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第一节 “城市文学”与“文学中的城市形象”

19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当代（特别是现代）城市文学的研究渐成热点。由于京沪城市文学在现代文学中具有显赫的地位，所以对于它们的研究，既是城市文学研究的开创领域，同时也是最高成就的体现。严家炎的《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可看作这种研究的创始性论文之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选本之一《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前言，这篇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研究，而且借助于对流派作品选集的阅读倡导，将研究的兴趣推诸众人。其实，在更早些时候，吴福辉对于新感觉派中坚人物施蛰存作品的诠释，余凤高对新感觉派艺术体式的论析，以及应国靖对施蛰存创作的综合性研究，也都是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最初成果。之后，城市文学研究便以新感觉派研究为切入点，迅速弥漫开来。随着夏志清等人对于张爱玲的发现，这种研究波及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京派和海派，从而使城市文学研究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乡土文学研究取得同等重要的位置。至此，对于现代城市文学（特别是上海城市文学）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如许道明的《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嵘明的《浮世代代传》（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笔者也曾出版《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对于城市文学的研究已经造成了现代文学史叙述总体格局的变化。首先，各种权威的文学史著作（或个人、或集体编写）都将城市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学形态纳入文学史脉络。比如从1987年出版后至今风行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就将“文学的现代化”作为现代文学的主流，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城与乡、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出现了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1]，成为文学史考察的基本标尺。不仅城市小说成为文学史的重要环节，与城市文化相应的研究范式也成为研究其他文学史现象的立论基础。比如该书在谈到1928—1937年、1937—1949年话剧创作时，便采用了“职业化、营业性剧场戏剧”“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再度兴起”与“沦陷区：职业化、商业化的剧场戏剧的繁荣”等论述框架。在多数以“20世纪”为标题的现代文学史中，城市文学也成为独具形态的重要论述对象，如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京派和海派专设一章。进而，海派文学进入通史类的文学史著作，如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2]其次，由于城市文学研究，特别是海派研究成果斐然，进而改变了部分或全部文学史叙述的方式。在1980年代以前，文学史叙述角度基本上是左翼的。在关于“社会革命”的历史元叙事中，不仅没有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人的位置，即便是茅盾《子夜》这一类的作品，也被视为以阶级斗争来完成民族国家使命的政治文本。1980年代以后，启蒙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主流，城市文学仍没有应有的位置。随着城市文学研究成果的丰富，特别是李欧梵、王德威等从城市文学研究中抽取“日常性”“晚清现代性”等概念，不仅为现代文学史事实中的个体性、私人性、消费性提供了依据，而且成为新的重要的文学史整体阐述原则，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则。

更重要的是，由于得到了市民社会兴起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支持，城市文学研究以极强的社会参与性姿态在学术界出现。它几乎与史学研究中所谓的“新史学”，特别是与法国年鉴学派方法理念中的注重民间社会形态、“公共领域”、行会、商会、社团研究相吻合，构成了某种近代中国整体史观的一种。因此，关于城市文学与媒体舆论、大众传播、经济制度、学校教育、出版机构、流行生活等公共社会领域的关联，又成为新的热点。同时，左翼文学史叙述与启蒙文学史叙述的相继退位，使来自城市文学研究中的日常性叙述几乎一枝独秀。而我们当下热衷地对“市民”“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探讨，以及1990年代后期被神化了的“市场意识形态”，更是为其提供了政治与经济依据。1990年代之后，整个世界因政治格局中左翼力量削弱这一“历史的终结”（福山语），造成左翼话语在整个文学史叙述中的被放逐，正在建立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大众文化的兴起，也使启蒙话语在文学史叙述中逐渐趋于弱化。在文学史叙述的等级因素中，源自城市文学，特别是城市日常性的文学史叙述几乎要成为霸权。

在此，笔者不打算全面评价这一现象[3]，只是力图梳理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历程，以及城市文学研究的动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城市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作家作品论——流派论——形态论——文学史论——近代中国史观等各个阶段，其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从某种角度说，已经登峰造极了。

那么，我们还能够进行城市文学研究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我们还要进行什么样的研究？

事实上，迄今为止，多数的城市文学研究大体采用了“反映论”式的研究模式，即认为城市文学以某种方式表现了城市社会与城市文化形态。这种研究方法大都以坚定的社会学、历史学理论为基础，认为城市文学作品是客观的城市生活的再现，因而特别适用于在表现方法上属于传统写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但问题在于：首先，在现代的城市文学作品中，即使是对同一时期城市社会的表现，也会因作家流派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比如左翼城市文学与海派的创作；其次，中国现代最典型的城市文学恰恰并非经典意义上的写实作品，反而以现代主义创作居多，对城市外在形态的展现似乎并不比对城市作用于作家内心领域的感受的描摹更多。通常意义上，他们以自我强烈的主观性透入都市生活，感觉成分明显多于经验成分。这种注重对城市的心理感觉的表述，使我们很难全然以反映论式的研究去面对它。

