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德国传教士与德国巴陵会研究现状述略

纵观学界有关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成果，德国来华传教士较英美传教团体而言，不论从研究数量、研究对象，抑或研究进路上，均存有相当的研究空间。国内有关德国传教士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主要围绕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花之安、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等较知名的德国新教传教士生平及其在华传教活动、汉学著述、传教方式，对中国文化、宗教信仰及经典古籍的译介、阐释与传播。有关德国来华传教士生平、著述及在其华主要传教活动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陶飞亚和刘天路合著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16，概述了近代山东传教区的西方新教传教差会及其布道活动，以及对山东近代医疗、教育事业的影响与贡献；该论著的第八章围绕来华新教传教士笔下的中国观展开，德国传教士涉及花之安和卫礼贤，不包含巴陵会传教士，揭露传教士虽在主观上力图客观地介绍中国，但不能完全超越无意识的宗教与文化偏见，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误解和歪曲。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17专辟两章简要概述郭实腊和花之安的生平及其在华传教与文化活动。研究论文包括：杨武能《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18、孙立新《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19，以及严匡禧《近代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以花之安和〈自西徂东〉一书为中心》20 等。

从西方现代性角度，研究德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社会医学、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与促进，以及对中国儒释道、中国典籍的解读与译介相关研究成果有：郑天星《传教士与中学西渐——以德国汉学家卫礼贤为中心》21、孙立新《卫礼贤论东西方文化》22、郭卫东《论中国近代特殊教育的发端》23、孙立峰《论花之安的教育观和宗教文化观》24、李雪涛《孔子的世界性意义——卫礼贤对孔子的阐释及其对我们今天的启示》25、方维规《两个人和两本书——荣格、卫礼贤与两部中国典籍》26，及李海军与范武邱合著《郭实腊对〈红楼梦〉的误读——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27 等。

中国学界研究德国传教士笔下的中国观及其中国研究的成果同样重点围绕郭实腊、卫礼贤和花之安等传教士汉学家。相关研究结果包括：刘天路撰写的《德国传教士尉礼贤的中国观》28 探讨分析了卫礼贤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发表的“具有高度思辨性”的论点；孙立新的《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29论述了花之安对中国人生活和思想的看法，认为花之安的中国书写只是以传教为目的，缺乏“中西文化交流的自觉意识”；另有张翰轶的硕士论文《德国新教传教士郭实腊的中国观及其传教策略》30 概述郭实腊对中国的语言、宗教、医学、城市与中国人的看法，并对郭实腊眼中的中国观加以勾勒。

综之，囿于文献查阅的困难或语言的限制，国内的研究对象较多围绕若干较具知名度的德国传教士汉学家。虽然以上研究成果并不涉及巴陵会传教士，但同时代来华的德国新教传教文本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时常彼此借鉴，学界现有的研究视角为本书提供了诸多参考和启发。

德国学界对本国至华传教士的相关研究围绕德国在华传教史、传教与帝国殖民主义之间的关联，如霍斯特·格林德尔《基督教传教与德国帝国主义——德国殖民期间（1884—1914）的中非政治关系史》31 一书及其论文《自由派传教士在原德国“租界”胶州（中国）的传教活动》32，汉斯·马丁·欣茨与克里斯托弗·林德合著《青岛——中国殖民史中的一章（1897—1914）》33等；或围绕德国传教士生平，通过考察来华传教士生前往来信件、报告、工作记录等，以类似传记的形式概述其在华传教活动与传教贡献，研究成果如赫尔曼·施吕特撰写的《在华传教士郭实腊与他的故乡基础——关于郭实腊传教兴趣与其作为传教开创者的研究》34、保尔·克兰茨《花之安——基督教信仰代言人》35、施特凡·普尔《薛田资（1869—1928）——帝制与民国时期的来华传教士》36，以及威廉·施拉特《巴色会传教士黎力基生平传记》37 等；围绕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作为中德、中西方文化传播者及其汉学贡献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张君劢《世界公民卫礼贤》38、克劳斯·赫尔施《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信使》39、所罗门尼·威廉《卫礼贤——中欧精神信使》40，以及孙立新《从传教士到汉学家——花之安及其中国文化研究》41 等。

