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欧洲的“中国风”

一　对中国风情的迷恋

1　弥漫欧洲的“中国趣味”

在近代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在思想层面对欧洲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还深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于中西贸易的发展，中国丰饶的物产，如瓷器、漆器、丝绸以及其他工艺美术品，在欧洲广泛传播，对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影响。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以使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为时尚的“中国趣味”或称“中国风格”。中国的瓷器、漆器、绘画的丝织品、壁纸等成为人们多方搜求的珍品，中国古代艺术的新奇、精致、柔和、纤巧、优雅特色深受人们喜爱。中国的园林、建筑和绘画艺术也对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欧洲的文学艺术领域也可以看到被中国文化浸染的痕迹。在这个时代，中国风吹拂着欧洲大陆，在那里出现了被称为“洛可可风格”的艺术和社会风尚。

从16世纪开始，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把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中国商品贩运到欧洲，商人、传教士和旅行家们向欧洲人介绍他们在中国的传奇经历和各种奇异风俗，特别是传教士们持续地发回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现状，以及种种文化方面的报道，在欧洲的文人学者也纷纷对这些来自遥远中国的商品和报道发表评论，于是，在欧洲大陆吹起一阵“中国风”。德国学者利奇温指出：“开始由中国的瓷器、丝织品、漆器及其他许多贵重物的输入，引起了欧洲广大群众的注意、好奇心与赞赏，又经文字的鼓吹，进一步刺激了这种感情。商业和文学就这样地结合起来（不管它们的结合看起来多么离奇），终于造成一种心理状态，到18世纪前半叶中，使中国在欧洲风尚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实由于二者合作之力。”[1]法国学者维吉尔·毕诺也说：“中国无疑在18世纪是风靡一时。”这是一个“以中国为时髦之风气的鼎盛时代”。他还说道：“中国热的高峰发生在1745年和1755年间，即当蓬巴杜夫人为此定下基调，并在身边囤积中国古玩作消遣时，这正是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利润（后来就减少了）的时代，也是布歇绘制他的中国仕女像的时代。当时，所有的人都希望在其房间布置一些带有中国内容的画屏。”“远东贸易的发展、东印度公司的创建以及科尔伯对它的巧妙要求，所有这一切都在公众舆论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新奇潮流，它不仅在南特和圣马洛的商贾中如此，而且在所有那些关心游荡的灵魂，以及关心胡椒与桂皮交易的人也是如此。”[2]

这种追求“中国趣味”的风尚，弥漫于大街小巷，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时髦话题。赫德逊指出：“除了我们在谈到洛可可风格时提及的大量中国艺术品之外，当地流行的已有不少关于中国及其制度的极为准确的论述和有关中国哲学文献最重要的作品的还不错的翻译。……十八世纪一般受过教育的公众却更多知道中国。”[3]那时候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有旅行家的游记和报道，传教士们的书信、报告、著作和翻译的中国文献，欧洲的专家学者、作家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评论，还有一些作家、剧作家以中国为题材或由头撰写的剧本或小说等文学作品。这些书籍都广为流传。正如英国学者克拉克指出的那样：“到18世纪中期，数量庞大的关于伟大亚洲文明的著述日益成型，从而在欧洲的受教育阶层引起了广泛的激情和争论，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这些人‘被关于中国的想象弄得如痴如醉’。”[4]

关于“中国”，是当时出版界和新闻界的热门题材。1662年9月13日，英国皇家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著名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一封信中提到一本关于中国的新书的出版事宜，同时说到当时有关中国书籍的热门情况：

我已经尽我的能力，把你那本关于中国的书籍译完了。你的提要差不多与正文一样长，这是不必要的，所以删了。不过译本里曾有空白，你如认为适当，可以把它补上。再者，这本东西是否有些作用，还得考虑一下。近年来出版了一大批特别关于那些国家（中国和鞑靼）的书籍，都还确实可靠。就其主要的而言，如鲁德照的书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布朗的书是用法文写的，孟德尔斯洛的书是用德文写的，再有平托的书是用西班牙文写的，到了现在都有英文译本了。我想你不妨翻翻那些书，再把它们与你的那本书比较一下，看看这本书是否更为确实，是否更有教育作用。否则，未免有点像俗语说的“炒冷饭”了。这一点也请斟酌。[5]

报纸杂志更是如此，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是报纸杂志专栏作家们热衷的选题，似乎不谈论中国，就赶不上时代的潮流，就显得落伍，显得不时尚。比如创刊于1717年的英国《旁观者》报，就曾连续刊登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章，内容涉及瓷器、茶叶、长城、园林艺术、孝道、封赠制度等诸多方面。范存忠教授说到18世纪40年代英国报刊，“翻阅一下18世纪那些日益大众化的杂志、小报和期刊，就会为英国人对于中国的兴趣和了解感到吃惊。”[6]

美国学者马弗里克这样总结了法国的中国热风尚。他写道：

向往中国和追求中国文物的风尚……在路易十四执政以前的半个世纪已经开始，直至路易十五执政的这个世纪中期，它达到一个高潮。……它包括中国的轿子、瓷器、漆器、丝绸、爆竹、万花筒以及用纸来做纸牌和名片之类的许多新用法。饮茶成为一种时尚；园林一改过去人为地讲究对称，而是按照中国式的自然风格加以重建；连蓬巴杜夫人也赶时髦，把自己的头发梳理成日本式的。美术受到崇尚中国运动的影响，这表现在华托及其他人的绘画之中。文学作品同样追求这一风格，伏尔泰的剧本《中国孤儿》就是其中一例。……在18世纪，遥远的中华帝国成为许多法国改革家心目中的典范。[7]