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大都认为城市文学应具有两大要素：首先，从地域特征、创作题材、空间景观等方面来说，它必须是描写城市中的人文生态与心态，诸如生活流向、价值理念与社会心理；其次，城市文学的创作者，必须以城市意识——只有城市人才具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审美准则——去描述城市生活。说到底，这种研究大多是以题材为最终限定。这固然带来了城市文学研究在社会学、历史学意义上的深入，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城市生活作为人类基本生存方式对人类精神的影响能力，而这种影响能力往往是超出了城市地域、心理、情感与认知的。它给予人们以不同的精神塑造，进而影响甚至改变着人们对城市的知识与叙述，并表现在非城市文学类的其他各种文学形态中，如乡土文学、知识分子文学等等。换句话说，传统研究范式对“城市意识”并没有予以强调和关注。所以，从城市给予人类的精神影响这一角度来说，“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要比“城市的文学”能够揭示更多城市对文学的作用与两者的关联。后者立足于文学形态自身，揭示城市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流变过程及其内在构成规律，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研究；而前者更关心城市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人们对城市的不同认识方式，以印证于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的文学精神世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它更接近文化研究。

第二节 “文学中的城市形象”：经验、记忆抑或想象

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强调城市之于作家的经验性，但既然是“文学中的城市”研究，那么在这一研究中，文学与城市的关系，便不仅是经验一种，还应包括思潮、文体、传播与受众阅读等因素。因此，城市的历史与形态和城市文学文本之间便构成了非对应的极其复杂的关系，这一切，可能会以对城市的不同表述体现出来。

从欧洲经典的城市文学文本发展历程来说，巴尔扎克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主要描述法国19世纪初叶商业社会建立时的社会状况，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则主要表现法国工业时代。就表现的手法而言，它们都属于对巴黎城市社会形态的正面描述，但仅就此点而言，两者已经表现出差异。这种差异，是出于表述方式以及造成表述方式的社会认知的不同。卢卡契曾指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手法在巴尔扎克、左拉描绘城市时的不同：巴尔扎克小说中“法庭不像在一八四八年以后写的作品里那样只是具有某种社会职能的一种组织。它是各种社会斗争的战场，对嫌疑犯的每一次审问，每一个文件的起草，每一次法庭的判决，都是我们请来作证的它的每一个阶段的错综复杂的社会拉锯战的结果”，换言之，作家也好，作品中的人物也好，是城市社会的直接参与者；而左拉呢，不管他写交易所、剧场，还是赛马场，“这些事物跟人物的命运是完全无关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却对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的背景，它们跟人的命运没有真正的关系”。[4]

理查德·利罕出版于1998年的《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一书明确提出“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其书中主要被认为是对城市不同的表现模式。它着重考察了欧美城市不同发展阶段在文学中的表现方式，除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外，“对高度发展和机构复杂的城市的逃避和拒斥，构成了现代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的源泉，现代主义转而表现城市压力的主观印象和内心现实”。有人曾这样概括其描述的城市表现模式与过程：“现代主义的这些主题基本上对城市持否定的态度，这里也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城市从早期的神圣城市到启蒙时期的城市，最后到现代大都市，基本上处在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中。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中的人从较早时候（如在巴尔扎克笔下）的活跃的、积极的参与性的力量逐渐退化为受城市控制、对城市无能为力而退缩到内心领域中的漫游者和旁观者。”[5]该书将商业城市、工业城市与后工业城市分别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对应，事实上是在找寻文学中对于城市的不同表述问题。

关于对城市的表述，德国评论家克劳斯·谢尔普将其分为四类模式。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对其概括如下：

“第一类模式来源于德国18、19世纪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乡村乌托邦’和‘城市梦魇’的直接对立。在这一模式中，一种早期的、据信是平静和安宁的主观主体受到新兴的工业文明的威胁。”第二类模式见于“19世纪批判社会的自然主义小说，其中乡村与城市的对立退位于阶级斗争。……城市的生活和经验被缩小为个人和群体的对立”。第三种模式见于现代的作品，其中“巴黎浪荡子的沉思姿态”表明“城市经验的潜在的想象力”，其“审美主体自然而然地观察审美客体，用凝视的目光捕捉和把握这客体”。第四类模式是“功能性的结构叙述”，通过这种叙述，“城市因其商品和人的剧烈流动而被重新构造为‘第二自然’，这一新构造据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给自足、相辅相成的方式而产生”。换言之，在第四类模式中，城市成了自己的代理人，在文本中自由地展开自我叙述。[6]

克劳斯·谢尔普对城市叙述的描述与理查德·利罕有相似之处，他们不仅都相当重视城市的表述问题，而且都勾勒出了城市表述的历史发展，并都认为在城市表述中流贯着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线索。所不同者在于，克劳斯·谢尔普把“‘乡村乌托邦’和‘城市梦魇’的直接对立”这一浪漫主义倾向也归于城市表述，这无疑是更加扩大了“文学中的城市”的含义。

注重城市表述研究的学者们认为，城市不单是一个拥有街道、建筑等物理意义的空间和社会性呈现，也是一种文学或文化上的结构体。它存在于文本本身的创作、阅读过程与解析之中。如果说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较多地存在于前者中的话，那么“文学中的城市”则思索城市文学的文本性与文本的文学性，以及怎样把城市的物理层面、社会层面与文学文本有效地结合起来。像新历史主义所说的，既需探索“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也要探求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7]

在对“文学中的城市”的研究中，城市“形象”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与方法。在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中，作者一方面承认城市文本的变化是因城市的变化而来，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赋予城市一种想象性的现实”。陈平原曾评述说：“该书将‘文学想像’作为城市存在的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从‘启蒙时代的伦敦’，一直说到‘后现代的洛杉矶’，既涉及物质城市的发展，更注意文学表现的变迁。”[8]张英进在谈及他对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方法时也说：

