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学空间的生产

本书对于公园的讨论基本涵盖三个层次。首先，是作为物质空间的公园，包括公园的建筑、景观、设施、规范等，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理念。其次，是作为文化实践空间的公园，考察不同政治、文化、阶层背景的人群如何占据和使用公园。最后，是被表现的公园空间，如文字、图像、声音等，以文学表现为主。61从而将公园空间置于跨领域的网络中，揭示其在城市史、文化史、文学史等领域的意义。以北京公园为例，借此打开对于空间的理解，试验一种跨文化的方法。

对于空间的理解，一般限于第一个层次，即实体的物质空间。本书尝试开启空间的多重维度，揭示与文化、文学相关的空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提出“文学空间的生产”概念。“文学空间的生产”既包括动态的文学生产过程（the production of literary space），亦包括作为产物的文学空间（the product of literary space）。

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托曾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区分“场所”（place）和“空间”（space）的概念，认为空间与人的主观实践有关，“空间是被实践了的场所”（Space is a practiced place）。他举例说明，城市如同可读写的文本，漫游者通过行走，重写都市文本——“导致城市的一些部分消失了，一些则强化了，城市被扭曲，被打碎，被从凝固的秩序中释放出来”——从而创造出一种与地理学定义不同的空间，一个流动的、“隐喻的城市”。62我认为，空间因人的实践而生成意义，不仅限于行人的漫步，也包括人的文化行为——对于空间的占据和使用、对于空间的感受和记忆乃至对于空间的预言和想象。具体到本书所讨论的对象，作为地理空间的公园，会因应不同人群的文化实践与文学表现，而被赋予新的内涵。

正如福柯在《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中指出的，空间是一切公共生活形式和权力运作的基础 63，空间对于重新审视文学的议题同样富有意义。文学研究的对象通常是文本，本书以公园为示范，引入空间的视角，旨在让平面的文本空间变得立体起来，还原其中的生产、运作机制。比如中央公园一章，通过钩沉沈从文、萧乾作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主编，如何利用实体与象征的空间发现和培育青年作家，以推行京派的文学理念、实现新文学的再生产，指出中央公园的茶座与《大公报》的副刊不仅具有同构性，也在现实中互通有无。缘于京派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中央公园的茶座就不止于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与《大公报》副刊的编撰相辅相成，变成了一个文学生产的空间，一个具有权力关系与运作机制的文学场域（literary field）。同理，北海公园一章，以一组文学旨趣相近且私交甚密的文学青年沈从文、蹇先艾、朱湘、刘梦苇为例，再现他们在北海的文学活动特别是对于新格律诗的探索，进而折射以北海为代表的美育空间，与以“新青年”为主体的“新文学”之间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引入空间的维度之后，“新文学”不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的生产过程，公园空间的视角即呈现了这种文学场域中的权力关系，以及新文学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

如此，以公园空间为枢纽，本书揭示了都市空间——文化空间——文本空间的同构性，打通文本内外，沟通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新文化人和新青年的文学实践使得中央公园、北海公园从物质层面的都市空间升华为文化空间，并进而与《大公报》“小公园”及“文艺”、《晨报》“诗镌”等隐喻层面的副刊空间在形式和内容上俱达成一致。同理，城南游艺园一章，以张恨水同时在《世界晚报》编辑“社会新闻”版和连载《春明外史》为例，探讨不同性质的娱乐空间与不同性质的文学形式、报章形式如何一一对应。公园与新文学是一体的，同隶属于新文化的价值体系，公园空间与新文学的报纸副刊也相得益彰；而游艺场则与通俗文学乃至报刊的社会新闻栏目共享一定的素材资源与文化趣味，皆为面向中产市民阶层的消费品。如此，有形的城市空间与无形的文学空间之间，构成了一种换喻的关系，并呼应了阶层与文化的分野。