这种追求中国趣味，模仿中国样式的风尚广泛流行于各个艺术领域，一切来自中国的工艺品，如瓷器、漆器、丝绸、餐具、陈设、家具、各种小摆件、小手工艺品等，都成为人们热烈追求的对象，同时出现了许许多多体现中国趣味、中国风格的仿制品。中国风格的造园艺术风靡欧洲，到处都出现了中国式的或英—中式的花园和园林，中国风的装修设计也大为风行，出现了许多所谓“中国房间”，铺中国地毯、墙面贴中国壁纸、陈设中国漆绘家具、使用中国餐具，摆放着中国瓷器。中国风深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的层面。法国学者弗里德尔（E.Friedell）在《现代文化史》中指出：“在洛可可时代的心理中，中国是一个模范国家，不单是艺术方面，就是智慧方面也然。在这个世纪之初，所谓中国货如同图画、花瓶、雕刻、墙纸、漆器、丝绒等东方物品大为流行，盛极一时；小说中宣传中国的情形，至于使读者们个个都憧憬于神话式的理想国之中，里边有幸福安乐、泰然无忧的人民，有学识最高的政治管理者，生活优裕，直如华胥国一般。历史家们以伏尔泰为首，也极力炫耀中国以为是一个理想至治之世，道德、宗教与行政全然超然不群。”[8]法国汉学家陈艳霞概述了18世纪法国的情景：

我们发现，法国在18世纪出现了许多瓷器收藏家、品茗家和中国式建筑的崇拜者。楼亭、园林和佛塔等都美化了法国的一些山丘，而各种古玩则装饰了那些富丽堂皇的房间。

这个时代的法国装饰艺术普遍浸透着远东的审美观：素描画家、油画家以及织造品、彩纸、丝绸织物、挂毯的制造者都是通过主要由传教士们提供的画册、素描和艺术品而受到中国史料的启发后才创造出来的。考狄曾写道：“中国甚至在壁炉上也能得到一块保护地。那里铁板上的中国瓷人，即将取代路易十四的太阳或法国的百合花图案。”

如果说中国的形象侵入了法国人住宅的里里外外，那么大家在法国首都巴黎的街头上所看到的中国影响，可以说也算不少。法国国王、使节和宫廷中所有达官贵人都竞相使他们宫中的绘画变得更美，那都是一些真正的艺术绘画，都是诸如杜图尔（Dutour）、于埃和克雷潘（Crépin）这样一代著名宗师们的代表作，其中的动物画、花卉草木画和风景画……等，都蕴含着向往遥远东方的梦幻。[9]

有一位包考克博士（Dr.Pocock）在1757年游历英国，一周之内似乎处处都见到中国的东西：中国鸭、中国鸡、中国鱼、中国画、中国船、中国建筑，如此等等。而英国作家何瑞思·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到法国后，却说：“在巴黎，人们更新潮流就像他们更换情人一样频繁。”伏尔泰也说到当时人们对中国的物品的痴迷。他说：“我们到中国去寻找瓷土，就好像我们这里一点瓷土都没有似的；去找绸缎，就好像我们缺少绸缎一样；去找一种泡在饮料里用的小草儿，好像在我们土地里一点草药都没有。”[10]

这股中国热不仅深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流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宫廷国王王后、贵族政客，下至黎民百姓，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能力追逐这股时尚潮流。法国学者米恒夫人研究了18世纪法国“中国热”的社会基础和地理范围，认为参与“中国热”的人主要是王室、贵族、官吏、律师、医师、艺术家、学者和富商；还有军人、神职人员、金融家和产业阶级等。“总而言之，法国18世纪‘中国热’的特征是：法国的重农派学者具有理想和神秘的中国之形象，他们把中国视为‘最智慧的国家’；商人们是具有‘遍布珍异物和财富’的中国之理想，他们将中国以及整个东方视为财富之源；自由职业者们怀有崇尚‘以深厚情趣和雅致而生活’的中国之信念，形成了浪漫中国之形象；学者们却形成了一种有关‘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之观点，将这个视为礼仪和文明之邦。”[11]

18世纪末，英国的马嘎尔尼作为英国国王的特使出访中国。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描写他的心情时写道：

他可以想象已经到过中国。他用中国瓷盅喝中国茶。在他的中国漆器做的文具盒上镶着带蒙古褶眼睛的贝壳人物。他最有钱的朋友家的花园不用“法国式”的几何形图案，而学中国的园林艺术：人们可以在品种繁多的树木夹杂的美色中，在洁白的大理石小塔下，沿着那没有用的拱形小桥跨越小溪散步。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真货价值千金，于是只好仿造。在布里斯托尔和利摩日等地都生产中国古玩。赛夫勒或梅森的瓷器，契本达尔的家具或里昂的丝绸使欧洲人的口味习惯“中国模式”。[12]

马嘎尔尼这时还没有想到他的这次出使中国是一次失败之旅，所以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是带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烈向往和热爱之情出发的。

