朱丹溪“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的警戒提示，却不知在临床上辨识人身诸病多生于郁的普遍现象；知道“风性善行而数变”，却不知“郁征擅变如神灵”。

在辨证方面，知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却不知肝胆枢机，心脾二阳；知道“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却不知隐性郁证是由并不显现的七情不遂或由患者隐匿的郁证性气质禀赋所导致的临床不易察觉的郁证，可以缺少情志类表现但有躯体类症状，是披着普通病证外衣的郁证，对此难以做到“无者求之”；知道“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却不知郁证并非总是非虚即实、非实即虚或虚实夹杂，无问虚实，皆责之郁；知道“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却不知调和五志，畅其气机，从郁论治，郁解病除；知道小柴胡汤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却不知治疗郁证而采用从郁论治的法则，同样可以“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知道疑症、难症、杂症、怪症，却不知很可能多是郁证的表现而已。

在治疗方面，知道疏肝理气解郁为狭义从郁论治的方法，却不知清肝泻肝、柔肝补肝、镇肝平肝、养心安神、清心泻火、宁心定志、镇静安神、养血活血宁心、补心健脾、交通心肾坎离、泻南补北、清胆化痰等均为广义从郁论治的方法；知道“同病异治”，却不知同一郁证可有多种解郁方法；知道“异病同治”，却不知郁证可有多脏腑、多系统纷繁复杂的临床表现，九九归一都可采用从郁论治；知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之常法，却不知治疗郁证有时需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治不随证，但从郁解”之变法；知道“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却不知郁证无论其临床表现如何变化多端，从郁论治即是“审因论治”根本大法，是“凌驾”于一般意义随证施治之上最为本质的辨证论治；知道“甚者独行”、单纯郁证但解其郁，却不知“间者并行”、病郁同存需要病郁同治；知道“圆机活法”，却不知如若一般辨证论治山穷水尽，转从郁证角度进行诊疗或可柳暗花明；知道开方处药从郁论治，却不知运用非药物情志疗法治疗郁证的重要性。

由于当今中医对郁证及郁证性病证因机证治的认知存在如上诸多不足之处，导致临床误诊漏诊、误治漏治甚多，影响疗效获取。

有感于斯，不揣鄙陋，孜孜汲汲，积年努力，成此《郁证发微六十论》。

本书由总论、各论、郁证现代医学论及郁证漫论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总论首先从《黄帝内经》溯源，系统挖掘整理出迄今尚未被引起足够重视的有关郁证病因病机、临床表现特征及诊断治疗的论述；拓展分析《伤寒杂病论》中郁证相关的证治，借以厘清郁证的概念与形态、四诊方法、有关痰湿与相火比较特殊的郁证性病机以及从郁论治的范畴。第二部分各论由郁证脾胃病论、郁证心病论、郁证肝病论、郁证肾病论、郁证脑病论、郁证杂病论、郁证妇科病论及郁证不孕不育论组成，论证临床诸多常见病证都有可能是郁证的表现或属于郁证性病证；每论谨守“发皇古义，融汇新知，衷中参西，述而不作”的原则要旨。第三部分从现代医学角度略略介绍与郁证相关的神经递质、动物实验方法、抗抑郁药物类型与机制、中药抗抑郁现代药理新知见，初步探讨了抑郁障碍、焦虑障碍、躯体形式障碍的中医临床特征。第四部分郁证漫论对部分病证内容进行展开叙述，以便进一步加深对其郁证本质与治疗方法的理解。

本书内容曾陆续刊登于《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等杂志，对其持续不懈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对人民卫 生出版社赐予机会化零为整蔚然成集表示衷心感谢！笔者赐墙及肩，书中错误疏漏欠妥之处在所难免，至诚欢迎指教。

蒋　健

庚子于海上玉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