有关德国新教来华传教士笔下中国观的研究成果包括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中国与西方》42 一书，该著作详细论述了16至20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相遇与接触，以欧洲来华传教士为主要考察群体，爬梳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到鸦片战争以后新教传教士的教务活动，以及中国民众做出的相应反应。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西方汉学家，傅吾康摆脱了西方著述者惯常潜隐于文字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系统，批判西方对中国施予的宗教与文化霸权，以客观的笔触勾勒出历史上中欧两方的关系流变，试图以西方人的角度为遭遇歪曲与丑化的中国形象正名。该著作虽未专注于德国来华传教团体，但对于理解和把握西方来华传教士与中国之间复杂的变动关系颇有启发。此外，德国学者瓦尔特·德默尔的著作《作为在华外国人——早期欧洲游记镜像中的中华帝国》43 将16至18世纪整个欧洲的旅华游记作为研究文本，通过考察欧洲来华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的在华经历，揭示身处不同职业的书写者对中国的感知亦不尽相同。该著述对德国在华传教士旅华记述的探讨较为有限，未涉及巴陵会传教士。

德国汉学家罗梅君与余德美于1990年合作编撰出版的论文集《异域与现实——17世纪至今游记中的中国》44 以时间为轴，论述从17、18世纪至今德国及欧洲旅华记述中的中国形象嬗变，文本作者涉及来华商人、外交官、记者、探险家、环球旅行者和传教士。涉及传教士中国叙事的论文共两篇，其中一篇为哈拉尔德·布罗伊纳和罗梅君共同撰写的《“以更开化的名义！”——1897—1914年殖民地时期》45，该文共6小节，在“作为旅行目的地的东亚与殖民地”和“冒险与日常”两节中可见德国来华传教士旅华报告的相关论述。文章首先论述德国来华外交官、旅行家海司（Ernst v. Hesse-Wartegg）等人对德占青岛时期的报道与记录，阐释巴陵会传教士和士谦在其日记与《离开青岛占领区》中对德军战役失败进行的文学性书写。在“冒险与日常”一节，长期旅居中国的德国传教士描摹中国农村生活的生动叙事被作者纳入民俗学研究范畴。作者认为，传教士作为唯一直接接触中国乡民的来华群体，其笔下的中国叙事更倾向于直观展现日常生活中面临的“负面”与“困境”，故而较为一致地呈现出否定趋向。书写者试图充当“文明传播者”的角色，文化相对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旅华报告中难觅踪迹，中国叙事始终困囿于当时盛行于欧洲的“黄祸”言论，并未冲破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性”视角，如呼吁修正过去“过于正面的中国观”。旅居中国多年的巴陵会传教士来施那（Friedrich Wilhelm Leuschner）的妻子在作品中依旧将中国塑造为“巴别塔”和“平静而善意的外表下始终潜伏着猛蛇”的“敌国”。另一篇涉及传教士中国叙事的论文为《脱掉面具的中国——二三十年代德国学者、记者及传教士对中国的探索》46，作者罗梅君在“服侍主”（Im Dienste des Meisters）一节简要论述早期新教传教协会的几位代表人物，包括柏林同善会神学家兼传教学家约翰尼斯·韦特（Johannes Witte）、巴色会传教学家蔼谦和（Wilhelm Oehler）及乌珀塔尔盟会（Wuppertaler Allianzmission）传教事务负责人库特·齐默尔曼（Kurt Zimmermann）的旅华游记作品，并未涉及巴陵会传教士及其作品。这些作品除述及传教工作外，还论及中国哲学和宗教。作者认为，这些具有一定学术背景的传教学专业人士，一方面将中国视为“等待耕耘并收获果实的大地”，将自身视作中国宗教、医学、教育及文明领域的“拯救者”，虽可忍受“日常生活中的困境”和“旅行中的不幸”，但无法接纳中国的习俗和迷信，将其视为“宗教生活的退化”和“宣教路上的阻碍”，其游记文本旨在传达特定的中国信息，以期获得更加有益的政治、经济和传教支持。以上两篇论文提出了德国新教传教士群体中国书写的负面叙事倾向，但均未细致探究德国来华传教士所著游记的详细内容，其中涉及巴陵会传教士的文本数量相对有限，论述亦较为宽泛。