作为文学表现的空间，不等同于地理学或规划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文学生产的产物。建筑学家凯文·林奇曾提出“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的概念，认为不能将城市仅仅视作自身存在的事物，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由其市民感受到的城市，“意象”是观察者与所处环境双向作用的结果。因此，城市居民绘制的认知地图，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有些空间被压缩，有些空间则被凸显。64这标志着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对于城市的理解从技术层面转向更人性化的层面，关注生活于城市中的主体对于城市的感受和记忆。文学研究者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更指出对于一个城市的怀旧对象可以是“这个城市从未实现的想象中的过去，然而这样的过去能够影响它的未来”65；在另一著作中她甚至提出“纸上建筑”（paper architecture）的概念，以指称那些未能被实现的城市乌托邦蓝图，比如苏联时期的塔特林塔（Tatlin's Tower）等：“它不是城市曾经存在的方式，而是它可能实现的方式”（图0-8）。66正如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陈占祥为重建北京设计的“梁陈方案”，虽从未曾被采纳实现，却反复被提及、被追怀。暂且不论“梁陈方案”的是非功过 67，在这个意义上，“梁陈方案”的存在，始终昭示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借由人们的追怀想象不断丰富、立体的“纸上的北京”，与我们今天生存于斯的七环北京，并行不悖。这是城市另一种可能的历史，另一种可能的面目。这些理论都指向城市主体对于城市空间的主观实践和印象，会对空间本身产生作用，甚至造就新的空间。

本书延续这一思考，侧重于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由于文学的意义不止于再现（represent），而是具有建构（construct）、重构（reconstruct）乃至解构（deconstruct）的功能，因此，文学生成的“隐喻的空间”，就与客观存在的城市空间构成了某种张力。如本书以公园为个案，讨论先后于万牲园与陶然亭举行的两场修禊，遗老对于空间的表现和空间本身存在一定缝隙，由此反映了士大夫群体在新旧过渡时期彷徨无着的心境，以及他们的最终退场。民初万牲园癸丑修禊，遗老们面对帝制的崩溃和共和的建立，有意识地赋予畅观楼传统的色彩，以寄托自身的归属感，而畅观楼自身现代性的一面，又时常溢出这种表现。1925年陶然亭乙丑修禊，日渐峻急的现实政治侵蚀着遗老们自给自足的文学传统，反而使他们的书写冲破了既有的文学程式，体现出一种写实的倾向，虽意在招魂，实则却颠覆了士人雅集的传统。另外，在同一时期、同一空间，女作家石评梅及其学友圈通过祭奠与书写行为的自我建构，建立起高君宇、石评梅与陶然亭的生死渊源，将陶然亭的高石墓打造为新的文学风景，既编织进“五四”婚恋自由的话语中，又开启左翼“革命加恋爱”的先声，从而使民国时期日渐凋敝的陶然亭重新获得生机，并与曾作为士大夫雅集胜地的“江亭”意象相互呼应。如此，本书对于空间的探讨，有别于历史学的研究，而是着重呈现空间与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空间召唤了文学的想象，文学反过来又重构了空间。

中国拥有悠久的城市书写传统，汉学家吴百益曾在探讨《东京梦华录》时以开封和君士坦丁堡为例，指出中国与西方纪念城市的方式不同，中国的城市是以文字记忆的，而西方的城市则是以石头记忆的。68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中国建筑的材质多为木结构，本身就不易保存有关，而更根本的，在于国人自古以来对于文字的认知——“文字寿于金石”，文字比金石更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这就触及了文学书写对于城市的重要性。“梦华体”的开创者孟元老曾在《东京梦华录》中自剖书写城市的缘由，在于维系遗民的集体记忆，在纸上复原并保存一座逝去的城市：“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69此后遗老的城市书写基本延续了这一论述，直到20世纪40年代夏仁虎写作《旧京琐记》时依然谈道：“及今所述，已为陈迹。告诸后生，或疑诳汝。暇则移录，著之简编。”70通过建构后人的集体记忆，在文本中赋予一座城市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书写的力量。而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城市的重构。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提出怀旧分为两种形式——“修复型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与“反思型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修复型怀旧”重在“旧”，是一种对于城市修旧如旧、原封不动的复原；而“反思型怀旧”重在“怀”，有自己的怀想、发挥，不一定是对过去的如实还原，却更接近心灵的真实。71我认为，这两种怀旧的形式，恰可以对应前述西人和国人纪念城市的不同方式，而后者也正是文学之于城市的影响所在。文本的城市，对于塑造后人的想象和记忆而言，比现实的城市更富有意义和力量。