我将不拘泥于某一作品所表现的城市如何写实传真，而只探讨在这种文本创作的过程中，城市是如何通过想象性的描写和叙述而被“制作”成为一部可读的作品。当然，我说的制作是符号性的，指的是将城市表现为符号系统，其多层面的意义需要解析破译，我将重点放在制作的过程而不是其最终的产品——作为文本的城市（或称城市文本）。[9]

因此，在“文学中的城市”研究中，关于“形象”概念的介入，并非完全摒斥文学文本的社会客观性与创作者的经验性，事实上，它是联结创作者的城市生活经验与文学文本经由创作而造成的生活呈现的一个中介，即任何关于城市的文本都不可避免地来自城市经验，但城市文本却绝不等同于经验，因为它经过了由经验到文本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城市形象塑造的过程，城市形象其实就是一种城市表述。

在西方学界，运用城市形象叙述理念来研究城市与城市文本已不鲜见。除了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之外，卡尔·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10]也大致使用这一方法，将维也纳看成是由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境而成了奥地利国家的寓言。在国内，赵稀方讨论香港文学的《小说香港》，就是运用这种方法探索文学与城市之间互动关系的学术著作。赵稀方认为，关于香港的文学文本大致存在着三种形象，即英国人殖民叙述的、中国大陆国族叙述的以及中国香港人香港叙述的。在英国人的殖民叙述中，香港充当了西方人“东方主义”的一个想象范本，以此印证欧洲白人文化的“启蒙”事业；中国大陆的国族叙事则从中原心态的中心/边缘构架出发，进行“母亲！我要回来”式的香港想象。两者都忽略了香港在文化意义上的主体性。直至1970年代，一种源于大陆价值观却又与之不同的香港意识开始出现，才逐渐产生了文学中香港人的城市形象。[11]

香港的情形也许特殊。对于国内城市形象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较早的应是赵园的《北京：城与人》。[12]该书并不是展现关于北京的现代城市文学史，而是以确定北京在中国作家心理中的位置入手，事实上，是在为“文学中的北京”进行定位。在整体的20世纪中国现代化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北京其实替代了乡土中国的国家与文化地位，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故乡。从这一角度看，北京也是一个想象中的城市。它既负载着真实的物理空间，同时又被文学建构成一种形象。由于创作时间较早，这一著作太过局限于文学形态，对于文学又较集中于京味风格的分析，使其相当程度上仍保留着城市文学形态研究的痕迹，未能获得某种讨论北京想象的广泛的可能性。

有意识地倡导以“记忆与想象”来对北京城市与北京文学进行研究的，是陈平原先生。2003年10月，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文系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联合主办“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国际研讨会，会议刊发以及后来收入论文集的研究论文来自各个学科，其中有数篇是关于北京与文学之关系的。其中，梅家玲的《女性小说的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林海音与凌叔华的《北京故事》、董癑的《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与贺桂梅的《时空流转现代：1980—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大体也属于类似角度的研究。在谈及“作为研究方法的北京”时，陈平原也以“文学中的城市”为切入点。他说：“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北京’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口头传统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八百年古都风韵的设想”，“谈论中国的‘都市文学’，学界一般倾向于从20世纪说起，可假如着眼点是‘文学中的都市’，则又当别论”。而在谈到“文学中的北京”这一概念时，陈平原径用“想像”一词去表述。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一文中，陈平原说：“略微了解北京作为都市研究的各个侧面，最后还是希望落实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像’上……因此，阅读历代关于北京的诗文，乃是借文学想像建构都市历史的一种有效手段。”[13]

第三节 北京城市形象：来自城市形态还是作家心理？——以近现代文学为例

一、近现代北京城市形态

就城市形态而言，在近现代，以北京（北平）为代表的大多数内地城市，仍复因循传统。内地城市，其功能以政治统治为主。北京自元代以降，800多年一直是皇城帝都，然而，由于北京缺少现代工商业，产业工人与民族资产阶级数量较少，所以难以持久性地成为现代社会的政治中心与革命策源地。1928年北京易名北平，失去了首都地位，也很快失去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地位，成为华北的地方性政治城市。从张学良的北平军政分会到西北军系的市政府，再到日伪成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北京都是一个中央政府下的地方性政权驻在地，与传统都市的政治功用并无二致，以致有论者认为旧北京“更像一个放大的县城”[14]。

近现代北京的人口构成也大抵体现出传统都市的特点。据1930年代某些学者的分析，近代北京居民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清朝旧日皇室、亲贵、旗丁、内监以及其他依附宫廷而生活者。二是晚清以至民初在京为宦的士大夫。其中有些是世代簪缨，虽然可能籍隶外省，但久居北京，已成为地道北京人。这一类人人数较多，尽管他们在1920年代末失去宦位，但仍是北京文化的中坚力量。三是民国以来依附军阀的各色人物，以辽、津、保三籍人为最多。他们在北京置产纳福，日军进入北平后，便又沉渣泛起，成为大小政客。四是民初以来，围绕在学府、文化机关周围的教授、学子，如北大、辅仁、清华、燕京诸校的师生。这是北京文化中最具有异质性的文化力量。这四种人的存在，使北京在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后，仍为中国第二大都市。第五种也是人数最多的，便是农工商贾等普通市民，以老北京市民为主，也有若干从周边农村迁入的农民。[15]从这个分类来看，北京居民多为本籍或因政治原因居留北平的北方籍，除了少数文化人外，其余四种北京人都有明显的传统文化构成色彩与北方（特别是华北）地域文化血统，异质性不甚明显。