总之，在“18世纪，中国成为最炫目的魅力之源”[13]。在那个时代，迷恋中国的物品与风情，成为普遍流行的社会时尚，成为一种大众流行文化。而这种大众流行文化，首先是从物质文化、从对中国的商品的追捧和迷恋开始的。

2　充满异域风情的中国商品

17—18世纪欧洲流行的“中国风”，首先和大量中国物产涌入欧洲人的生活有关。来自遥远中国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新颖奇特的各类物产，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人们的知识，满足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心。所以，在那个时代里，痴迷地追逐新奇的中国物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拥有、收藏、使用、品评鉴赏中国的东西，成为社会普遍流行的时尚。

“中国商品像是拨开了蒙在欧洲人艺术和审美之眼上的一层雾障，像是为欧洲人指引出生活的快乐之门，因而大受欢迎。”[14]大量的中国商品涌进欧洲后，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这些东西是先进的、高品质的、高档次的、精致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因而也就是时髦的、时尚的、流行的，在那个时候，拥有和享用来自中国的商品，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是跟上时代的象征。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人们以拥有中国物品为时尚和荣耀，中国物品是高雅与先进的象征。皇室、贵族以及上流社会的富人阶层，大量地搜罗来自中国的东西，引领社会的消费时尚，即使是普通百姓，也希望拥有一两件中国丝绸的服装、几件中国瓷器和漆器，甚至是一把扇子、一件小饰品等等，以跟上社会的潮流。所以，大家都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在巴黎、伦敦等许多城市里，都有专门出售中国商品的商店或店铺。葡萄牙是最早开展东方贸易的，由于中国瓷器和其他物品的输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很快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中国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不少专门经营中国瓷器和手工艺品的商店也蓬勃兴起。1580年，里斯本大街上已经有6家专门出售中国瓷器的商店。最吸引人的是里斯本的格尔明街，那里以销售中国瓷器著名。此外，还有许多出售中国商品的售货亭和货摊。当时，诗人斯卡尔隆（Scarron）写道：

请告诉我现在葡萄牙的售货亭，

至少我们会看到一些新奇的事物。

所有的财富都来自中国，

完美的瓷器是如此值得称赞和夸耀。[15]

早在17世纪初，在巴黎就有一些专门从事贩卖中国商品的商人和店铺。1610年11月24日，当时是王储的路易十三的日记记载：“被带到一画廊及一商店，在那里有中国文物。”一星期后，1610年12月1日，又记载：“一早被带往画廊，进入一商人房间，这商人拿出中国商品。”[16]当时路易十三才9岁。“瓷器、漆器、丝绸等这类当时被称为‘中国货’的贸易在17和18世纪时非常繁荣兴旺。17世纪末，大家在巴黎共计算到近一打‘中国货’的商贾。”[17]巴黎的圣日耳曼大街和圣罗兰大街的大型集市上，有大量的中国瓷器和古玩出售。路易十四的首席大臣马扎林主教的中国收藏部分来自圣日耳曼集市。法国诗人斯卡尔隆颂赞巴黎圣日耳曼店家的商品：

带我到葡萄牙人的店里，

在那里一览珍奇，

中国来的新品。

我们会看到灰色琥珀，

美丽漆具，

高雅瓷器，

来自那宏伟国度，

或谓，来自天堂之境。

亚伯拉罕·普拉德（Abraham du Pradel）的《1692年巴黎通讯地址实用手册》中有一章《珍品和首饰交易》，其中说：

开店经营，并且买卖画作、中国家具、瓷器和水晶的商人以及那些拿这些货物互相交换的人……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在坎康普瓦街的多利尼（Dorigny）先生，和巴黎附近的莱蒂埃（Laittier）先生、小姐，通常都有很好的中国货品。[18]

所以，在当时买到和拥有中国的物品并不很难。作家居赞（Cousin）在诗中写道：

多么伟大的国家啊！

不用出巴黎，

在皇宫里，

您就拥有了中国的工艺品。[19]

在英国也早就设立了专卖中国商品的商店。据说早在1609年，伦敦就有了第一家瓷器店。1700年，英国诗人普莱尔（Prior）写道：

英国只有一些少量的艺术品，

上面画着鸟禽和走兽。

而现在，从东方来了珍宝：

一个漆器的橱柜，一些中国的瓷器。

假如你拥有这些中国的手工艺品，

你就仿佛花了极少的价钱，

去北京参观展览会，

作了一次廉价的旅行。[20]

英国作家笛福在1724年写道：“如果没有茶器贸易的显著涨势，茶、咖啡和巧克力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消耗量；由此，我们看到城市里出现了许多专售名贵茶器的高雅商店。”[21]据1774年的《伦敦指南》中记载，在伦敦至少有这种专门出售瓷器、漆器和其他中国工艺品的商号52家。这些商家兼有商贾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他们根据顾主和市场的需要，设计造型和装饰图案，委托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带到中国制造他们需要的瓷器等艺术品。到18世纪英国的乔治时代，即使是在偏僻的乡村杂货店里，也能买到东方缎带等一些时髦的奢侈品。

法国诗人瑟内塞（Sénecé，1643—1737）在一首诗中描写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商品魅力：