城市，起源于“纸上的城市”（对于城市的设计和规划），复归于“纸上的城市”（对于城市的追忆和想象），所有最终留存下来的城市，最终都是纸上的城市，无论是文字、绘画还是胶片（包括摄影和电影）。而所有这些文字、图像和影像，都可以被读作文本，这就是文学研究者进入城市的入口，也是其当行本色。“纸上的城市”或“隐喻的空间”不仅有可能对现实产生影响，对后世认知城市的方式更是意味深长。在这个层面上，文学作为进入城市的方法，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意义。

而“文学”（literature）作为现代的概念，实际是近代受到西方学科分野影响的建构 72，中国自身的传统显然不囿于此。古来文史不分家，“文”的内涵也绝不仅限于诗文词曲等，更有甚者，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提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73借镜章太炎的“大文学观”，以城市为对象，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一切文字、图形、影像、建筑乃至城市本身，都可以被读作文本，由此打通都市空间—文化空间—文本空间。在空间的视野下，打破新、旧、雅、俗文学的界限，也打破文学史的线性叙事。以公园为示范，在这里，古今、中西、新旧、雅俗并存，各种人物、思潮、文体杂处其间。试图复原一座公园，必然要触及它的多重面向，相应地要求跨文化、跨领域的方法，这是由公园自身的丰富性决定的。因此，公园作为方法，又会自然而然地突破文学的边界，促成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如此，公园作为进入文学研究和城市研究的方法，同时丰富了二者的研究面向。以文学研究出身，进入城市研究，旨在为城市空间带入人文的一面：凭借文学研究者特有的眼光和趣味，去阅读城市感性的肌理，兼及古与今、文与史、城与人，勾勒那个物质形态之上的“隐喻的城市”。

1 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园史：欧化的源流》，李伟、南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4年，第4页。

2 陈植：《都市与公园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页；更早可见于北齐魏收《魏书·拓跋澄》“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

3 参见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参见张清宏：《唐代的曲江游宴》,《华夏文化》1998年第2期。

5 以上关于欧美城市规划与公园史的梳理，参见Richard T. LeGates&Frederic Stout, The Cit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园史：欧化的源流》，李伟、南诚译；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Frederick Law Olmsted, Civilizing American Cities: A Selection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s Writings on City Landscap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9;Roy Rosenzweig &Elizabeth Blackmar, The Park and the People: A History of Central Park,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Ebenezer,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Co., Ltd., 1902；等等。

6 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园史：欧化的源流》，李伟、南诚译，第8页。

7 Roy Rosenzweig&Elizabeth Blackmar, The Park and the People: A History of Central Park, p.23.

8 参见Galen Granz, The Politics of Park Design: A History of Urban Parks in America, Cambridge:The MIT Press, 1989。

9 许慎：《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9页下。

10 郑玄注：《毛诗》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页。

11 参见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园史：欧化的源流》，李伟、南诚译，第181—192页。

12 斌椿：《乘槎笔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近代日本的使节团也有同样的情况，1862年赴欧洲的使节团成员们对公园的特征没有过多的描述，唯对于公园中富于异域风情的植物园和动物园记述得很详细。参见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园史：欧化的源流》，李伟、南诚译，第179—187页。

13 参见黎庶昌《西洋杂志》，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以及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473、241、82页。

