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范五行传》传本考略：通行本与别本

班固在交代夏侯始昌所传师法、刘向、刘歆所据《五行传》异同时指出：

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传》独异。1

通读全志可知，这里“其《传》”“刘向”与“刘歆《传》”并非泛言夏侯始昌所传师法、刘向与刘歆对《五行传》的阐释，而是确指三者所据《五行传》文本。从这段描述看来，至晚到刘歆时，《五行传》已分化出两个传本系统，其中一种经夏侯始昌传于夏侯胜，复经周堪而传至许商，后者据其撰成《五行传记》，将师说著于竹帛。这一师学谱系传承有序，其所据本《五行传》的来源也比较明确。又据《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于领校中秘书时曾获见一种《五行传》，并据以编撰《洪范五行传论》，从上举班固之言来看，其本与许商所传师学本相同，或即为师学弟子所献。刘向将这一单篇传文与其他《尚书》传文合编为《传》四十一篇2，后者逐渐以《尚书大传》之名广泛流传3，不妨统称为“通行本”。从传世文献的引用情况来看，通行本在传抄过程中也出现异文，如“皇之不极”，宋元文献所引《尚书大传》多作“王之不极”。又如“思心”条末句，《汉书·五行志》引作“时则有金木水火沴土”4,《续汉书·五行志》引作“惟金水木火沴土”5,《隋书·五行志》引作“木金水火沴土”6，贾公彦《周礼疏》引作“惟木金水火沴土”7。这里有两处异文，一是“时则有”，一作“惟”。《五行传》于妖、孽、祸、疴、眚、祥皆言“时则有”，表示“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后也”8，至于论五行互沴则言“唯金沴木”“唯木沴金”，显示后者不属妖祥，而是造成妖祥的动因。“思心”条于此独言“时则有”,显然与前文体例不合，故《汉书·五行志》特为说解：“不言‘惟’而独曰‘时则有’者，非一冲气所沴，明其异大也。”《续汉书》与贾疏引作“惟”，当系涉前文而致误。另一处异文是四行之次，貌、言、视、听四事之失造成的五行互沴情况可表见如下：

从上表可见，若就乘沴者言之，则为“金木水火”；若就受沴者言之，则为“木金火水”，诸书引文各有所据。不过，此处四行既居乘沴者之位，自宜取“金木水火”之次更为合理。

另一类传本为刘歆《洪范五行传论》所据，未知其所出，也未见其他文献直接征引，故称之为“别本”。二者的主要差异可表见如下，其中斜杠之前为通行本，之后为别本：

比较这些异文，可以得出三点直观感受：第一，这些异文具有系统性，显然不是因为传抄中的无意讹谬所致，而是经过刻意的改造。第二，别本在系统性上优于通行本。例如传文“六事”部分以“六沴—六罚—六极”为基本框架，故所言诸咎也应各有不同，但通行本“思心”与“皇极”二事同咎，而别本则各有所指。又如诸孽的设置，别本以“五虫”分配“五事”，非常清晰；而通行本诸孽既有介虫、蠃虫这样的大类，又有龟、鱼、龙蛇等具体物种，甚至还有不属于动物的“华孽”，完全不在一个逻辑层次上。至于诸疴方面，别本所列均为人体器官之异，而通行本所列“下人伐上之疴”直指国家政治，与其他“五疴”实在难以对应。第三，在“五孽”“五祸”与“五事”“五行”的对应关系上，别本更符合《管子·幼官》《管子·四时》《管子·五行》《管子·轻重己》《淮南子·天文》《淮南子·时则》《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战国秦汉时令文献，而通行本则与主流月令说颇相抵牾9，因此，尽管《汉书·五行志》以通行本作为“传曰”正文，但对于灾异事例的分类却主要以别本为依据。

不过，细绎通行本，会发现其怪异的体系背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五行传》所言诸“咎”本于《洪范》“庶征”之“咎征”，后者仅言“五事”有失之咎，故别本“皇之不极”所言“厥咎眊”实出自后人杜撰，而通行本反倒可以被理解为思心、皇极皆统摄五事，故二者同咎。在“六孽”的分类及对应关系方面，通行本诸孽虽然缺少鳞虫、毛虫和羽虫等大类，但犬、羊、豕、牛、马等毛虫和作为羽虫的鸡本已见于“六祸”，通行本不再列出毛虫、羽虫，可以视为是避免重复的有意设计。至于“龙蛇”和“鱼”本就是鳞虫的基本构成，将有人君之象的“龙蛇”单独析出，使之对应“皇极”，再将剩下的鳞虫之异归于“鱼孽”，似乎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安排。此外，银雀山汉简《曹氏阴阳》论诸虫阴阳：“介虫最阴者，龟蛟鳖也。鳞虫最阴者，龙蛇也。蠃虫最阴者虾蟆也。”10分别以“龟”与“龙蛇”为介虫、鳞虫之最阴者，可见传文特举“龟”与“龙蛇”亦非无据。再如“华孽”，即植物异象，也是阴阳占侯书中常见者，《银雀山汉简·三十时》论时令之宜即有“桃李华”“麦艽华”“木槿华”“菽华”数语11，将反季开花视为异象，此与诸虫之异虽然表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自然物候异象，故归入一类亦可接受。至于通行本“六孽”未能涉及的动物，则可以通过“眚”“祥”的设置得到弥补。相反，别本虽然看起来结构完备，但其于“皇之不极”部分无“孽”，所谓毛虫、羽虫之孽与“六祸”之间也存在重复，在深层结构上反而隐藏着矛盾。