中国的扇子和同一个国家的晨衣，

在夏天，为了能驱赶使人疲倦的苍蝇，

为了保证太阳猛烈照射时也有徐徐凉风，

公主啊，中国人会以最殷勤的方式提供服务，

他们肯定会让你在夏日里有与众不同的魅力：

一边感受到怡人的清凉，

一边还要把宫廷里追逐奉承的撵走。

这是他们可靠的手工艺品中的一件宝物：

那是什么呢？

那是人们找了良久还没有找到的一件发明。

一个上了中国彩釉、装饰着金子的盒子

我们国王的杰出的女儿、妻子和母亲，

请你们允许这件看似无声的礼物

为你们献上我们的热情，它仿佛在宣告：

人们为你们画上了心意，

这彩釉就是他们真挚情谊的象征啊，

就好像金子代表了他们的忠诚。[22]

在那个年代里，品种多样、制作精美、丰富多彩的中国商品走进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内容，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改变了他们的审美趣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使他们的日常生活丰富起来、精致起来、美化起来。所以，这些中国商品成为一种时尚、时髦，成为一种风向标，同时也成为个人的品味、地位和身份的象征符号。不仅如此，他们也通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每天就在生活周围存在的物质化的东西，获得了一定有关中国的知识，至少激起了他们对于中国的想象。关于中欧贸易对于文化传播的意义，张国刚教授指出：

瓷器、丝绸、茶叶这些极具中国风味的物品经由中西贸易进入欧洲，通过给欧洲人造成的感官冲击而告诉他们，这就是传说中的丝国，是个泛滥着瓷器般优雅而眩目光泽的国度，是块薄雾轻纱般缥缈精致的土地，是个如碧绿的茶叶在水中舒展状的悠闲世界。随着中西贸易规模的扩大，这些商品经历了一个从高档奢侈品步入寻常百姓家的过程，逐渐成为欧洲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中所蕴涵的对中国的想象也随之成为欧洲人关于中国的普通认识。[23]

3　对中国奇珍异物的收藏

那个时候流入欧洲的中国物品，除了通过商业渠道进入欧洲人日常生活中的之外，还有少量的到过中国的传教士、旅行家等带回去的礼品。这些传教士和旅行家有的在中国居住多年，还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东方活动，比如在菲律宾、印度、日本等地进行传教或旅行，也会收集到不少各类中国物品。1980年，西班牙奥斯定会建立了一座“东方博物馆”，将该会曾在东方从事传教活动的传教士们400年间带回西班牙的中国物品和菲律宾艺术品展出。这些展品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历代文物，其中有：周代青铜器、汉代铜镜、唐俑、宋瓷、明清山水画卷等。此外还有许多民间风俗、民间信仰的文物，如老子的雕像、八仙和玉皇大帝的画像、观音菩萨的泥塑等；牧童回乡、河畔停舟、雅士抚琴、文人挥毫、福禄寿合欢等题材的画卷；还有皇帝的龙袍、官服、印章、刺绣。除了奥斯定会之外，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们所带回的中国物品分别珍藏在各地的教堂或修道院中。

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收藏是一种社会风尚，而收藏的重点，主要是来自东方的奇珍异物。许多贵族和社会名流都在家里专门开辟了“中国工艺品陈列室”。“欧洲一切富裕的人都搜集包括中国的瓷器和漆器在内的物品。”“当时的搜集收藏家们很多，他们囤积瓷器、漆器和中国的珍贵物。”[24]荷兰有一位收藏家帕劳德乌斯（Paludanus），共拥有87只收藏柜，藏品范围很广，有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的标本，也有各种人工制品，如瓷器、漆器、服装等工艺品，这些东西大部分来自中国和印度、日本。1592年，符腾堡的腓特烈一世公爵曾专程赶到荷兰的恩克赫伊拜访他，参观他的藏品。1633年，帕劳德乌斯去世后，他的部分藏品捐给了荷兰的莱顿大学，莱顿大学专门建造一栋楼，用来收藏和陈列他捐赠的藏品。这种形式便成为近代欧洲博物馆的前身。

许多皇室和贵族以及上流社会的人都有收藏中国物品的雅好，或多或少也要收集一些中国的工艺品，以显示自己的文化和时尚品位。16世纪下半叶中国商品进入法国，就受到亨利四世宫廷的欢迎和关注。亨利四世从东方购进了许多瓷器和纺织品，还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生丝，在里昂创办皇家丝织工场，以满足宫廷的需要。亨利四世的王后玛丽·德·美第奇指示廷臣为她提供中国式的漆釉书桌和柜橱，还特许一名经营中国商品的商人出入卢浮宫。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黎塞留主教是雅好艺术的收藏家，曾在他的官邸里展示他丰富的收藏，包括中国漆的屏风、漆床以及400多件中国瓷器。马扎林主教的中国文物收藏也十分丰富，在他1649年的收藏的清册摘要内记载：“两件中国方式制的箱柜，黑底上满饰螺钿。4件瓷瓶及丝绣的中国床罩。”1653年的清册记载：“一系列中国家具、织品、中国纱、15件中国锦缎以及10件完整的巴黎制的中国式哔叽。”[25]1658年，路易十四的堂姐蒙邦斯耶夫人曾访问过马扎林的府邸，她在《回忆录》中说：“他领着两位王后（法国王后和英国王后）和我，走进一条长廊，那里面摆满了应有尽有的宝石、首饰、家具、绸缎……所有中国来的最美妙的工艺品……我敢肯定法国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精湛的工艺珍品，比博览会的展品还要丰富多彩。”[26]17世纪中叶的法国王后奥地利的安娜（Anne d’Autriche，1601—1666）也拥有一架12扇的屏风，一面是皮革，一面是丝绸。

