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题与效果之争

坡的小说诗学命题当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那极具传奇色彩的“美女之死” ( death of a beautiful woman) 。它一方面为批评界所津津乐道,而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被普通读者乃至专业学者想当然,以为那不过是坡为了自圆其说而做出的权宜之计,抑或是为了属人耳目而进行的故弄玄虚。在1846年4月《格雷厄姆杂志》上发表的《创作的哲学》一文中,坡通过一系列逻辑推衍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美女之死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富诗意的主题。”3然而由于《创作的哲学》本身在学术界历来所遭遇的批评信任危机,坡的研究者当中事实上鲜有围绕“美女之死”那一诗学逻辑加以严肃对待的。不过,笔者倒是注意到一个例外的情形:美国学者查尔斯·蔡尔德·沃尔卡特早在1941年即发表过一篇题为《坡的逻辑》的论文,破天荒地对“美女之死”的逻辑论证进行深度剖析。毋庸说,其最终的研究结论依旧还是为了证明坡的“逻辑理性”只可被视为“一种风格元素”,因此不必在文学虚构与科学真实之间做出区分。4 换言之,坡的逻辑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样式主义。有趣的是,围绕这样一则连坡本人也并不否认的“研究结论”5,沃尔卡特却在其整体的论证过程中将坡的逻辑推衍煞有介事地当成了逻辑学的真值评判,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彻底颠覆坡的美学逻辑建构。沃尔卡特的核心依据在于从坡围绕“美女之死”的逻辑推衍中发现了一个逻辑矛盾:“美”似乎陷入了“主题”与“效果”之间的模棱两可。

批评界围绕“坡的逻辑”这一话题所给予的关注往往着眼于抵达一个早有预设的结论:坡的逻辑话语乃是近乎“花拳绣腿”的虚张声势。譬如有学者将《创作的哲学》视为坡在19世纪初的机械狂热时代为了迎合“美国的技术拜物论”所作,又或者如波德莱尔( Baudelaire)所暗示的,多少出于某种“讽刺意图”而实施的“一点虚伪”6;即便对于《我发现了》那般高度“理性”的科普之作,美国学者斯图亚特·莱文和苏珊·F.莱文亦在表现出肯定之际流露出对坡的创作心态的不信任,如他们所指出:虽然坡热衷于呈现自己作为“一位伟大的逻辑学家”之姿态,但那部作品的“骗术” ( bunko)依然是个确凿的事实( Eureka xxii, 154) 。同样地,沃尔卡特在《坡的逻辑》一文中试图说明坡并非绝大多数研究者眼中那种“高度理性之人” ( Walcutt 438) ,而《创作的哲学》一文中围绕那个“最富诗意的主题”所展开的理性推断似乎仅仅说明,“坡的所谓逻辑”是何等混乱( Walcutt 443) 。沃尔卡特通过对坡在文章中所阐发的推衍进程予以细读,认为坡时常在逻辑上混淆“主题” ( subject)与“效果” ( effect)这两个概念:

我们很难确定坡所宣称的“以‘美’为职责”究竟是指诗歌的主题还是效果,不过,当他接下来指出“凡果( effects)必直接起于因( causes) ”之际,“美” [在坡那里]似乎既是主题,也是效果:他先是混淆而后又糅合了诗歌的主题和效果(美学体验[ aesthetic experience])……(Walcutt 440)