目前国内关于德国巴陵会传教士的研究大多将巴陵会归于德国新教来华传教士范畴，主要通过整理和爬梳传教士文本来回顾和阐释相关历史现象和问题，有关巴陵会及其所属传教士的独立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孙立新撰写的《德国新教传教士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47 一文简要概括巴陵会在华传教情况，援引巴陵会传教士卢威廉（Wilhelm Lutschewitz）、和士谦对中国义和团运动的看法和诠释方式，揭示传教士与西方政治霸权的合谋关系及其欲将义和团爆发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人的话语倾向。田龄、王忠春合著的《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文化政策及其实施》48 论及德占青岛期间，巴陵会作为青岛当地“势力最大的教学组织”是如何被利用为德国的文化政策服务的。胡凯和张斐合作发表的论文《试析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的中国祖先崇拜书写》49 征引19世纪新教传教士、外交官、银行家等不同职业的来华西人对中国祖先崇拜的载述，揭示其受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影响，对中国祖先崇拜的书写是当时中西文化权力关系的映射，是“他们在‘认知中国’的掩饰下建构与支配中国的尝试”。李馨的硕士论文《来华传教士和世谦在1884年至1914年期间对中国的考察》50 主要考察巴陵会传教士和士谦的《龙旗之下与十字架标志》和《紫禁城》两部作品，结合和士谦生平及在华传教经历，分析和氏对中国宗教礼俗及义和团运动的看法，论证分析和士谦虽长期旅居中国，但仍然无法冲破西方中心主义与传教士身份的阈限。李乐曾撰写的《近代在中国的德国基督教传教团》51 以近代德国来华基督教传教团为整体，对比分析同时代德国天主教传教团体的在华传教活动，阐释各自活动特点与原因，探讨德国传教团在自觉或不自觉充当德国对华政治工具的同时对中德关系与文化交流的作用及影响。

德国学界，赫尔穆特·莱曼的论著《巴陵会150年传教史》52简要概括巴陵会在华传教的开端、在辛亥革命中遭遇重创以及之后的重建工作。类似的研究专著又如传教学家尤利乌斯·里希特的大部头著作《巴陵会史1824—1924》53 在一单独章节中翔实介绍巴陵会在中国广东地区和山东胶州两地传教的前续、背景和主要传教工作。该著作与莱曼论著的不同之处在于额外加入差会传教监督员储秘（Sauberzweig-Schmidt）和差会总负责人西格弗里德·克纳克（Siegfried Knak）的两次中国访察，有关差会在华传教史的介绍较莱著更为翔实清晰。

此外，米尔漾·弗赖塔格撰写的《中国的女性传教：女传教士的跨文化与教育意义研究——基于1900至1930年的报告》54 一书着眼于德国新教来华女传教士群体，探讨影响女传教士中国文化感知的主要因素，揭示女传教士在其传教报告中传达的教育意义及传教报告对德国读者产生的影响。作者开篇梳理了德国女性传教和新教在华传教历史，主体部分着重分析15部德国新教女传教士在1900至1930年间撰写的中国报道，文本涉及巴陵会传教士妻子洛蒂·科尔斯（Lotti Kohls）和玛丽·肖尔茨（Marie Scholz），科尔斯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著作所揭示的女传教士在华遭遇的跨文化交际困境是其笔下中国叙事呈现出“负面”镜像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因负面叙事符合西方对东方“异教徒”的典型设想。该书研究视角及方法较为新颖，为本书女传教士作者的文本剖析提供了思路。

