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荀子云：“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富国篇》）又云：“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篇》）

说得很清楚。荀子以为，“礼”，起于人与人之间的“争”，其用途是平息人与人之“争”，方法是“分”，即将人们分门别类，界定为不同的尊卑等级。人与人之“争”，则源自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不能无群”；一是“生而有欲”而“不得”。

以经济学观之，荀子此论甚为正确。显而易见，荀子所说的“礼”，是一种制度安排；所说的“争”，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竞争的由起，荀子归因为群居而有欲求。“礼”的出现，则是为了约束人与人之“争”。这一思想，与现代经济学的看法殊途同归。经济学认为，凡有社会，必有竞争，凡有竞争，必有制度。所谓社会，是指多过一人，即群居也；所谓竞争，便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竞争因何而起？人多而又资源稀缺也。僧多粥少，竞争于是乎无可避免。竞争而没有规则，人类无从生存。也即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行为必须受到规则约束，这规则，便是制度。

为了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人类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制度，市场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在市场上，同一物品，从需求者这一面看，是价高者得；从供应者这一面看，是价低者胜。因此，价格是决定胜负的竞争准则。市价决定胜负的竞争准则，唯有在市场上才会出现。传统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就是市场这一制度安排，其核心内容，是基于市场的资源使用和收入分配。

然而，市场不是制度的全部，而不过是其中一种而已。放眼人类社会，其他非市场的形形色色的制度安排多矣。因此之故，基于市场也即是基于市价决定胜负的竞争准则的传统经济学，其所能解释的人类行为和现象，“多乎哉？不多也”。道理简单，市价决定胜负的经济活动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远非全部。传统经济学解释能力有限，范围狭窄，固其宜矣。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欲济传统经济学之穷，试图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扩展至所有的人类社会制度安排，也即是不再局限于市价决定胜负的竞争准则，而是普覆至各色各样的竞争准则，使得经济学的分析能力为之跃升，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和现象。其中的关键，恰如张五常所言，是在资源使用和收入分配之外，引入了“合约安排”——合约与制度是同义词，合约安排即制度安排，从而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的“缺环”。

合约理论的引入，一扫传统经济学的困境，令经济学的境界骤然开阔。其解释力从市场制度扩展至非市场制度，从市价决定胜负的竞争准则笼盖至其他五花八门的竞争准则，凡是人类之行为和现象，皆可阐释。经济学遂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和现象的科学。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作为过去的人类社会的行为和现象，当然是经济学的应用场景之一。经济学说得清楚，产权和交易费用的局限决定合约安排的选择，而合约安排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因此，欲了解历史，从合约安排的角度入手，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本书对众多历史问题的解答，几乎都是循着这一理论路径。不论是封建制度下国人、野人的分辨、春秋霸主崛起于边陲的地理之谜、古代中国如何从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制的路径选择，还是对汉代盛产伪孝子和“王莽改制”失败，对宋朝鼓励人们喝酒，元代全面推行纸币、明代漕运没有选择海运的探究，以及对“抑商”传统和延续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的诠释，无一不是“合约安排”的审视和观照。

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历史，只是解读历史的一种角度或者说一个维度，不是唯一的角度和维度，但无疑是重要的，倘若要深入地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这一角度和维度是不可或缺的。我以为，也深信如此。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