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卡特刻意在“效果”一词后增加了一个夹注——“美学体验”,清晰代表了其本人对“效果”这一概念的理解。但是,坡设置的局部话语语境并非基于修辞层面而是意指逻辑层面;他在此所讨论的“ effects”并非作为“美学体验”意义上的“效果” ,而是逻辑学意义上的“(结)果”,对应的是“因”。换言之,坡一方面肯定“美”是诗歌的主题,但另一方面也在明确强调自己更为关注围绕“美”这一诗性主题究竟存在怎样的“艺术法则”(因果关联)。沃尔卡特在实施逻辑批判的同时却颇为反讽地刻意摒弃逻辑话语的基本概念,恰恰忽视了坡的局部本真意图。如坡所清晰地指出,“美”在诗歌中既是“氛围” ( atmosphere)也是“本质” ( essence) ;“准确而言,人们提及‘美’之际,并非在表达一种品质而是在表达一种效果( effect)——他们指的是那种基于对美丽事物加以冥思而产生的强烈、纯粹的灵魂之提升” 。 ( CW XIV 198)沃尔卡特借此判断,坡所涉及的乃是“美”的艺术效果。然而坡在接下来的言论中再次提及“ effect”时,却是以一种近乎轻微的转折表明:他在此希望暂时抛开作为美学体验的“效果”,转而从逻辑学意义上分析“美”这一诗歌主题背后的因果关联:“现在我之所以将‘美’视为诗歌的职责,不过是因为艺术自有其道,凡果必直接起于因” 。为了避免使读者混淆“ effect”的多重意义,坡甚至还在这一论断之后随即补充说道,“目标( objects)的实现务必借助最能促其得以实现之渠道( means) ”。 ( CW XIV 198)这个类比关联证明坡在此处更为强调的是“因果关系”中的“结果”,而非坡站在普通受众的立场上所暗示的作为美学体验的“效果”。换言之,坡并不满足于追逐作为常识的“美”的“效果”,也同样注重“美”的逻辑发生机制。

坡在“美女之死”的推衍进程中明确界定了三个概念:一是“美”(Beauty) ,也即“强烈的、纯粹的灵魂之提升” ;二是“真” ( Truth) ,也即“智性的满足” ;三是“情” ( Passion) ,也即所谓“心灵的激荡” 。此分类乃是旨在说明上述三者在诗歌创作中的不同地位( “美”为上,“真”与“情”辅之)。然而,对于笔者而言尤为重要的是,“美” “真” “情”这三者在坡的逻辑体系中均明确被视为“目标” ( “结果” ) 。 ( CW XIV 197 -198)厘清基本语境之后,我们不妨重新审视沃尔卡特在文中所提供的逻辑批判路径图( Walcutt 443) :在他看来,坡首先对“主题”与“效果”这两个概念加以混淆( subject=effect) ;其次,坡暗示“美” (注释特别指出“美”即“效果” )与诗歌完全一致,也即“效果”创造诗歌( “ Beauty”/effect=poetry) ;再者,坡认为“一则阴郁的主题通过与‘美’发生关联而变得富有诗意”( subject=poetry) ;最终得出结论:阴郁的主题因其富有诗意而富有诗意。

可以看出,为了让坡陷入循环论证的“圈套”,沃尔卡特刻意将“美”与“阴郁”和“死亡”直接画上了等号,但坡本人的意图乃是说明:“阴郁”是诗歌的最佳“调性”,而“死亡”又是“最为阴郁的人间话题”,因此“死亡”能够将诗歌的最佳“调性”发挥到“极致” ( supremeness) ;换言之,坡围绕“忧伤”“阴郁”及“死亡”所做出的逻辑推衍其实是为了强化这样一种概念,即“死亡”是诗歌的最佳“调性”。另一方面,沃尔卡特未曾注意到坡在推衍进程中对“ effect”一词所持的游离立场:首先是作为“美”的“效果” ,也即美之“印象” ( impression) ;其次通过“凡果必直接起于因”那一公认的“艺术法则”将“效果”转切为逻辑因果论意义上的“结果”。如此一来,坡的“效果论”实际上既肯定了“效果”作为“美学体验”的重要价值,与此同时也更为强调“效/结果”在因果律意义上存在的合法性。在笔者看来,坡的逻辑推衍图示理应如此呈现:

