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虔敬主义浪潮与德国巴陵会对华传教

18世纪上半叶，以法国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启蒙运动在欧洲蔓延开来。不断涌现的科学发现和哲学洞见为西方带来革命性的思想改变，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构成严重挑战。在德国，理性主义唤起的世俗化思维将人们从陈旧的神学传统和宗教秩序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现实的世俗生活。与此同时，理性主义观念也渗透到基督教改革家的思想之中，他们以理性主义角度审视基督教，批判《圣经》中非真理的、与科学相悖的内容，认为教义只有与科学知识体系相契合才是正确的。他们精细界定教理的正统性，视理性主义为净化基督教、重建信仰道德秩序的精神力量。在理性主义的规制下，生成于宗教改革的信义宗（又称路德宗）逐渐偏离马丁·路德提出的“唯信称义”的非理性宗教体验，路德所强调的信徒与上帝的内在关系日趋被教条的、僵化的、形式主义的教会生活取代。信徒在宗教生活中的情感实践被弱化和忽视，信仰慰藉得不到满足，神职人员灵性低落，信义宗日趋表现出以理性挂帅的科学诉求，使基督教让位于理性科学，沦为佐证和言说科学的工具与附庸。为应对社会思潮对基督教信仰的激烈冲击，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一种“有意识地偏离理性主义”1 的思想倾向，这种反理性主义倾向催生了虔敬主义运动。虔敬主义者意欲将信义宗从循规蹈矩的教条神学中解放出来，回归充满活力、虔敬的信仰生活，强调宗教的个人色彩，倡导教民从客观的宗教价值转向主观的救赎体验，从集体感觉转向个人经验。2

此外，虔敬主义推动了德国传教事业的勃兴，正如德国传教学家古斯塔夫·瓦内克（Gustav Warneck）所言：“虔敬主义和传教运动关系紧密，也正是这一紧密关联赋予了传教事业生命力。”3“传教已经成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基督教的标志，同时也是虔敬的个体经验和温暖心灵的标志。”4 随着经济与军事实力持续攀升，西方各国在实现社会全面现代性转型之后逐步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海外领土扩张运动。西方列强猛力撞开中国国门，积累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倏忽之间沦为“古老的文化”，在西方人眼中呈现出“无可救药的衰败状态”5，大梦初醒的中国丧权丧身，伴随着西方文化与思潮的不断涌入，中国被迫成为西方殖民体系与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反观德国，在新的思想文化潮流与社会意识形态激烈涌现的时代，旧有的社会文化秩序不断被搅动和颠覆，在理性与人道主义浪潮的涤荡之下，德国基督教的信仰困局未见好转，德国新教传教士顺势在不平等条约的庇荫下接踵入华，差传拓荒。巴陵会（Berliner Missionswerk，又习称信义会）6 传教士正是在德国虔敬主义浪潮与西方殖民扩张运动的鼓荡之下，带着对中国的“理解前见”踏上东方异土，成为“近代最早来中国传教”7 的德国新教传教团体之一，在广东、山东等传教地行医办学，并发展成为当地颇具影响力的教学与医疗组织。德国神学家、时任巴陵会委员会成员的尤利乌斯·里希特（Julius Richter）撰写《基督教会的形成》一书声援巴陵会对华传教，他在《弁言》中表示，支撑起整个东亚文化的中华文明曾创造伟大的文化成就，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增强凝聚力的精神框架，而西方文化的注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孤立状态，中西方文化的多元融合“为人类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于这一动荡时期入华宣教的德国巴陵会传教士正是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者和中西文化融合的推动者，亲身参与经历中国“这个沉睡巨人”的觉醒与挣扎。8

在德国巴陵会入华传教的近70年间，来华传教士撰写了主题庞杂的传教报告、游记、小说等文本，从中国社会的总况概貌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惯习细节均予以细致描摹，文本横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图像学，以及文学等多重领域，是不可多得的珍稀文献。巴陵会作为虔敬主义浪潮下成长建立的传教差会，虔敬主义是其基督教信仰的思想源流，虔敬派传教士将《圣经》视作“基督徒的灵魂”9，对耶稣受难表现出“狂热崇拜”10，“只想为羔羊赢得灵魂”，“偏爱最贫穷的人”11，“将救赎之善传递给他人”12。这些典型的虔敬主义思想内核规约和框范着巴陵会传教士对中国的审视视角，清晰地渗透在其撰写的传教文本13中。与此同时，与威廉二世的“时代精神”更为契合的“殖民传教”不断涌现，为了保持原本的影响力，巴陵会传教士亦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彼时的时代潮流，努力将“信仰传教”与“德国殖民主义的野心”有机结合 14，在信仰与世俗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此种矛盾心态亦在传教士文本中有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