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姥姥罹患大肠癌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医学生了。

姥姥和姥爷一直住在苏州。姥爷是早年留学英国的工程师，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受聘到昆明铁路局担任第一任总工程师，他也是我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姥爷得了肺癌！”

“他抽烟太厉害了！”妈妈告诉我。

于是，妈妈和哥哥启程去了苏州，把姥爷和姥姥接到北京家中。

到北京不久，姥爷就去世了。记得姥爷走的那天，妈妈专门陪姥姥去见姥爷最后一面。我当时还是小孩儿，和妈妈一起搀着姥姥，那个时候，姥姥也七十多岁了。我当时想，姥姥见到姥爷还不得号啕大哭，所以下意识地抓紧她的胳膊，怕她情绪失控、晕倒。姥姥曾经得过脊柱结核，她的脊柱是弯的，整个人看上去佝偻着，加上年纪大，所以走路很慢。

殡仪馆的车等在那儿，车上的司机有点不耐烦。

“你们把老人家背过来吧！”司机大声地说，显得很急躁。

妈妈和姥姥都不做声，但看得出来，姥姥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步履艰难地走向太平间。

姥姥真的是大家闺秀，走到姥爷的灵柩前，轻轻地帮姥爷整理了一下衣角，用颤抖着的手摸了摸姥爷的脸，嘴唇微微地颤动了几下，像是在无声地说着什么，然后慢慢地转过头，对妈妈说：“让他上路吧。”

整个过程，姥姥没有掉一滴眼泪，所有的亲属，包括爸妈的同事们都为姥姥的风度折服。姥姥是我姥爷的续弦，年轻时做过小学老师，自从嫁给我姥爷，就做了全职太太。姥爷是总工程师，收入不菲，日子过得很富裕。姥姥是个爱干净的人，知书达理，相夫教女，从未为生活担忧。高度近视的姥姥总戴着一副深色的圆眼镜，说话时轻声细语，脸上永远挂着慈祥的微笑。

姥爷去世后，姥姥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在我们面前，姥姥从没有发过脾气，也没有流露过抱怨的情绪，她总是安安静静地过着属于她自己的每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她总会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把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至于姥姥娘家的家境如何，我从来没有听妈妈说过。

姥姥有记日记的习惯。每天的天气如何、吃的什么饭、做了什么事、爸爸妈妈有什么活动、家里来过什么人、收到过谁的来信，都被姥姥记载在她的日记里。姥姥高度近视，日记里面都是繁体字，但每一笔每一行都清清楚楚。

平时我忙于学习，爸妈忙于工作，都难得有时间和姥姥交流。姥姥总是安静地、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姥姥特别爱看书，常常右手拿着放大镜，左手捧着书，在光线较好的地方细读。记得她最爱看的书是著名女作家杨沫写的《青春之歌》，可能是因为书里写的故事正好发生在姥姥经历过的年代吧。姥姥看书的时候，习惯轻读，时常发出“唏嘘”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通常很小，完全不会影响到别人。每每读到精彩之处，姥姥会拿出圆珠笔在书上做上标注，也会写下密密麻麻的心得体会。没有人知道姥姥写的是什么，但应该都是写给她自己。有时候，姥姥想和妈妈说什么事儿，妈妈忙得没有耐心听，姥姥总是表现得很宽容。妈妈是独生女，那个年代的独生女是很少的。所以妈妈养成了我行我素的性格，甚至在我看来有点“以自我为中心”，不太顾及姥姥的感受，姥姥从不埋怨她。妈妈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是较少来往。姥姥年纪大了，耳朵背，听不清大家说的话，久而久之就特别自觉地减少和我们的沟通。

我考上医学院那年，姥姥被确诊结肠癌。

后来，从姥姥的日记中我们才知道，她肚子不舒服其实已经好久了，一开始以为是脊柱弯曲，使小肚子受到挤压，其实是肿瘤引发了肠梗阻症状。看到妈妈爸爸很忙，姥姥尽管出现了腹痛腹胀等症状，也不想去麻烦他们。直到后来肚子胀得鼓了起来，姥姥才和妈妈讲。

姥姥和我们说：“我的肚子不舒服，还有血便。”

妈妈觉得有问题，就带姥姥去了医院。

我生长在一个医生之家，妈妈是内科医生，爸爸是泌尿外科医生。他们俩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哥哥和我后来也都相继成了医生。姥姥生病那年，我刚进医学院，第一年还只是学习解剖，对“结肠癌”的了解还处于小白阶段。妈妈告诉我：“姥姥得了‘结肠癌’，需要外科手术！”那个时候姥姥已经80多岁了，当妈妈把姥姥安排到她工作的医院的外科病房去住院时，我其实挺担心的，姥姥那么大岁数，能经受得住那么大的手术吗？

姥姥在妈妈工作的医院里住院，接受了外科手术，妈妈找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外科主任亲自操刀。我当时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手术该怎么做，完全没有概念，加之在家里的地位，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即使是征求我意见，我也不知道说啥，所以就这样我和家人们一起在手术室门外苦等。爸爸妈妈都知道，姥姥岁数大了，又有脊柱结核，手术肯定不好做。

姥姥终于被人从手术室推出来了。

经过长长的走廊，我们家属一直紧跟着手术室护送姥姥的平车，麻醉师跟守在一旁，一名护士手里举着输液瓶。我不知所措地扶着车，好像我没有推，车也一直在走。我紧盯着姥姥，她的手那么苍白，嘴里还戴着气管插管，显然她还没有完全苏醒。姥姥眉头紧皱，双眼紧闭，让我感觉挺害怕。第一次见到手术后的病人，而且这个病人就是我的姥姥。那么慈祥、那么温柔的姥姥究竟在手术室里经历了什么？我甚至不敢想下去了……

终于到了姥姥住的病房，大家一起把姥姥从手术车上抬到病床上。姥姥个子不高，加上罹患肿瘤，体重减轻了许多。当我们把姥姥轻轻地放到病床上，掀开被子时，我看到姥姥的肚子上盖着纱布，还有一只玻璃管样的东西横在那里，肚子上好像多了点什么。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姥姥的手术其实只是一个姑息手术。姥姥的肿瘤在横结肠，按照现在的常规，应该做右半结肠切除，但姥姥的身体条件不允许，外科主任最终决定只给姥姥做了结肠造口术，而肿瘤依然还在姥姥的肚子里。

时间过得真快，后来我成为一名胃肠肿瘤外科医生，就像当年给我姥姥做手术的医生一样。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自己今后会把大肠癌作为一生的职业。

如今，大肠癌的发病率已经占我国所有癌症的第二位了。许多个人和家庭正被大肠癌所困扰，但他们对大肠癌的了解或许就像当时的医学小白——我一样。

一转眼，我做外科医生也有四十年了。最近招了一个研究生，名叫安安。因为我的年龄问题，医院考虑还要给青年导师们更多招收学生的机会，所以他是我招收的最后一名研究生了。作为医学院本科毕业后推荐免试的研究生，安安比当年同期的我有机会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但是，在我面前，他也依然是个“大肠癌”小白。他跟着我一起出门诊、查房，我也会抽空给他讲讲那些关于大肠癌的故事（文中的安安既是现实中我的最后一个研究生，在个别故事情节里，他又是我历年研究生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