从经济形式上看，古代北京的经济形态属“混合型”，即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经济的混合。以农耕为主，兼有游牧、渔猎、工商，少有江浙等地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私营工商业。传统的工商业为官营垄断，其性质是为皇室、贵族服务。进入近代，北京经济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据1915年的统计，北京222个工场中，只有6个使用动力设备，其余绝大部分只是手工业作坊或简陋的手工操作机器，而且又以传统文化的物器生产为主，如金银玉器、装裱、食品等。[16]大部分北京人并不围绕于现代工商业的经济活动生活。在清朝，社会上层几乎不从事任何经济生产，其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乡下的田产或宦俸。即使是下层旗人，也依靠“铁杆儿庄稼”为生。清朝灭亡后，下层旗人开始坐吃山空，或为车夫、役仆，社会上层则依然故我，表现出明显的消费特征。

近现代北京的社会结构仍停留于传统的“官—民”层面，其核心是士大夫文化，“官本位”的价值观念与“学而优则仕”式的人生格局影响到整个市民群体的人生理想、自我意识与生活趣味，形成普通的“主—奴”式双向人格构成。不过，下层市民还在自我意识中强化顺民意识。北京在失去首都地位后，“求仕”之风有所减退，但社会结构仍由于大工业的缺乏而并未向“技术”型转变，北京人的文化性格依然如旧。同时，士大夫文化中的另一侧面——“退隐”之性则恶性膨胀，北平式的“生活的艺术”凸现出来，成为近代北京士大夫文化的主要特色。

在整个社会尚处于传统的礼治秩序的情势下，近代北京人的意识结构仍以儒学伦理、礼教纲常为主，其生活方式也带有很强的血缘家族伦理色彩。由于异质性居民不多，因而新式核心型家庭数量远远少于传统型家庭，人们的家庭属性明显大于社会属性。从物质生活系统来说，传统手工业基本上囿于家庭、家族圈子。由于商品经济的缺乏，消费与闲暇生活大都以家族、邻里为单位，呈现出自足自娱的特质。譬如娱乐，北京人的娱乐大都是遛鸟、听鸽哨、种花、养金鱼等，很少与现代物器有关，也不具有商业性质。其中最有社会性的大概是逛庙会与泡茶馆，而这两种形式，也属传统范畴，表现为低物质消费水准的自娱形式。

在群体生活方式上，北京人的人际交往常常局限于家族与邻里之间，阶级与集团等社会活动较少，使得传统的伦理规范——“礼”较为盛行。“礼”是建立在家长制的伦理基础之上的，其核心是“三纲”，而“父为子纲”又是核心之核心。“礼”使北京人的自我人格受到压抑，强化了对家庭、家族的认同归属心理。相形之下，北京人的国家、社会、法制、阶级、集团等现代意识淡薄，社会属性不强。用某些社会学家的话说，就是近代北京尚属“礼俗社会”。1930年代就有文人说，北京之办警政，“其艰难有百倍于上海”。但北京的社会安定又是上海等城市无法比拟的，原因乃在于，北京警政，“能运用旧法子”。比如“北平街上有人打架，巡警走过来，两面做和事佬，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和平了结”[17]。这便是传统伦理社会“礼俗”的力量，连现代法制也不免带上“礼”制色彩。

“礼俗”文化之发达，使商业文化这一最具有反伦理意义的行业也被重重伦理色彩所包围。瞿秋白曾说：纯粹中国式的商人“不是现代式的上海工厂和公司老板”，是“小”商界。[18]北京的传统商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店铺或家庭资本、家族管理的行号，其买卖行为常常在亲朋邻里之间进行，缺少社会化商业特征。这种商业文化当然缺少不了“礼”的作用，常常成为“君子之风”的买卖。这在老舍笔下随处可见。当代作家邓友梅曾在《〈铁笼山〉一曲谢知音》中记叙旧北京估衣行的情形：“老客来了先接到后柜住下，掌柜的要陪着剃头、洗澡、吃下马饭，晚上照例得听戏。”[19]这种人情味极浓的商业文化是“言利”型的近代商业难以想象的。老北京的商人把“不会做买卖”的非商人气质当作自己的长处，追求的是“重义轻利”的传统伦理价值，相对而言，漠视利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士大夫文化。所以近代文人徐珂曾在《清稗类钞》中说，老北京的商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尤其是书肆，其人其事，更近士大夫趣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厂甸书肆成为文人学者最为钟情的地方，除了作为售卖书籍的场所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出的传统气氛，直如士大夫的书屋：

书肆门面虽然不宽，里面曲折纵横，几层书架，三五间明窗净几的小屋子是必有的。蓒几湘帘，炉香茗碗，倦的时候还可以朝炕床上一睡，吸烟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没有慢客的举动。你买他的书也罢，不买也罢，给现钱也罢，记账也罢，虽是买卖中人，而其品格风度确是高人一筹。[20]

