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礼仪之争与来华天主教修会之间的纷争

同为长期在华生活的传教士，耶稣会士和托钵会士对中国语言、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他们从16世纪末开始译介中国典籍并将之刊行于西方世界，正是他们有关中国文化的报道、书信及论著，使来华传教士成为17—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最重要的塑造者、西方中国知识的编纂者以及中国问题的发言人，但他们之间在中国传教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理念差异。以利玛窦、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艾儒略为代表的大部分耶稣会士主张采取表面上温和求同、在内部进行福音渗透的渐进路线，他们愿意通过宽容中国人祭祖祭孔来淡化文化间的矛盾，经由强调共性从而博取好感便于传教。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利玛窦制定了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并在《天主实义》等著述中明确认同以孔子为首的原儒，反对宋明理学对于原儒思想的扭曲并严厉批驳佛道思想，宣称他所宣扬的天主教思想是要帮助儒学回复到其最初纯洁的原儒思想。来华托钵修会则反对文化妥协、要求走严格强硬的福音宣传路线，他们急欲维护基督宗教的纯粹信仰，反对各种迎合儒家的做法并要求正视耶儒之间的本质差异，尤其必须廓清在华传教中的译名问题一并树立对待中国礼仪祭拜的强硬反对态度。正是基于这一严格的护教立场，来华托钵修会率先就中国礼仪之争问题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