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药的发展

古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药物知识。早期的药物学知识基本依赖“口耳相传”的方式保留和传承。直到文字的兴起，人们开始将药物的产地、采集、加工、性状、功用等方面的认识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尤其是本草专著的出现和演变，见证着整个中药学的发展历程。

一、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尚未有本草专著问世，关于药物的记载散见于其他相关的先秦文献中。《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具体药物的书籍，其中有很多为后世本草著作所收录的药物，如苍耳、芍药、枸杞子、蟾蜍等。《山海经》是记载先秦时期中国各地名山大川及物产的一部史地书，共载药126种，其中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不详3种。并且明确记载了药物产地、效用和性能，反映出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又深入一步。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则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方书，收载医方283首，其用药已达247种之多，所治疾病涉及内、外、妇、五官等科，所载药物学知识应该代表了当时药物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二、秦汉至南北朝

秦汉时期，本草学已初具规模。这一时期诞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作者不详，成书年代虽尚有争议，但不会晚于东汉末年（2世纪）。全书共收载药物365种，按药物之有毒与无毒、养身延年与祛邪治病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即后世所说的“三品分类法”。各药项下，有正名、性味、主治功用等主要内容。书中也蕴含丰富而深刻的中药基本理论，主要见于序录部分，如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辨证用药原则、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多种剂型，并对中药的产地、采集、加工、贮存、真伪鉴别等做了简要介绍，奠定了中药学的理论框架。《神农本草经》系统总结了汉以前药物学成就，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并称为中医学“四大经典”，它对后世本草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许多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和编写体例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自《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后，历经后汉、三国、两晋至南齐时期，由于临床用药的不断发展及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流，本草学的内容逐渐丰富，学术水平更加提高。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本草著作首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456—536）所辑的《本草经集注》。该书主要由《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加上陶氏注释而成，全书7卷，共载药730种。“序录”部分对《神农本草经》逐一加以注释，并补充了大量采收、鉴别、炮制、制剂及合理取量方面的理论和操作原则，还增列了合药分剂料理治则、诸病通用药、解百药毒、服药食忌例、凡药不宜入汤酒例、诸药畏恶七情例等内容。“药物部分”则采用“朱书本经，墨书别录”，小字加注的编写体例。该书的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①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法，即把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七类，为后世本草竞相沿用；②以病为纲，分列了80多种疾病的通用药物，如治风通用药有防风、防己、秦艽、川芎等，开创以病类药之先河；③既对药材本身，如品种基源、产地、采收、鉴别、炮制、制剂等加以论述，又对药物应用及药性理论做系统研究，对魏晋以来三百余年间的药学成就进行全面总结，初步构建了综合性本草的编写模式。

三、唐宋时期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统一，经济文化繁荣，交通发达，外贸交流活跃，西域药品输入日益增多，从而推动了医药学术的迅速发展。唐显庆四年（659），政府颁布了由长孙无忌、李勣领衔编修，苏敬实际负责，23人参加撰写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全书54卷，由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组成。本草部分是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补充而成，载药850种（一说为844种），分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食及有名未用九类。药图部分为根据实物标本绘制而成的图谱，图经则是对药图的文字说明。这种图文并茂的编写形式，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编撰的先例。《新修本草》是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不仅是我国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先于国外《纽伦堡药典》800余年。该书颁布后不久很快流传海内外，成为当时我国和日本等国医生的必修课本。

宋代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由于临床医学的进步，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本草书籍的修订和编纂承袭唐例，以国家规模进行，公元973年刊行的《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重新校勘定名为《开宝重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1060年刊行的《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1061年编成的《本草图经》（一名《图经本草》），均系官修本草，集中反映了当时药学发展的情况。而成书于公元1098年（原稿完成）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综合性本草，由唐慎微编撰。全书31卷，载药1 746种（各种刊本的数字略有出入），附方3 000余首。方剂是药物功能的直接例证，每味药物附有图谱，这种方药兼收、图文并茂的编写方式，首开方药相互印证之先例。书中保存了民间用药的丰富经验，每种药还附以制法，为后世提供了药物炮制资料。该书不仅切合实际，而且在集前人著作大成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宋以前本草和方书的宝贵文献。

四、金元明清

金元时期并无大型综合性本草问世，这一时期的本草著作一般出自医家之手，内容简要，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物学特征。如刘完素的《素问药注》《本草论》，张元素的《珍珠囊》，李东垣的《药类法象》，王好古的《汤液本草》等。这些著作发展了医学经典中有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物性能的理论，并使之系统化，同时大兴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风，以药物形、色、味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

明代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医药知识不断丰富，沿用已久的《证类本草》已经不能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需进一步总结和提高，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是在此背景下写就的。该书于1578年完成，共52卷，载药1 892种，附药图1 109幅，附方11 096首，新增药物374种。序例部分对本草史和中药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发挥，各论部分按自然属性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每一味药都按释名、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分别叙述。书中不仅汇集了大量前人资料，而且也反映了作者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新发现、新经验，并对历代本草错误之处做了科学纠正。本书不仅是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之大成，而且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本草学范围。

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1765）是补充修正《本草纲目》的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药学专著，代表了清代本草学的最高成就。全书共10卷，载药921种，在《本草纲目》之外新增药物716种，主要是民间药及外来药，同时也收录了大量已散失的方药书籍的部分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它不仅拾《本草纲目》之遗，而且对《本草纲目》已载药物治疗未备、根实未详者加以补充，疏漏之处加以厘正。

五、民国以来

民国时期中医药学发展的特点是中西医药并存。虽然国民政府对中医药采取了不支持和歧视政策，但在志士仁人努力下，中医学依然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中药辞书的出版是民国时期中药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成就，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当推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全书收录词目4 300条，汇集古今有关论述与研究成果，资料繁博，查阅方便，虽有一些错讹，仍不失为近代第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药学辞书。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药学知识和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与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药用植物学、生药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药理学等新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高度关注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扬，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推动本草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起，各地根据卫生部的安排和建议，积极进行历代中医药书籍的整理刊行。在本草方面，陆续影印、重刊或校点评注了《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残卷）、《证类本草》、《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等数十种重要的古代本草著作。同时，国内出版的中药新著数量繁多且种类齐全，将本草学的发展提高到了崭新水平。其中最能反映当代本草学术成就的有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中药大辞典》、《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华本草》等。在中药资源方面，迄今政府先后4次组织各方面人员对全国中药资源进行了大规模普查（调查），充分体现出国家对中药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高度重视。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医药学的迅速发展及中药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中药的现代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瞩目成就。尤其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研究员，利用现代科学方法从中药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的治疗，并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的发现是传统中医药带给世界的一份礼物，其必将进一步启迪和激励中药研究的传承发展与守正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