书肆良好的气氛，加之长年对旧书版本的经营，使许多原本就有士大夫气质的老板与店伙成为版本学家，以致当年胡适就有隆福寺街书店的“老掌柜的并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少呢”[21]之慨。

近代北京的人文景观具有明显的乡村特性，恐怕没有比“田园”一词更恰切的表述了。北京的建设格局有着极严谨的计划性，这与上海等租界城市因殖民者随意扩张而造成的混乱不同。元朝统治者修建大都，其宫苑结构非常散漫。明初皇宫被置于城之正中，其余地方空疏寥落，偌大京城其实只是预备后日的扩充，始终未曾布满，清王朝北京的扩建基本上沿中央及南城进行。所以，一直到民国初年，城中依然满布着湖泊与园林，建筑并不密集。老北京人在天晴的时候，站在大街上便能望得见西山与北山。老舍曾说：“北平在人为之中显示自然”，“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22]北京典型的建筑形式是四合院，比如皇城，可以说是北京最大的一个四合院。疏阔的庭院与园林自然相融一体，即使是市井细民也可借不花钱的“草花儿”尽享田园野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本是典型的乡村景观，而老舍将此句的“南”字改为“北”或“西”，竟也成为对北京城市景观的绝佳描绘，足以见出老北京的乡村形态。郁达夫当年就说过：北京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23]。当代学者赵园亦认为：“田园式的城市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24]应该说，北京的人文景观尚未取代自然景观，其乡土性可见一斑。

当然，在近代中国，任何传统型城市都无法抵御现代文明的侵蚀。北洋政府时期，外来文明借助于列强的势力与上海的影响，给北京的城市形态增加了若干新质。市政与经济方面，有了西交民巷银行区、崇文门大街的洋行区、王府井的新式商业区，此外还有六国饭店等新式旅馆、娱乐设施与北大、清华、燕京等学府。这使我们无法再把近代北京与古代北京混为一谈。新与旧兼容一处，竟成为一种奇观。1930年代有人描述北京说：

从紫袍、黄褂的蒙古、西藏僧徒，蓝袍青褂的重辫老者，光头大肚的商人，蓝布罩袍的名士，中山服的军政服务人员，加上上海的种种，无不兼容并蓄。他们的思想，从忠君爱国一直到共产；他们的生活，从游牧民族一直到工厂的工人；他们的来历，从冰天雪地一直到炎天热海；他们的信仰，从拜佛一直到无神；他们的时代，从乾隆一直到一九三六，形形色色，比肩并存于一城之内，这是何等奇观！[25]

北京已不纯然是一座传统城市了。应该说，对近代北京来说，外来文明的渗透，是一种文明进步的体现。它毕竟给北京带来了一个向现代城市发展的契机。在此影响下，北京城市形态开始发生嬗变，譬如大学，甚至可以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以及引领力量。但是，由于北京缺少现代文明的基础——大工业与现代经济，其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并不顺利。这导致北京在城市形态进化中出现两种常见的情态：一是文化变异过程混杂而不是整体有序地进行，外来文明与传统底色杂糅而不是一种有机的结合；二是城市形态中的浅层结构首先发生变化，但由于现代经济的缺乏，深层结构尚难以改变。此种情形在近代中国是常见的，我们在张爱玲以沪、港为题材的小说中已读到对此的剖析。

表层文化的松动每每发生于传统根底最为薄弱的区域，这中间，商业与从商阶层首当其冲。然而变动的目的，乃在于新型商业文化的建立。一方面，现代社会刺激人们的欲望，产生利润至上、金钱崇拜的风气；另一方面，又把它限制于一定的轨道之中合理实现。而在现代政治、经济、法制落后的旧北京，恰恰无法对易变的浅层文化——比如私欲膨胀——进行制约，极易产生出以消费性文化底色认知西方物质文明的价值观念，由私欲扩张而导致极端的人格变异。民国初年，北京官僚政客之腐化，冠盖全国。一夜的赌博，输赢动辄几十万。当年文人曾有打油诗，讥讽一班京员的生活：

天乐看完看庆乐（均为戏园名），惠丰吃罢吃同丰（均为饭馆名）。头衔强半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26]

一方面继承前清贵族纨绔的衣钵，一方面“新学海上的繁华”，却同时又将传统消费的黜华崇俭与近代的工作高效悉数丢弃。在此情形之下，即使输入某些近代文明，也不过皮毛而已。老舍当年已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猫城记》中说：“新制度与新学识到了我们这里便立刻长了白毛，象雨天的东西发霉。”[27]在文化形态中，它可以使北京有若干外在景观的变异，却不能使北京真正进步。