14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新民丛报》临时增刊，1904年，第54页。

15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192页。

16 如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市政通告》发布《社稷坛公园预备之过去与未来》，呼吁要摒弃“吃喝嫖赌”的传统娱乐，倡设公园作为改良社会的休闲方式：“所以各国通例，每七天要休息一天，为休息的定期；每一市村，大小必有一两处公园，为休息的定所。以此来活泼精神，操练身体。我们中国人，从前不得这个诀窍，把藏休息游四个字，丢在一边……现在星期休息，中国已然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所以打算改良社会，当从不良的病根本上改起，设立公园，便是改良不良社会的一种好法子。”《市政通告》1914年第1期至第23期合订本，“论说”第2页。

17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192—195页。

18 康有为：《意大利游记》，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4页；《丹墨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70页。

19 康有为：《意大利游记》，第384页。

20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54页。

21 康有为：《法兰西游记》,《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43页；《葡萄牙游记》,《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307页。

22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83页。

23 《瑞士游记》,《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323页；又如“向谓瑞士、瑞典可作大公园，观挪威都城亦然”,《挪威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74页。康有为特别钟爱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称许其“城市山林，不可方物，可谓大地幽胜之第一者矣”，是他心目中“冠绝万国，独步无偶”的都会之冠，《瑞典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75—476页。

24 《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大公报》第1098号，1905年7月21日。

25 《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今法部尚书戴两江总督端会奏各国导民善法请次第举办折》,《东方杂志》第4卷第1期，1907年3月。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这四者密不可分，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都被涵盖在公园的脉络之下，多附设于公园之中。

26 《社稷坛公园预备之过去与未来》,《市政通告》1914年第1期至第23期合订本，“论说”第2页。

27 本章中的“近代”，指的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即1840—1949年。

28 实际上根据学者的考证，外滩公园从未公开挂牌出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令，只是早期在公园游览规则中禁止西人佣仆之外的华人入内，但形成一种强烈的集体记忆，造成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可见当年的禁令对于国人民族情感和自尊心的伤害。

29 沈从文：《海上通讯》,《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30 除租界公园外，晚清时期，一些私园对外开放，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人对于公共游览空间的缺憾，同样以上海为代表。自19世纪80年代至辛亥革命前后，一些著名的私家花园免费或略收费用对社会公众开放，如张园、徐园、愚园、西园等。这些花园成为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戏院、会堂、体育场、游乐场、展览馆、照相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初步萌发了一点公园的苗头。在中国真正符合现代意义的公园产生之前，部分地承担了相应的职能。然而，随着城市发展，地价日涨，开放私园的利益不足以最大化，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多衰落了。有学者对此评价：“城市越来越拥挤，越来越需要休闲空间。租界当局从城市居民整体需要角度，兴建了公园；老板从私人追逐利益的角度，关闭了私园。这一建一闭，说明城市公共设施只能由政府来统筹与规划。”这也正说明了私家花园即使对外开放，仍然与公园存在本质差别。参见熊月之：《近代上海公园与社会生活》,《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31 《北京公园成立》（一）,《顺天时报》第1902号，1908年6月21日。

32 丁义华：《公共花园论》,《大公报》第2826号，1910年6月9日。

33 《市公园之增设》,《市政通告》1914年第1期至第23期合订本，“论说”第89页。

34 除注明更名的，其余仍沿用旧称，加“公园”二字，作为新的公园名称。

35 薛笃弼：《京兆公园记实》,1925年，手稿藏于北大图书馆。

36 民国对于公园教化功能的执念，导致人们将那些不符合启蒙精英标准的娱乐，譬如饮酒、赌博、狎妓、鸦片、戏曲、杂耍等，一律排斥于园门之外，即使其中不乏符合商业利益或民众喜好的。这也造成了和欧美公园相似的问题，即公园开放的初衷虽为市民而设，然而其消费和趣味还是窄化了市民的范围，以中层以上的官僚、绅商和知识分子为主体，下层百姓很少有条件和兴趣涉足公园。如以“市民公园”自命的京兆公园，是北京公园中唯一不设门票的，但其展现了强烈的教化意味，忽视民众的喜好，很快因入不敷出、驻军劫掠而衰败。

37 谢冰莹：《北平之恋》，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755—756页。

38 Juliet Bredon, 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2, p. 29.

39 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第210页。

40 朱启钤：《中央公园一息斋记》，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北平：中央公园事务所，1939年，第133页。

41 Rudolf G. Wagner, “Ritual, Architecture, Politics, and Publicity during the Republic Enshrining Sun Yat-sen”,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eaux-Art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pp. 223-278.

