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追求的并置

神学院合作社就像许多传说一样，已然超越了自身的物质状态，但其实体性在这个虚拟时代很重要。神学院合作社是一种设想，但起源于一个地方——神学院地下室的合作社。如今，神学院合作社早已不再是一个合作社，也不再位于神学院的地下室，而是坐落在芝加哥海德公园这一建筑风格丰富的街区中的某个最不起眼的建筑物内。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这种环境会像半个世纪前那裸露的管道、低矮的天花板和绝对朴素的入口一样，赋予神学院合作社某种独特的魅力。

这家拥有五十年历史的书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严肃书店之一。搬迁提供了一个新契机，可以有意识地重建最初因空间的局限性而非刻意的设计而有机发展起来的书店。虽然很少会有人否认旧址的奇妙特质，但老顾客对一些不便之处也耿耿于怀：危险的楼梯井、阴森的排水管、不适的窒闷感，以及因过道狭窄而需要办理存包手续的麻烦（不过，许多人仍然满心欢喜地回忆起当初寄存包裹的标号衣夹）。我们最好记住，神学院的建筑虽很雄伟，但地下室一直质朴无华。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激动人心的著作《空间的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中，研究了他所谓“幸福空间”的想象价值。为了确定“我们喜爱的空间”的价值，他这么写道：“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受测量和估算思维的支配，也不再是冷漠无情的空间，而是被人们……在想象力的全部偏好中体验。”

当神学院合作社确定需要搬离芝加哥神学院时，塞拉和合作社所在的社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一家世界级的严肃书店必须具备哪些品质？他们明白首先需要打造一个专门用于书籍的空间，也明白博览群书是这一空间所支持的主要活动，更明白能使读者沉浸其中至关重要。

建筑师斯坦利·泰格曼在设计全新的神学院合作社时，负责解决这两个问题。他认识到在浏览书籍时迷失方向的力量，于是决定重现当初老书店随意的架构风格——在连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甚至消防员）都无法想象的空间里建成一家书店。据他所说，让顾客感到困惑并在书架间迷失方向是落实合作社这一理念的必要条件。

老书店有一种不确定和不完美的特质，反映了人类状况的不确定性和不完美性；而泰格曼有意在新书店中复刻这两种特质。在2019年，即他去世的前几年，他表示，在为合作社建造新家时，尝试创造“一些不完美的元素，一些永远不会完工的元素”。他的这些理念完全可以为任何一家好书店在制定蓝图时所借鉴。

泰格曼于1991年加入合作社，他深信建筑代表着一种道德追求，明白好书店与内在品质息息相关。人们在书店之中穿行，沉浸于浏览之中，会感觉自己置身于心灵本身之中。是宇宙的心灵？还是上帝的心灵？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想象。当转向自己的内心时，许多人会发现书店这一空间对于自我反思有着特别积极的意义。

记者杰米·卡尔文（Jamie Kalven）很喜爱合作社书店，他认为书店的形态类似于一种文学形式。反流派作家玛丽·卡佩洛（Mary Cappello）在谈到讲座形式时，将其称为“尚未追求的并置”与“在自身的迷惘中迷失的必要性”，书店通过这种形式提供了深入的见解。书店还会像哪些其他的文学形式呢？

也许，书店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将我们所有的知识汇集在一个地方。也许，书店像《淮南子》——一部公元2世纪的皇帝手册，汇集了世界上一切已知的事物，包括天文、自然、时间、空间、人类意识、修身之道、圣贤的特征，以及治理的实用举措。聪慧的皇帝熟读《淮南子》，能专注于小到“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

也许，书店像一本选集——一本思想、故事、习俗的汇编——是藏书家的宝典。也许，书店更像蒙田所擅长的散文：思想在漫步，一会儿思考这个，一会儿琢磨那个，希望通过一连串游荡的思绪勾勒出一个问题。虽然散文在字面上可能意味着一种尝试，而且暗含了失败之意，但散文的价值恰恰源于提问，而非回答。散文包含了许多真理，但终极真理并非散文的追求。蒙田在自己的图书馆里写道：“我随意翻阅一本又一本书籍，没有顺序，也没有计划，只有零碎的片段。”如果将书店比作散文这一文学形式的话，那么片段便是书籍。

也许，书店像书商的一本杂记本。书商就像读者编辑着自己的杂记本一样，考量着各式各样的作品。他们先是以一种无法量化和违背科学的方式进行筛选，接着根据分类学的原则进行整理。这些原则具有相对的内在逻辑，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最终，书商会在多方面权衡的基础上，确保书架上只留有经过精挑细选的最佳书籍。

也许，书店就像随笔。顾名思义，随笔的字面意思便是“随手而写”。11世纪，日本著名女作家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开启了随笔的伟大传统；14世纪，随笔在吉田兼好的笔下达到了类似书店的形式。吉田兼好明白，“随笔会唤醒你，让你踏上一段旅行，无论目的地会是哪里”。在一系列反思和漫游中，他“随性地记录下每一个”进入脑海的“荒谬想法”。随笔与散文类似，以沉思默想为乐事，并不追求问题的答案。吉田兼好写道：“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不确定性。”

吉田兼好和斯坦利·泰格曼一样相信，千篇一律是不可取的。他写道：

留下一些不完整之处不仅会增添趣味，还能给人留下一种尚有成长空间的感受。有人曾经告诉我：“即使建造皇宫，工人们也总会留出一处未完工的地方。”即使在佛教和儒家的古代哲学著作中，也有许多缺失的章节。

如果正如19世纪的随笔家石原正明所描述的那样，随笔是“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所说和所想，无论是轻浮的还是严肃的，只要是在脑海中浮现的”内容的记录，那么，书店这一空间的文学形式也许是由读者的注意力和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思绪和构成的，这些思绪混合了文献、闲思、个人记忆的索引、他人的诗行和转瞬即逝的感官体验；而读者们的注意力又是弥散的，却仍然能以某种方式聚焦，就像这些想法随着笔尖游走一般。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史蒂文·卡特曾翻译和编辑了一本随笔集，他写道：“书籍如同河中相互交融的水流。这一比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很多书籍本身就是杂乱无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