二、作家心理与北京形象

北京的城市形态是一种确定的情况，但现代作家对于城市的道德情感与文化态度却要复杂得多。比如，在社会文明进化的历史价值体系中，近代上海符合作家的理性判断，然而作家文化心理中的传统价值尺度与情感倾向，并未被这分理性完全替代。在许许多多作家，包括那些外表看起来非常洋化的作家心中，上海仍是一个中国人难以认同的尤物。上海的高度运转、聒噪繁乱、贫富悬殊、道德沦丧，乃至上海人住处的逼仄、视野的急促，都难以吻合文人的传统的归属感，以至时时被人称之为“红尘十丈”“水深火热”。“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直斥上海是“铜臭”“行尸走肉”的“大城”，“中西陋俗的总汇”，是“浮华、平庸、浇漓、浅薄”，是“豪奢”“贫乏”，是“淫靡”“颓丧”。[28]新文化人虽然无法离开上海，但都不把上海视为自己的根，在许多表述中，都以“逃离上海”作为潜在的心理趋向（尽管并不曾实现）。即使是在某些情感上亲近城市的作家的文字中，读到的也是另一番滋味。比如张爱玲曾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29]然而有趣的是，她由高层公寓的生活中发现：“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30]柯灵面对“人海滔天、红尘蔽日”的上海，却在夜间寻觅些许“片刻的安宁”，于冷清的末班电车与街头小铺中领略人际的温馨与“辽远的古代”的意蕴。[31]像殷夫这样的城市无产者代言人，也竟于初到上海时诅咒道：“上海是白骨造成的都市/鬼狐魑魅到处爬行。”[32]文人们不断疾呼：“回去，回去，上海不可以久留。”[33]甚至像叶灵凤这样的都市之子，在游历了北京之后，也一再表示：“我真诅咒这上海几年所度的市井的生活。”[34]

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观念中存有一个基本的结构，即理性与乡情的纠结、背离。前者是新文化人受新文化思潮与西方文化影响所致，并具体作用于对上海的理性认识中。后者则是作为一个不能脱离传统的文人内心情感的需求，往往体现在他们对乡村与乡村型城市的情感维系之中。在这个结构中，上海只是文化人理性的一极，而另一极则系于乡村，或者乡村型的城市——北京。

由于中国作家对现代性城市的恐惧与疏离，使心理中“非城市化”倾向至为浓重，“五四”以来的民粹思潮又使之更为强化。李大钊就视城市集人间罪恶、丑陋、畸形于一身。黎锦明甚至在其《烈火》重版自序中说，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有其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35]某些京派文人则自称生活于都市是“误入”歧途。李健吾说：“我得承认我是个乡下孩子，然而七错八错，不知怎么，却总呼吸着城市的烟氛。身子落在柏油马路上，眼睛触着光怪陆离的现代，我的沾满黑星星的心，每当夜阑人静，不由向往绿的草、绿的河、绿的树和绿的茅舍。”[36]

但是，近现代北京城市的乡村文化形态，使许多作家在情感上得到一种亲近，“在普遍的都市嫌恶中，把北京悄悄挑除在外”[37]。老舍说：“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38]在众多作家心中，“家”的定义是由北京提供的。1930年代的文人一再谈到北京“住家为宜”，这个“住家”或许在心理学的含义更多一些。它意味着传统文化为现代的人们留下的一份宁静与安详，一种归属感。或许，在北京尚属北洋政府驻地时，由于这种心理满足集中了当时的中国政治并不明显，但当北京不再是首都，成为一座纯然的文化城的时候，则显得更为浓烈，在“五四”与1920年代，我们很少看到眷念北京的文学。1930年代，作家们对北京的向往与怀恋则达到顶峰。1936年，上海的《宇宙风》杂志曾陆续推出“北平特辑”（共3辑），其中大部分文章以《北平一顾》为题结集出版。《立言画刊》和《歌谣周刊》也设立不少有关北京风情的专栏。有趣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都生活于上海，个中意味，颇值得仔细品尝。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作家们愈是紧紧追随时代，以求与时代发展同步，便愈是感到寻求文化之根的迫切，愈是需要在内心保留一份传统情感的位置。

概而言之，眷恋北平恰是为了得到对上海生活的一种补偿。老舍说：“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生产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39]“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40]不仅生于斯长于斯的文人们眷念北京，南方等地的文人也将北京视为自己的根，甚至目为第二故乡。郁达夫在游历北京之后曾说，一离开北京，便希望再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的浓，格外的切”。[41]久居沪上的洋场摩登文人叶灵凤，也在上海的“十丈红尘”之中，“渴望去一见那沉睡中的故都”。[42]

或许，北京形象所提供给作家文人的更多的是文化心理的，甚至是一份对传统文明久违之后的梦想，正如同古代文人的“桃源梦”一样，多半是美化、幻化的东西。在社会进步、个人成就、生活需求等方面，它毕竟无法替代上海所带来的种种惠遇。事实上，正如同“乡村梦”只能由城市人来做一样，美丽的“北京梦”也只是南方特别是上海文人心中的产物，一种现代人对传统的向往。他们虽然信誓旦旦不断地表述对北京的向往，但一旦久居，便不堪忍受其落后与封闭。林庚曾说：

所说北平的城市，并非即指北平今日的人，今昔人之不同千百年来已有很大的划分了。也正是因此地人工所该做的前人已做得太好，这些今日的人，虽仍所受的陶冶与江南不同，且时时因前人伟大的遗迹而得着雄厚深远的启示，但如今剩下的似只有那若近消极的沉着的风度，却不见那追上前去的勇敢了！久住在江南的人若初来到北平，必仍有一种胸襟开阔的感觉，那是纯由于前人历史上的痕迹是太足惊叹而动心了。而久住北平的人呢，却是受了百年来旗人懒惰的习气；“五四”以来似有希望的一点朝气，又被压迫得只可闭门读书；因此如今的北平似更深沉，却只是一种的风度了！九一八以来，市面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北平故都的身份全然失去！渐来的是边疆之感了！[43]