沃尔卡特试图将坡逼入逻辑悖论之中,但他忽略了最明显的一点:“美”既是“主题”亦为“效果”,这一命题并不违反矛盾律。在坡的美学逻辑当中,“效果”几乎可被视为“主题”的隐喻,正如“美”与“美女”的关联所暗示的那般;它与坡所调侃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眼中所谓“一棵树既是死的也是活的” ( Eureka 13-14)那一类命题截然不同。在坡看来,“美”的主题与“美”的效果可谓是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其诗学建构,唯有这般方可“尽善尽美” ( perfection at all points) 。坡的逻辑推衍如下:(1)先明确主题——“美”是诗歌的“唯一合理范畴” ( the sole legitimate province);(2)再分析主题(效果)得以实现的因果律——首先,“有一种愉悦源自对美丽事物的冥思”,它同时具备“最强烈、最激扬和最纯粹”这三个特质。因此,当人们谈论“美”之际,乃是指“强烈而纯粹的‘灵魂’的升华”这样一种“效果”;其次,艺术之道强调直接的因果关联,也即“目标的实现务必借助最能促其得以实现之手段”(“凡果必直接起于因”),而诗歌无疑是“最易于”实现灵魂升华的渠道——诗歌这一艺术形式是“因”,灵魂升华是“果”(CW XIV 198)。与此同时,一旦灵魂升华从“结果”变为“效果”,即又使得自己反过来成为诗歌艺术的形式之“因”。

坡在《我发现了》中特别强调对“人的建构” ( human constructions)与“神的建构” ( Divine constructions)做出甄别;对坡而言,前者只注重从“因”到“果”的直线因果律,而后者却突出“因”与“果”之间的“互惠性”( reciprocity) ,也即“果”务必对“因”产生“反作用”——“因”与“果”能够“在任何时刻”发生反转:“因”可为“果” ,反之亦然,以至于我们“无法绝对分清彼此” ;“就虚构文学的情节建构而言,我们对于任何一则事件的安排,务必做到无法甄别它究竟是缘起于还是作用于其他事件” ( Eureka 88-89) 。在此,我们有必要将英国人类学家贝特森的深刻见解视为对坡的诗学逻辑所作的一则脚注,如其指出:“逻辑世界往往规避‘循环论证’,但因果循环序列又恰恰是现实世界的组织原则而非例外”;甚至于生物有机体(包括人类自身)的“互动与内部组织性”均无法通过常规逻辑去描述。7 在此意义上,坡的诗学逻辑围绕“主题”与“效果”所形成的某种循环回路不仅算不上一种逻辑缺陷,反倒是借助独特的诗学视角揭示了“美”作为宇宙的普遍秩序而预设的内在规定性。正如列斐伏尔从人类的生命节奏(vital rhythm)中揭示的循环特质——虽然自然时间循环往复,但却不会产生线性时间的乏味,正相反,“每一次饥渴都是新鲜的”8。

1 Edgar Allan Poe. Eureka, pp. 50-51.下文凡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均直接以作品标题与引文出处页码在括号中随文标示,不另作注。

2 就这一点而言,坡与现代科学思维逻辑产生了某种跨越时空的碰撞,如美国控制论奠基人诺伯特·维纳所指出的:“承认世界中有着一个非完全决定论的、几乎是非理性的要素,这在某一方面讲来,和弗洛伊德之承认人类行为和思想中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非理性的成分,是并行不悖的。”(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5页。)

3 James A. Harri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Vol. XIV. p. 201.下文凡出自该多卷本全集的引文均直接以缩写词“ CW” 、卷数与页码在括号中随文标示,不另作注。

4 Charles Child Walcutt, “ The Logic of Poe,” in College English, Vol. 2, No. 5 ( Feb. , 1941), p. 444. 下文凡出自该文献的引文均直接以作者姓氏与引文出处页码在括号中随文标示,不另作注。

5 坡曾在给好友库克(Philip P. Cooke)的书信中写道:“[我的那些]推理故事之所以受欢迎,主要还是在于它们的新样式。我并非说它们缺乏精妙之处——而是说人们将它们看得过于精妙——仅仅因其所表现出来的方法或方法之架势(air of method)。”(CW XVII 265)

6 John Tresch. “‘The Potent Magic of Verisimilitude’: Edgar Allan Poe Within the Mechanical Age,” in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30, No. 3 ( 1997 ), p. 289.

7 Gregory Bateson.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Cresskill: Hampton Press, Inc. , 2002, pp. 18-19.

8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III. Trans. Gregory Elliot. London: Verso, 2005, p.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