埃林·冯·蒙德撰写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新教在华传教的若干看法》55 着重论述西方对德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和传教士群体的几类观点，论述了传教士群体的社会身份及其因宗教狂热而遭遇本国民众的嘲弄和拒斥，诸如商人、外交官、新闻记者等其他在华非传教团体也呈现出“明显的反传教倾向”56，言明传教士群体的尴尬处境和亟待通过传教打开局面、改善社会角色的迫切性。作者深入探讨西方人眼中影响传教士负面中国书写的多重缘由：政治因素、传教士个人书写倾向，以及被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放大的中国人的仇外与敌对心态，直言新教对华传教不啻一种夹带政治经济入侵的宗教侵略。该论文未摘引具体传教士文本加以阐述，但呈现了部分西方读者的审读视角与思考。

中国学者孙立新的德文专著《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57 首先概括了19世纪以前西方的中国观，从欧洲人最早的中国认知到由耶稣会士传递的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感知中国的“范式转向”。作者随后梳理了19世纪德国新教在华传教历史，从新教跨洋传教的兴起到中国民众的反传教抗争，并对德国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区和传教活动加以介绍。孙著选取德国四个传教协会（巴色会、礼贤会、巴陵会、同善会）中较具代表性的来华传教士撰写的长篇旅华报告作为主要研究文本，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教育、医疗、政治、经济和社会民生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和分析，揭示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思维方式带有典型的种族中心主义特征与精神文明优越感。孙著发表时间较早，为学界对于德国新教传教士中国叙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莉迪娅·格贝尔的专著《和士谦“异教的行为”与卫礼贤“崇高的中国”——德国胶州租借地德国新教传教士的报告1898—1914》58 比较研究了德国巴陵会和同善会来华传教士在德占青岛期间撰写的中国报道，着重对比来自两个传教差会的和士谦和卫礼贤各自笔下的中国图景，文本涉及传教差会官方发表的工作日志、传教士日记和信稿节选等，按照题材与时间分段论述。作者梳理了两大传教会在华传教的神学背景与殖民主义立场，论述其对传教士在华教务发展和中国报道的内在影响，详细回顾了两大传教协会在青岛的传教工作，涉及卢威廉、昆祚（Adolf Kunze）、花之安等在华传教士的生平及中国同工的相关介绍。第四—七章为主体部分，作者选择性概括了两个传教差会在华传教士的作品及其受众，将传教士笔下的中国报道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分别论述，以此揭示两个传教协会即使在相同的时间、地点传教和撰写报告，依然可呈现出不同的中国形貌：两个传教协会对待中国精神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的政治发展等方面都呈现出近乎相同的观点与态度，但对于中国儒家文化占据主导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基督徒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该著作内容翔实，结构紧凑，为本书的撰写带来一定启发和补充。

相较而论，孙立新和莉迪娅·格贝尔的专著对德国新教来华传教士文本中的中国叙事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归纳与论述，两篇成果均文本资料丰富，但因涵盖的内容涉及多个德国传教差会，内容庞杂，较难从文本内部的叙事层面深入探讨分析。当下，德国新教来华传教士用德语撰写的传教文本研究仍面临较为尴尬的学术处境：既未被文学研究者纳入研究范畴，又未获宗教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作为典型的传教文本和流通广泛的大众化宗教读物，德国巴陵会刊行的传教手册与其他传教士旅华著述成为德国读者，尤其是德国基督徒社群瞭望中国这一东方异域古国的重要窗口，承载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的双重功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构筑了德国人对中国的原初认知，并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持续发挥着影响，对于考察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民俗亦具有潜在价值。考察德国巴陵会图书馆丰富的馆藏文献，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清末民初中国文化传统在西方的落地与传衍。在中国同世界的联系空前密切的当下，回溯近代德国传教士与中国人对话的历史语境，分析德国传教士中国书写背后的认知符码，揭示基督教文化影响下德国人认知他者的民族心理与思维范式，有助于推动中德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理解，具有现实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