17世纪的英国作家伊夫林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在一些贵族家里看到的来自中国的东西。1682年，他在一位名为伯恩的博士家里看到了一箱子珍贵的东西，在走廊里还有一个日本式的屏风，还有另外的一个屏风，上面画的是中国的风景和中国人的生活场面。1683年，在普斯麦斯公爵夫人（Duchess of Portsmouth）的家里，他看到了日本的柜子和屏风。1684年6月22日，伊夫林在日记中写道：“一名叫汤生的耶稣会士”让他看了一些“由日本及中国耶稣会士寄来的珍品”，这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转运到巴黎的货物，暂在伦敦停留。伊夫林说，他这辈子还没见过类似的东西，他的珍品清单如下：

最醒目的是巨大的犀牛角以及金碧辉煌的背心。那背心以金线编织刺绣，颜色鲜活，既优雅又活泼，欧洲压根儿见不到。还有一条镶着各式珍贵宝石的腰带和锐利到不能碰的匕首，刀刃的金属光泽也不是我们常见的，偏淡偏青。至于扇子，倒像是此地女士们惯用的样式，只是大得多，有个雕琢精美的长柄，扇面上则布满了汉字。[27]

伊夫林说，这些物品几乎让人误以为直接来自弗兰西斯·培根的乌托邦小说《新大西岛》，其中又以闪亮的黄色羊皮纸为最。当时这些珍奇而雅致的物品之外，还有另一批神秘而又邪门的物品：

画有山水风景、神像、圣人、毒蛇的印刷品，造型恐怖邪门，都是他们膜拜的对象；还有人物和乡村，画在玻璃般透明的棉布上，相当罕见；另外就是花卉、树木、野兽、飞鸟等，精细自然地画在丝般的材质上。至于各式各样的药剂，根本不是我们的药师和医生所能调配。特别是其中一种药，印刷术称为“拉泰各迪”（Lac Tygridis），样子像菌菇，却有金属般的重量，看起来又像某种物质的凝结体。[28]

1693年，伊夫林还在玛丽王后（Mary of Modena）的宫殿里，见到稀有的箱子和珍贵的瓷器，还有镜子、架子、立轴、半浮雕的东西和人像。安妮女王的陈设中也有大量来自东方的物品，有二三百个瓷制的杯子、瓶子、盘子等。

到了18世纪，这种风潮仍然持续不衰。法国大臣贝尔丹也是一个中国物品的迷恋者，有一个完整的陈列室，这个陈列馆就在他位于巴黎林荫大道的府邸中。他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的中国物品，包括中国的艺术品，成为他的珍异品陈列馆中最重富有特色的部分，其中还珍藏着钱德明神父从中国为他收集来的各种中国乐器。当时一个大量印刷的广告说：“贝尔丹先生非常乐于让人参观其陈列室，甚至将其中的各种物品，都通报给那些希望能从对它们的研究中，获得某种收获的学者和艺术家们。”[29]实际上，这个“珍异品陈列馆向当时的所有学者开放，变成了一座真正的中国博物馆。”[30]

法国有一位贵族肖恩公爵（Chaulnes），是文学艺术的热情资助者，他拥有关于自然历史、古代文化和中国古玩的大量收藏，据说这些藏品装满了他府邸的好几个房间。根据他的藏品目录，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法国流行的中国物品的多样和丰富性。根据这份目录，肖恩公爵的关于中国的藏品有：

