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于一家书店的灵魂

2014年，我响应了乔纳森·李尔的招聘广告，接替塞拉，成了神学院合作社的掌舵人。从那时起，全国十多位最优秀的专业书商与我一同参与了这项事业。我们这群“献身于一家书店的灵魂”很快就认识到，对于那些因为距离或其他原因而尚未踏足合作社书店的人，要向他们描述浏览这个神圣空间的体验是多么困难，更不用说讲清楚书店的价值了。

我在神学院合作社书店里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在此之前的二十年里，我辗转于全国各大严肃书店。根据17世纪伟大的忧郁症学家罗伯特·伯顿的说法，莱顿图书馆馆长海因修斯“整年都被困在里面”；但海因修斯本人则对那些“不知道这种幸福”的人深表同情。他就是我的同类，我对这种同情感同身受。

我一进入图书馆，就闩上门，一道将欲望、野心、贪婪和所有这些由懒散滋生的恶习都拒之门外。懒散是无知之母，忧郁本身也是如此。在永恒的怀抱中，我怀着崇高的精神和甜蜜的满足，在众多神圣的灵魂之间就座。

我由衷地为这一体验感慨万千。这种愉悦的满足感并非出自新奇性，而是出自品质，吸引着我们在不久后重新再来。书商都是专业的爱好者。作为一个有着二十五年图书销售经验的人，我希望这精心打磨的销售技巧能够帮助我将这份分享书籍的热情转移到书店本身，鼓励你们和我一起阐明21世纪对书店的需求。

我希望获得赞美的不仅是书店，还有图书销售这一行业。查尔斯·迪林厄姆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图书销售经常被归类为一种次要选择的职业。”这句话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目前的状况。希尔斯表示“成为书商与成为优秀读者之间并不存在高度相关的关系”，但这句话表明他对书商所擅长的阅读类型一无所知。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认识到，书商需要成为一位“超验的读者，为读者阅读创造可能性的条件”。南希是这么说的：

书商的顾客是正在阅读的读者，同时也是所购之书的读者。书商既拥有书，又拥有阅读的能力；既拥有读者，又拥有出版商的资源。他们的阅读不仅仅包括解读每本书的全部页面，更需要对书籍进行筛选和精选，或从书中摘取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商”的称谓并不能完全涵盖这一职业的全部内涵……不如直说吧，书商是传递书的人。

对书店直截了当的辩护不再具有说服力。我们不再需要在书店里买书，甚至严肃图书也未能幸免。事实上，在21世纪，书店很可能被视为一种低效和不便的购书场所，而我们已然成了追求效率与方便的生物。

然而，追求效率不仅是一种前后矛盾的理想，也是一种值得质疑的美德。事实上，有一些低效之事却是智慧之举，许多艺术家和家长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书商和他们所服务的读者欣然拥抱了书店的低效之处。他们明白这些低效之处绝不是对时间的挥霍，而是创建一家好书店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时候不再为优秀图书销售中所固有的低效率而道歉了。书店赖以生存的传统的零售模式是不够的。书商的工作是努力建构一个有助于培养更博学、更理解他人、更充实的民众的空间，但他们所做的贡献遭到了严重的低估和忽视。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和纠正这一现状。

如果我们不再需要在书店里买书，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书店呢？在21世纪，一家好书店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无论我们给出何种答案，都必须从书的存在和浏览这些书的冲动开始；支持书店存在的最佳理由就是书店自身。书店是由书商精心打造的，塞拉和我们的先驱亲手打造了一个个不可思议的地带。书店的纯粹存在为书友社区提供了远远超过经济价值的回报。

跟着我一起浏览书店吧。尽管我以神学院合作社为主所描述的体验在各家好书店里是普遍存在的，但我会以书店本身的存在来证明希尔斯的那句话：一家好书店是“鲜活智慧的栖息地，是与世界接轨的必要一环”。我们将在一排排书架间漫游，从中抽出一本书，思考若干个观点，为一个精妙的洞见而欣喜若狂，然后稍做白日梦，希望能把问题界定清楚，这样就能缩小思考解决方法的范畴。正如沃尔特·惠特曼所说：“我和我的同伴从不以论证、比喻和押韵来说服人；我们以自身的存在而说服他人。”书籍和书店可能亦是如此。

这本书不是一本哀悼之作（我们已经有足够多这样的书籍！），而是一本颂扬之作——或许会顺带为好书店辩护几句。借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我提出这些想法，是希望我们能证实那宏大的图书馆。

2012年底，祖父去世的十八年后，我的祖母不再续租那套博罗公园的公寓。同年，神学院合作社迁往东边的一个街区，从过去的地下室搬到了一栋明亮、但依旧简陋的建筑中，旁边便是著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罗比之家”（Robie House）。祖母去世的第二年，我趁着公寓大楼被夷为平地之前，再去看了最后一眼。当我爬上楼梯，走进空荡荡的公寓时，客厅墙边地毯上的凹痕深深地震撼了我。那是祖父的书留下的短暂印记。在之后大半个钟头的时间里，我凝视着那因重量和时间而形成的凹陷，仿佛看到了星辰和盛开的果树，思索着那些现存和逝去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