42 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第3页。

43 日人在明治初年利用古汉语词去翻译西方的新概念，从而使一些词产生了近代新义并反向传入汉语。

44 参见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园史：欧化的源流》，李伟、南诚译，第202—277页。

45 孙福熙：《欢迎一位园艺学家来北京》，孙福熙：《北京乎》，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第164—165页。

46 据邓云乡回忆，图书馆卫生间铺着绿色六角瓷砖，安有单向可视的玻璃，“一色都是美国货，比北京饭店的还讲究”；大楼入口是两层玻璃转门，衣帽间“十分讲究”，都是进口柳安木的护墙板、光灿耀眼的铜号牌、铜衣钩；大厅内设有自动沙滤水饮水池，“一按开关水从中心小孔喷射出来，这是美国玩艺，北京当时只有这里有”。邓云乡：《国立图书馆》,《文化古城旧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1页。

47 《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北平市政府，1934年，第19—20页。

48 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园史：欧化的源流》，李伟、南诚译，第4—5页。

49 参见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及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0 参见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1 天安门的研究，参见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及洪长泰：《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大院的研究，参见丛治辰：《现代性与社会主义城市建构——1949年后文学中的北京想象》，北京大学中文系2013年博士论文。

52 Juliet Bredon, 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2, p.1.

53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第508页。

54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55 详见本书附录二的分析。

56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主义、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57 参见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58 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59 汉娜·阿伦特编：《启迪》，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第270页。

60 Svetlana Boym,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pp. 19-32.

61 本书对于空间的理论思考，一定程度上受列斐伏尔启发，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分为三个层次：spatial practic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representational space，参见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同时，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提出其著作的环状结构是对于城市本身环状结构的反映，最里面的一环追述城市的历史，中间一环考察各种文学和城市运动，最外一环涉及城市被表现（represented）的方式，参见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62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91-110.

63 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对谈，陈志梧译：《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64 参见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

65 Svetlana Boym,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p. 82.

66 Svetlana Boym, Architecture of Off-Modern, New York and Princeton: The Truste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 p. 4. “塔特林塔”系1919年苏联设计师塔特林受政府委托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塔，其造型和材质分别受到巴别塔与埃菲尔铁塔的启发，计划在彼得堡落成。该建筑集最前沿的设计理念和高科技为一身，内圈的立方体一天旋转一次，中间的圆锥体一月旋转一次，外圈的圆柱体一年旋转一次，若建成，将比纽约的帝国大厦还要高。由于种种政治、经济和技术的限制，塔特林塔最终没有实现，但却一直启发着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师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向其致敬。

67 “梁陈方案”对于城市重建的保守主张，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只是一家之言，即使搁置政治立场，从专业角度而言，也始终存在持异议的资深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

68 Pei-yi Wu, “Memories of K'ai-feng,”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5, No.1, 1994．其认为，中国以建筑方式存留的古城寥寥无几，却多见书写城市的文字记录；而西方恰与之相反，多有保存完好、历史悠久的古城，但较少见书写、记录城市的文献。无独有偶，另外两位汉学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牟复礼（F. M. Mote）在《苏州千年史》中谈道，“过去是由词语，而非石头构成的”；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在《中国人对过去的态度》中指出中国的过去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和物质的缺失”（Spiritual presence and physical absence of the past in China）。

69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页。

70 夏仁虎：《旧京琐记引》,《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71 Svetlana Boym,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pp. 41-55.

72 相关讨论参见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一章“导论：文学革命与文学形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73 章太炎：《文学总略》,《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