（1）很多漂亮、最上乘的男女服饰。

（2）一面橄榄绿色的丝绸的中国旗，镶上了彩色的边和金边。

（3）一艘5法尺长、4.5法尺高的中国小帆船，带有布席做的帆和狭长的小旗等。

（4）中式软垫，6法尺宽，20法尺长。

（5）一面上了黑漆的中国盾，直径是18法寸。

（6）一个彩色瓷制的中式观象台，用铜装饰，上面的地球仪也是铜的。

（7）一个中式的珍珠盒子，9法寸长，5.5法寸高，4.5法寸宽。

（8）一个铜制的水盆，上面点缀着10法寸高的山岩，下面是一只鹤，还有不少的小树和两个小孩，一个手里拿着一只母鸡，另一个就做出舀山岩里流水的姿势。

（9）镀金的木料做成的3个喜剧演员，大概5法尺高。

（10）两座塔，体积和676号盾上的水果核一样大。

（11）瓷制的茶壶，放在红木的盒子里，带有一些削斜的圆圈和白铜的装饰。

（12）一种器具，25法寸高，13法寸宽，包含10个铃铛和一个抽屉，里面有漆成红绿色、金色的玳瑁筷子和象牙筷子。

（13）一把中式刀，30法寸长，铜制的护手上有蓝色的饰带，刀鞘是白色鲨鱼皮做的。

（14）彩色绘画的瓷器作品，1法尺宽，14法寸长，上面画的是鸳鸯。

（15）11法寸长、8法寸宽的茶瓶。

（16）两面中国旗，带有4法尺长的红色棍子。

（17）一束斑蝥的羽翼。

（18）一顶中国妇女的软帽，金丝细工作成，上面镶饰了珍珠和红宝石。

（19）4枚中式针，上面装饰着用最鲜艳颜色的羽毛做成的花。

（20）另外3枚用充金的玻璃丝和劣质红宝石做的针。

（21）一个彩色的象牙制成的中式小灌木丛，放在一个周边装饰着玳瑁的斗形座里面，点缀着3只白色的水鸟。

（22）一束象牙做成的中国水仙，它们的根茎和叶子有不同的尺寸，总的来说4法寸宽10法寸高。

（23）坐在双轮轻便马车中的一位中国夫人，还有一个奴仆在赶马车。

（24）两个桃花心木做成的凳子，15法寸高，13法寸平方。

（25）一个六边形的中国灯笼，是用纸板按照当时流行的式样切割而成的，黄色的薄纱绕在外面，再在上面画上鸳鸯，10法寸高，直径也是10法寸。

（26）细工镶嵌的带柄小暖炉，7法寸高，5法寸宽。

（27）时尚的象牙花瓶，周围带有9个象牙的柄。

（28）八角形的珍珠塔，按照当时流行的式样切割，30法寸高，底座最大的直径是6法寸。

（29）两个六角形的灯笼，用鸡蛋果木做成，外面围绕着紫色纱印有图案。15法寸高，直径是7法寸。

（30）用黑色的老漆做成的支架，是用来支撑中国的镜子的。

（31）两副扑克牌，一副36张的大一点，另一副60张的小一点。

（32）一幅木制的中国印象主义画。

（33）一副眼镜。

（34）一个玻璃的笼子，28法寸长，14法寸高，0.7法寸深，里面有一位大叔式的人物和一只金母鸡。

（35）一把弯匕首，8法寸长。

（36）一种中国游戏，鸡蛋果木制成的盘子，镶嵌着象牙，16法寸长，1法尺宽，18法寸深，人们用15个黄杨小木柱和15个用鸡蛋果木做的小柱子在里面玩。19法寸的棋盘，是用纸板做成的，上面覆盖着蓝色的缎子，边上还装饰着鸳鸯。

（37）两个筐，一个里面有200个黑色景泰蓝做成的女子，另一个里的200个女子是用蓝色景泰蓝做成的。

（38）用作窗玻璃的贝壳状装饰。

（39）一种中国游戏的解释，被传教士刻成了中文和法文。

（40）一本关于多米诺骨牌的书。

（41）一本关于棋类游戏的书。

（42）一本关于解剖的书，里面有7本插图。

（43）一本关于一种妇女游戏的书，共5册。

（44）一张北京地图，3×0.5法寸平方。

（45）一本关于中国漆的书。

（46）几册书，分别论述的是中国的所有游戏。

（47）一个瓷制的衣帽撑子，10法寸高，6法寸平方，它是两件中的一个，另一个可转动的是为了易于分散中国帽子上的羽簇。

（48）一个中式环，直径是3法寸。

（49）一个用藤编织的帽子，中心的直径是6法寸，那里的图案也是最精细的。最大的直径是19法寸，50法寸高，带有一个上等玳瑁做成的托盘。

（50）一副中国马鞍辔，带有两个柄，0.5法尺长，2法尺宽。

（51）一张竹制的女士用床，5法尺长，3.5法尺宽。[31]

从这一长长的目录中我们看到，这位贵族的中国物品收藏是极为丰富的，有服饰衣帽、首饰，瓷器、漆器、象牙、木器等材质的工艺品，有家庭用品如床、家具、茶壶、刀具、衣帽架、灯笼等，有各种游戏器具和图书等，甚至还有北京地图、绘画作品，可谓蔚为大观，令人目不暇接。

4　丝绸的风行

早期来华的欧洲人对中国的丝绸抱着极大的热情，称誉中国丝绸的精美华贵。16世纪中期来过中国的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在《中国志》中说，在中国的城市里“有很多卖丝绸缎的商人。因为在同一国度，也在印度和暹罗，人们都大量用丝绸。他们有华丽的锦缎和线缎不愿送给我们，因为我们不能付给它们在该国所值的价钱。”[32]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说：“那里生产的绒、绸、缎及别的织品，价钱那样贱，说来令人惊异。特别是跟已知的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价钱相比。他们在那里不是按尺码出售丝绸及其他任何织品，哪怕是麻布，而是按重量，因此没有欺诈。”“他们有大量的丝绸，质地极佳，而且十分便宜。”“达官贵人的服装使用不同颜色的丝绸制成，他们有上等的和极佳的丝绸；普通穷人穿的是另一种粗糙的丝绸和亚麻布、哔叽和棉布，这些都很丰富。”[33]17世纪中期来华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也说到丝绸，他说：“如果说丝织和养蚕，那在世界的东方，除了中国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掌握这种工艺。他们有许多质地最好的丝绸，在我看来，在全世界，没有一个有钱人不穿这种柔软的布料，它也大量地出口到了许多国家，可是人们却只知道比希拉和大马士革用金线和银线缝制的美丽的丝织品。据统计，中国的织造作坊每年要给朝廷的国库输送两百万担这种细软的丝绸。……虽然整个帝国都养蚕，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生产的丝绸比得上浙江省和它的省会杭州的丝绸，因为那里早在基督诞生前约1636年，就有生产丝绸的记载。”[34]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在《中国新史》中说到丝绸时指出：“大家都知道全中国丝绸生产的丝又好又多。古人根据所知信息，把中国称作丝国，今人则从经验得知，所以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通过商队和大量船只装载中国的生丝和熟丝。由于这种丝的产量很大，丝织品甚多，其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既有素花的也有交织金银的，看来颇为丰富，全国人民都穿丝绸。”[35]