文学中的城市形象是复杂的。北京的城市形态为作家提供了一种观察的实感，但更是一种心理。这种心理来自生活经验，却不至于是生活实感，很大程度上，北京的形象也是一种作家心理的形象，并不完全来自城市形态，有的时候甚至来自“北京之外”。比如，老舍一生以北平为写作对象，但他那种对北平文化批判性的创作冲动，乃是由于客居英伦得到了西方文明的参照之后才萌发的。老舍步入创作生涯后直到从美国返国，很少再去北平，但依然在城市小说创作上达到了高峰。很明显，其城市意识的获得主要依赖于现代理性，而非北平的传统。如果一生蜗居北平，便没有老舍，也没有《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或许，也是以北京为部分作品表现对象的京派小说，之所以没有取得相当的成就，是否与京派文人当时没有走出北平或北方文化圈有关？文学中的北京形象，乃是熟悉北京但不一定是北京文化圈之内的作家所塑造的，正如同乡土文学乃是出身乡村却又寓居都市并获得现代性的作家所为一样。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策略

目前，从“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的角度来研究北京与北京文学尚属初期。所以，本书的研究主要是以城市文化与文学表现出的北京想象为切入点，广泛探究文学与北京、“文学中的北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蕴藏的内涵。在研究范式上，以区域、空间、人物（包括所属地域、阶级、性别）、意识、器物、情感为核心，将相似的作家及流派合并论述，文本形式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笔记、戏剧、文化现象等。

就近现代而言，本书首先涉及的是清末民初的旗人小说中北京形象的立体化展示。现在已知的清末民初的京旗小说作家大概有数十人，基本是当时的一些报业人员，也就是现在的编辑或记者，比较著名的有蔡友梅（代表作《小额》《曹二更》《裤缎眼》等）、王冷佛（代表作《春阿氏谋夫案》）和穆儒丐（代表作《北京》）等人。虽然清末民初处于一个历史变革时期，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心理危机，八旗子弟坚守昔日道德修为的难度变大，但是，京旗作家和满族知识分子却仍然恪守着严格的道德标准，他们的笔下出现最多的仍是“良心救赎”“劝善惩恶”“道义批判”这样的题材。由此可以看出，京旗作家们当时写小说主要是为了“辅助政府”“开通民智”。这些小说作品均以京语白话写成[44]，内容涉及旗族变迁、京城文化、世相百态、民风民俗等方面，显示了上承清代满族文学之余泽，下启满族现代文学之趋势的时代特征和审美特点。通过分析这一时期京旗作家的小说文本，可以了解到满族文学从曹雪芹经由蔡友梅、王冷佛直到老舍的发展线索，以及老舍“京味儿”小说创作的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启蒙叙事中的北京，包括大学与启蒙者的文化环境。陈独秀、林语堂、李大钊、周作人等笔下展现出旧文化气息的北京，北京的大学是启蒙文化的阵地及集结核心。启蒙活动主要是在大学里开展，同时启蒙者又将目光投向民间，在启蒙意识的引导下，于批判的同时寻找传统文化有价值的地方。

最后是文人想象中的故乡：现代散文的家园叙事。本书在文献整理全面充分的基础上，用比较的视角来看待南方文人和旧京学者对北京的不同描述。1930年代的旅游热使北京形象多展示在外地知识分子的散文旅记中，尤其是南方文人往往在到达北京前就对这座古城进行过想象性的描述，游历后又做出真切的描写。在着重考察他们对北京景物描绘的选择与过滤后，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带有浓重的羁旅之思以及北京负载了文人“精神故乡”的厚重意义。与南方文人的散文作品相对照的是以金受申为代表的北方文人的笔记散文。金受申（满族，完颜氏）是博闻广见的“北京通”，熟知北京的掌故，对三教九流广为接触，尤其喜与中下层社会人士交往。对于清末民初北京的风俗事物、趣闻轶事、衣食住行、江湖百业、评书鼓曲等各个方面，他都有较深的考察研究，并用富于趣味的文字翔实地记录了下来。1930年代起，他就以“北京通”（或“北平通”）专栏在《立言画刊》《一四七画报》等报刊上发表介绍北京生活的文章，计有二百多篇。与旗人小说的创作主题不同，作为满族镶黄旗贵族的金受申，本身并不是落魄旗人，所以这位高雅的北京文人在他的作品中更多地倾注了对北京浓厚的感情与赞美。

此外，京派小说里城乡比照中的北京形象，也是本书观照的对象。“京派”是以雍容平和的心态自甘边缘的一个文学群落，以稳重的探索在北京（包括天津）等北方城市与“海派”遥遥对峙。京派作家有着较为相似的文学趣味和追求。1933年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提倡严肃敬业的文学态度，在引起著名的“京海之争”的同时，也透露出京派文学比较鲜明的文化倾向。京派小说是京派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除沈从文这位京派重镇作家外，本书还将讨论萧乾、凌淑华等作家对北京的描述与想象。广义的京派文学还包括何其芳、废名、林庚、卞之琳等在内的前线诗人的现代主义表达。本书以1930年代的大学校园作为论述基础，考量此时期大学校园的人文环境、各类展现现代主义精神诉求的刊物和文学活动，以此分析饱含现代主义意识的“古城”“乡下人”“地之子”“边城”等诗歌意向。