至于“六祸”与“六事”的对应关系，通行本虽与秦汉主流时令文献不合，但也不是全无依据，例如以“鸡”对应“木”(貌)，又见于《黄帝内经·金匮真言论》《墨子·迎敌祠》和“青史氏之记”，以“羊”对应“火”(视)，亦见于《黄帝内经·金匮真言论》12。可以说，“五畜”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在战国时期尚显多元，至西汉中前期才逐渐形成一种主流学说。从这个角度看，通行本的面貌似较别本更为古老。

更进一步，如果深入考察通行本与别本之间的异文，我们发现通行本透露出一种“去月令化”的努力，而别本则显示出“合月令化”的追求。《洪范》“五行”与月令说之间本无关联，但《五行传》试图基于“五行”“五事”建构一整套灾应体系，则其与“五色”“五畜”“五虫”“五官”等“月令五行”发生联系，也就在所难免。 “月令五行”的核心是基于阴阳、四时的刑德思想，也就是当春、夏时，施行德政，主生养；当秋、冬时，施行刑政，主肃杀，强调不得“逆时施政”和“当时失政”。《洪范》“五行”既然在形式上要与“月令五行”发生关联，自然就要面对是否遵从四时刑德观念的问题。从《五行传》内部看来，传文似乎有意强调其作为《洪范》经传的独立色彩：例如在“火不炎上”条，传文以“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为咎由，这里“弃法律”是放弃执法，也就是容忍奸佞，“逐功臣，杀太子”则是听信谗言，妄行诛杀，总之，“火”为光明之象，人君若昏庸不明，错勘贞奸，无论失之宽严，都会导致“火不炎上”；但在时令文献中，火主夏养，故其时不可径行诛伐，而应“缓刑，免罪人”13“毋断大木、诛大臣”14。《五行传》将执法之失置于主德的火行而非主刑的金行，似乎就是要打破时令文献基于四时以论刑德的故说，重建更具儒学色彩的刑德观念。同样的例子在《五行传》中还有不少，本书第四章将有进一步讨论。

事实上，传文“五行”既取相生之序，这就决定了它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完全挣脱传统月令说的影响；但《五行传》论“五行”失性时不遵四时宜忌，论“五事”更不循五行生胜说，这些都体现出其本于《洪范》、以儒学为宗、“去月令化”的思想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行本与秦汉主流时令文献之间的龃龉恰恰符合这一倾向。秦汉时期月令学说影响巨大，从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看来，月令不仅是一种社会风俗，也直接影响汉代法律和行政15，汉成帝曾在诏令中明确要求公卿“务顺四时月令”16。在此背景下，将一个不完全符合主流月令观念的经传纳入月令体系内，较之将一个典型的“五行月令”体系改造为令人费解的零散形态，可能性要大得多。因此，我们认为，通行本应代表《五行传》的早期形态，而别本则是在其基础上改易而成。本书讨论《五行传》成篇与作者问题，仍以通行本为主要依据。

1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第1353页，标点未尽从。

2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05页。

3 据《玉海》所存《尚书大传》郑玄序佚文：“(伏)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宋〕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上)卷三《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郑玄注有“鸡畜之有冠翼者也，属貌”“龟虫之生于水而游于春者，属木”(《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刘昭注，第3267页)等注文，可知其所据本与师法、刘向所据本同属一系。

4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第1441页。

5 《后汉书》志第一三《五行一》，第3327页。

6 《隋书》卷二三《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726页。

7 《周礼注疏》卷五《疾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36页下栏b。

8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第1353页。

9 島邦男对此有系统研究([日]島邦男：《五行思想と禮記月令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版，第104页)，不过，島邦男的讨论基于别本为刘歆本人改易这一预设立场，这在我们的研究中需要重新考量。

10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页。

11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第215、216页。

12 《金匮真言论》引歧伯之言，认为东方畜鸡，南方畜羊，中央畜牛，西方畜马，北方畜彘。(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9~51页)《墨子·迎敌祠》以敌自东方来，祭牲用鸡；自南方来，牲用狗；自西方来，牲用羊，自北方来，牲用彘。(〔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3~574页)《新书·胎教》引“青史氏之记”亦以太子悬弧之礼，东方用鸡，南方用狗，中央用牛，西方用羊，北方用彘。可见“五行”与“五畜”的对应关系在战国时期颇存异说。(〔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91页)

13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四时令》，第215页。

14 黎翔凤：《管子校注》卷二四《轻重己》，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33页。

15 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第五章《月令与秦汉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16 《汉书》卷一〇《成帝纪》，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