传教士李明在《中国近事报道》一书中对中国的丝绸的生产和销售情况有更为详细的介绍。他指出：

他们的丝绸无疑是世上最美丽的料子。几个省份都出产丝绸，但质地最优、加工最细的则首推浙江省的丝绸。因为当地土壤适于桑树的生长，空气又有一定的热度和湿度，更适应用以采丝的蚕儿的特性。所有人都从事养蚕业，蚕丝贸易极其昌盛，仅浙江一省即可提供全国所需的蚕丝，以及欧洲大部的需求了。

然而，最美的丝绸则出自南京省，那里集中了最优秀的工人。皇宫中自用或向亲王们馈赠的丝绸料子皆由此提供。广州的丝绸不失为优质的料子，尤其受到外国人的称赞，该省的丝绸销售量很大，甚至居全国各省之冠。[36]

李明还比较了中国的丝绸与欧洲生产的丝绸的不同之处，说中国有许多丝织品是欧洲没有的。他特别注意到在原料上掺金银丝线的方法的不同，以及面料图案的制作方法上的不同。他还介绍了中国丝绸上不同的图案，说到龙的图案，有五趾龙和四趾龙之分，五趾龙是属于皇帝专用的，仅仅用在为皇帝缝制的龙袍上，四趾龙的图案是大家都可以用的。李明还注意到中国有一种产于山东的丝绸，即柞蚕绸，人称“茧绸”。他说这种茧绸经久耐用，质地密实，用力挤压也不会撕裂。

16—18世纪，丝绸在中西贸易中成为大宗货品，因而得以推广，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中国丝织品因其明亮的色彩，异国情调的纹样和相对低廉的价格，受到欧洲上层社会妇女们的欢迎，成为她们的主要服饰之一。特别是中国丝绸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即行走时衣裙摩擦会发出轻轻的丝鸣。在当时欧洲的社交场合，这种丝鸣声是上流社会妇女展示魅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个时代，“富人抛弃金银线挖花的呢绒织物，转而爱好丝绸。后者逐渐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普及，并成为某种社会身份的标志。”[37]这个时代的欧洲对于中国丝绸的需求远远超过以前的时代，各种丝织品，比如服装、地毯、挂毯、窗帘、床罩等等一起输入欧洲。莎士比亚在《驯悍记》中写道：

室内的帷幕都用古代的锦绣制成，

象牙的箱子里满藏着金币，

杉木的厨里堆垒着锦毡绣帐、绸缎绫罗、美衣华服、

珍珠镶嵌的绒垫、金线织成的流苏

以及铜锡用具……[38]

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男女服饰都以刺绣、折裥、蝴蝶结装饰，贵妇人的高跟鞋面有些也是以中国丝绸、织锦为面料，上面绣有各种精美的图案。伦敦的贵妇人以中国丝绸服装视为时髦。这些服装往往绣着象征吉祥如意的麒麟、龙凤等图案，古典华贵，深得贵妇们的欢心。有些妇女喜欢穿着中国刺绣的服装，披着中国刺绣的披肩、围巾，口袋里装着有中国刺绣的手帕，甚至请中国刺绣工匠绣制丝绸名片。18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丝绸披肩风靡欧洲，色彩以白色和艳色为主，每年进口量高达8万多条，其中法国就占了四分之一的份额。在西班牙还流行一种被称为“马尼拉大披肩”的丝巾，是经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然后经墨西哥转运到西班牙的。这种丝巾是当时妇女们用来增加魅力的重要服饰，流行一时。据现代学者研究，这些“马尼拉大披肩”原产地是广州，所以应该称为“广州大披肩”。在这些丝巾上，往往都绘有穿着中国民间服装的人物形象，有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花园、院落、居室等，还有“武松打虎”等中国历史故事的图案。

18世纪晚期，中国的手绘丝织品成为欧洲社会最为流行的样式。到1673年，中国花样渐趋“平民化”，已经有了印花丝织品，以代替高价的手绘丝织品。《漂亮使者》杂志说：“最近又有了印成的材料，几乎同手绘的一样美丽；最初的印花品只供给作为花边装饰之用。他们又做印成的绸，但今人多用缎来代替它。它非常美妙，使人一眼难于辨认究竟是绘制的还是印花的。”[39]鉴于这种绘制或印花的丝织品的消费越来越广，法国的一些丝织厂纷纷仿效，专造各款绘花或印花的丝织品，再加上中国的商标，以满足人们的嗜好。