以老舍为主创作的“京味儿”小说，以及北京沦陷后，曾在北京长期生活过的作家以及出生于北京的作家的作品里符合京味小说特点的作品，往往展现的是帝都的平民生活。而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其特有的“官场文化”主要在各类现代时期的通俗小说作品中展现。因此，本书第八章转而研究通俗小说中的北京形象，研究范本主要是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何海鸣的《十丈红尘》，陈慎言的《故都秘录》《恨海难填》，徐凌宵的笔记长篇小说《古城返照记》，等等。

就1949年后的当代而言，表现北京形象的文学中，几乎每个作家笔下都会出现一个不一样的“北京”。它可能是属于古都、故都，也可能是社会主义首都，或者是一座处于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大都市。似乎每一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每一种说法又都存在不足，这就是当下的城市北京，一座有着复杂形态的城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伴随着城市北京发生的变化，文学文本对于北京城市的表达自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表现在新时期关于北京城市的书写中，就呈现出不同的城市形态。有对市井北京的书写，也有对首都北京的表达，还有对国际化大都市、帝都等城市特质的呈现。这种种的形态有属于作者体验的，也有属于想象式建构的，还有的是个人体验与想象的融合。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城市在新时期以来的社会主义城市建构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分析新时期文学文本对于城市北京的书写，辨析文本中出现的关于北京城市的几种形态，进而辨析每一种城市形态背后的表达动因和表现方式，将有助于我们对新时期以来城市发展以及文本呈现的书写形态进行反思。

本书以1980年代“京味文学”作家的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日常性空间的建构、故都北京的传奇性以及文本中的“小众”群体三个部分，来探求作家笔下的市井北京形象。“文革”之后的艺术家渴望用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来打破既有意识形态话语的霸权和垄断，而1980年代的“京味文学”书写就是这一愿望的具体体现：重新挖掘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空间，将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受到严肃批判的日常性和“私性”重新书写，用传奇性书写去建构被割断的古都北京的历史逻辑。他们一方面力图通过文本表达打破意识形态话语的禁锢，表达市井北京的顽强生命力，另一方面面对现实中逐渐衰落的古都面貌，他们在市井表达中往往又流露出对传统北京的留恋，所以他们的文本表达呈现出一种两难处境。

新北京与旧北京的最大不同就是关于北京的社会主义形象表达。1949年以后，新的执政者围绕北京城市的合法地位展开了整体的逻辑建构，这一建构过程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1950—1970年代，新北京形象是叙述的主流。新时期开始，在学界整体上力图打破“文革”禁锢的时候，王小波、莫言等人在其文本创作中也对社会主义“新北京”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解构。然而，“新北京”的合法地位并不能轻易从人们的既定思维中抹去，当学界进行解构的时候，依然还有人延续着“文革”时期的思维，将北京作为心向往之的“圣地”，这一部分主要是由外地作家来完成的。1949年以后，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在北京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大多生活在特殊的空间群落中，形成了北京文化中重要的“大院”群体，这一社会阶层在老北京看来属于“外乡人”，但是却以胜利者的身份享受着城市中的种种优越条件。后来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一优越条件逐渐消失殆尽，特别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在其文本叙述中以戏谑、荒诞的语言试图对社会进行嘲弄，然而，在他们貌似的嘲弄之后隐藏的是自己面对现实改变的失落和对大院生活的怀想。

1990年代后，关于北京“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塑造异军突起。1980年代中国大陆普遍存在一种焦虑，就是担心自己被全球化进程所抛弃的焦虑，其背后流露出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对现代化的渴望。然而，1990年代开始，当全球化进程逐渐深入，北京越来越像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时候，人们开始承受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面对可能失去“自我”身份的恐惧，文人笔下的大都市北京开始被“黑暗”和“罪恶”所笼罩。一旦北京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注定将无法逃离，等待他们的或许将是被异化的命运。在本书第十一章，笔者将根据整体的文本创作特征分三个部分来论述：第一部分是北京书写中所呈现出的人们对现代化的渴望的具体体现，既有渴望的焦虑，也有对全球化都市景观的艳羡；第二部分是文本中呈现出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的“黑暗”和“罪恶”——人际关系发生了改变，一座长了“肿瘤”的疾病城市；第三部分是北京书写中的特殊群体——“北漂”，作为城市中的“外来者”，他们都曾经怀着纯洁的梦想，但是在这座城市却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离开或者坚守，离开的人们无法回到故乡，而留下的人们也将面对异化的命运。

1990年代值得注意的北京形象还有“虚构的帝都”，即在全球化时代北京地方身份的建构。这一时期在北京书写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以叶广芩、郭宝昌等人的创作为代表。虽有学者将他们纳入“京味文学”的范畴中去研究，但是他们和老舍、邓友梅、汪曾祺、苏叔阳等人的创作存在着巨大差异。同样是关注古都北京，叶、郭等人更关注的是属于帝都、大宅门中的北京，和传统“京味文学”不一样的古都北京。他们在创作中大多采用一种“纪实”的手法，试图将历史/小说、纪实/虚构融合在一起，给人以虚拟的真实感。第十二章从“纪实”的表达手法、虚构的“帝都”形象、1990年代兴起的“帝都怀想”与寻找“老城市”三个部分进行分析，探求作者文本表达中的北京城市形象，及这一书写类型出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