5　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中国风

18世纪吹拂欧洲大陆的中国风，表现在室内装饰、瓷器、漆器、家具、纺织品、绘画、园林和建筑等诸多方面，是一种从欧洲人眼光中看到的中国风格。这种中国风格和中国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并且渗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场景，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实际上，这些带有异国情调的瓷器、漆器、室内装饰和园林艺术，就构成了他们新的生活场景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也随处可见中国风的余韵和影响。一切广告、书籍插图、舞台布景、演员化妆，都以中国风尚为引人注意、争尚新奇的创造。例如中国折扇在17、18世纪法国特别流行。欧洲古代没有扇子，到17、18世纪，法国宫廷贵妇不论冬夏，都一定手持中国式绢制聚头扇，即折叠扇，以代替16世纪时流行的羽毛扇。这些扇子都是从广州进口的。这些专供外销的扇子与中国传统扇子有明显的区别，它们色彩艳丽，纹饰华美，材质多样。据记载，1822年广州十三行一带有5000余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有大量的匠人专门从事外销工艺品的生产和制作，涉及漆器、银器、瓷器、纺织、绘画、雕刻等各个行业，同时所有这些工匠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制扇业的行列，因此广州外销扇是一种集合多种精细工艺于一体的精美的工艺品。英国诗人盖伊在一首诗中说到流传到英国的扇子。他说，扇子上或者各种人物，其中有女子，有的细眉细眼，莲步姗姗，有的吹笛击钹，自得其乐；有老者踞坐而餐，神态俨然；也有彩车上的兵勇，好像是七颠八倒。

饲养孔雀、金鱼也成为中国风的一部分。蓬巴杜夫人最先获得来自中国的金鱼，不久饲养金鱼之风便在巴黎和维也纳流传，此后就流传于整个欧洲。

还有许多象牙雕刻艺术品被传入欧洲。一位到过中国的瑞典人说：象牙加工之后称为象牙制品。中国人用象牙制作的物品数量很多；由于他们的技艺精湛，象牙制品在市场上需求很大；这表明象牙的消费量是很大的，而且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中国人用象牙制作的圆球和微缩船艇，是雕刻艺术的最好样板。广州是中国最重要的象牙贸易和牙雕制作中心，广州制作的牙球和微缩船艇，是雕刻艺术中的精华之作。当时，欧洲人士到访广州时，都会买上一件名贵的牙雕作为馈赠亲朋好友的礼物。来自中国的精致、小巧的工艺品也很流行，既可以点缀装饰自己的宅邸，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显示自己高雅的品味和情趣。马嘎尔尼的秘书巴洛在《旅行在中国》中说：“看来似乎最优美、最完美无瑕的顶峰，就是广州的象牙雕刻。”

在巴黎，一度出现了许多称为“中国”的社交场所。有一家“中国咖啡室”，有两位穿中国服装的女招待，另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仆人，招待接送顾客。著名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Gaius Gracchus Babeuf）和他的朋友曾以这家咖啡室为大本营。1761年，在罗隆地方开设了一家“中国舞场”，在场内可以看到中国的陈设和中国彩灯，以及当时很普遍的中国烟火。

另外，还有所谓“中国浴室”，采用中国、波斯以及土耳其等东方式风格建筑。当时有一位诗人写了一首关于“中国浴室”的诗，题为“咏位于意大利大道之中国浴室，前称东方浴室”。诗中写道：

这该是多么神奇的地区啊！甚至不出巴黎城，

你们在王宫中就会看到中国的女子。

自北京来的一支管弦乐队，

以洪亮的声响演奏出了马尔丹的一首独奏曲。

但这在中国的浴室却是另一种技巧。

你根据一座雅致的亭榭而绘出了这座建筑物。

在石堆的泥浆岩石下，

有一个外表美观的纸板塔。

所以巴黎人在其住宅的附近，

就可以手持拐杖而欣赏广州。[40]

中国的皮影戏最初由德国采用，继而传入法国，1767年后称为“影戏”。最初仅在某些沙龙中表演，但不久就成为通俗的娱乐。

欧洲人还把中国情调引进到他们的娱乐游戏中。中国服装舞会和化装舞会首先在巴黎、维也纳出现，后来又在其他宫廷举行。舞会上最早出现中国人装扮的是1655年，不久后戴着锥形帽垂着八字胡的中国人成为舞会的基本造型之一。1685年凡尔赛宫举办的一次假面舞会上，路易十四的弟弟勃艮第公爵一晚上便换了好几套装扮，最后出场时，他变成了一个中国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娱乐在18世纪中变得非常风行，普及到民间。甚至法兰西学院的学生也经常携带化装面具。1700年元旦，法国宫廷采用中国节日庆祝形式来迎接18世纪的第一个新年，参加者身着中国式丝绸刺绣服装，皇家乐队用笙、笛、锣等中国乐器演奏音乐，似乎已经象征了这个世纪的情调。18世纪初，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形容说：“女王本人喜欢穿中国服装出现。我们的屋里充满了中国的东西。”

1697年，传教士白晋回到法国，赠送给王室一部画册《中国现况》，其中有许多中国皇室贵族和官员的便装和盛装画像，这些服装的图样后来成为法国上流社会竞相模仿的样式。有一则传说讲到，传教士李明回到法国后，作勃艮第公爵夫人的忏悔牧师。有一天，公爵夫人匆忙找来李明，李明以为夫人要忏悔，夫人却说：“不是想要忏悔，而是因为你曾在中国传教，所以想请你为我设计一套中国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