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
- (美)倪豪士
- 9字
- 2025-03-28 19:51:10
《史记》学术史研究
顾颉刚与中华本《史记》
引言
《史记》[7]不只是一本中国人的民族史书，直到上个世纪，它还得到了全世界学者们的热爱和研究：如张文虎在1870年作的校勘，法国学者沙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作的翻译，泷川资言在1930年代中期出版的会注考证，顾颉刚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作的两个校本，华兹生在196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个译本，越特金（Rudolph V.Viatkin）从197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的《史记》俄译本（即将完成），以及王叔岷在1982年出版的重要文本研究——那耗费了他将近二十年的时间[8]。
本文讨论的不是有关《史记》原始作者——司马谈和司马迁——的问题，而是那些与《史记》有着强烈羁绊的现代历史学家。例如，沙畹是和哪位中国学者在短短四年之内完成整本《史记》的翻译的[9]？
泷川资言是否看到了他书中提到的所有版本[10]？为什么有关泷川资言生平的记载如此之少？以及，尽管中华书局版《史记》（1959年）——现在已经成为标准本——将其编辑之功归于顾颉刚和他的助手[11]，为什么他在这次编辑过程中的地位却如此暧昧不清？顾颉刚是否真的主动参与了中华书局版的编订，还是说他全部交给了宋云彬去实行（正如今天北京的一些学者所认为的）[12]？最后，为什么中华书局在后来的重印中做了少量的改正但却对此只字不提[13]？
在翻阅近期出版的一本关于“《史记》的研究者”的书时，笔者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于是重新审查这些困扰学界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即中华书局本《史记》的编辑问题，它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版本。
以下的讨论不能说可以真正地解决所有中华书局本的编辑问题。
事实上，这些讨论还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但是笔者相信，这本关于“《史记》的研究者”的书里出现的新材料能为我们研究过去一个世纪的《史记》文本演变历史提供更多的线索与启发，以备将来的学者作进一步的解答。
顾颉刚早期的《史记》研究背景（1914—1950）
上文提到的书即顾潮（顾颉刚之女）所编写的《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这本书厚达600余页，其中所引文献涵盖了顾颉刚及其朋友所写的信件、日记和其他正式的书写文件。
当然，这本年谱更关注的是顾颉刚和现代学术史的关系，而笔者所选择的关注点则为：（1）顾颉刚在1950年代之前对《史记》有着怎样的兴趣；（2）在1950年代后期，作为一个成熟的学者，他在编修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西方研究顾颉刚的学者往往忽略了这一时期——如Laurence A.Schneider在1971年出版的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就主要集中于顾颉刚1913—1943年的著作。其他研究也都未能涉及顾颉刚在中华书局的工作，包括：Schneider的“From Textual Criticism to Social Criticism：The Histo-riography of Ku Chieh-ka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9，28.4）；Arthur Hummel翻译的《古史辨自序》[14]；Howard Boorman在1961年出版的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Ursala Richter在1982年发表于China Quarterly的“Gu Jiegang：His Last Thirty Years”，以及她在1992年出版的Zweifel am Altertum, Gu Jiegang und die Diskussion über Chinas alte Geschichte als Konsequenz der“NeuenKulturbewegung”ca.1915-1925（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v：60；Stuttgart：Franz Steiner），还有她在1982年为顾颉刚所写的吊文（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1.2）[15]。尽管有些中国学者已经论及顾颉刚在中华书局本《史记》项目中的功绩[16]，但与中华书局本《史记》相关的索引，如《古籍目录：1949.10—1976.12》（中华书局，1980年，89页），或是《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科学出版社，1957年），以及由杨燕起和俞樟华编撰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都没有在他们的文字里提到顾颉刚的名字。甚者，著名的唐史学者兼中华书局副主编傅璇琮先生，以及与中华书局有着深厚关系的秦汉史学者吴树平，都曾告诉过笔者（分别于1993年和1990年），宋云彬在1950年代后期由于被划为“右派”而丢失其学术工作后，曾被分配到中华书局参与《史记》的最终编辑，并为1959年本的《史记》作了前言（出版说明）和后序（点校后记）。
在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回到1914年，那年顾颉刚21岁，他似乎已经开始对《史记》作严肃的学术研究（《年谱》36页，下凡言“某页”均引此书）。1916年，顾颉刚选了崔适（1852—1924）的课[17]，但他对崔适的研究并不感兴趣（41页）。《年谱》在此后十年都没有再提到与《史记》相关的事情[18]。到了1927年10月，顾颉刚35岁（145页），他开始与他的部分学生着力于《史记》的研究，这个项目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三十余年。此年的10月，他开始在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开设古代史的课程，课程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整理”古籍，而《史记》正是当年所选定的文本。
大约一年之后（162页），顾颉刚开始为《史记》中的人名和地名编写索引。
1929年12月，顾颉刚已经迁至燕京大学任教，同时朴社欲印《史记》，于是他开始着手编辑一个新的《史记》校本，这项工作还包括了几个重要版本的校订，朴社希望能出版一部仔细校订过的版本（178页）[19]。
1930年秋（188页），顾颉刚讲授“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程，并指导学生作《史记》本纪和世家的研究，这个课程的学生有二十余人，其中包括徐文珊、齐思和、韩叔信、赵澄和谭其骧。他还开始（189页）为《史记》加标点，并委托徐文珊负责“三家注”的标点（从10月开始，每月支付徐15元的津贴）[20]。笔者在对徐文珊的访谈中得知（采访是在徐文珊台中的家里进行的，1995年7月6日，他已96岁高龄），除了这一工作，顾颉刚还委托给他很多其他任务，因为他在燕京大学求学之前曾在高中执教数年，年龄比同届生略长一些。因此顾颉刚招徐文珊参与他即将要做的一个单独的《史记》白文本和三家注本的项目。顾颉刚先让徐文珊做后一项工作，显然他是想自己亲自做《史记》白文本的工作。
但是到了1931年（199页），顾颉刚由于其他项目而终止了《史记》的点校，并将这个文本（很明显包括了上述两个项目）交给了徐文珊和赵澄，徐负责标点，赵负责校勘，赵澄从这时开始也每个月拿15元的津贴。
1932年（204页），徐文珊完成了标点工作，赵澄也完成了蜀本和宋小字本的校勘（据徐文珊称，使用的是顾颉刚自己的藏本）[21]，但因为他们此时都毕业了，所以项目暂时搁置。
1935年的某个时间，在加入北平研究院的史学研究会之后不久，顾颉刚找到了资助，并让徐文珊继续完成《史记》白文本的草稿工作。徐文珊先生告诉笔者，他是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但当遇到无法理解的文段时（他说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就会去咨询他的导师顾颉刚。徐文珊完成草稿后，顾颉刚花了三个月时间（10—12月，239页）来完成《史记（白文之部）》的编辑。史学研究会在次年以顾颉刚和徐文珊合编的名义出版了这个新的白文本（263页）[22]。其索引和“三家注”，顾颉刚写道“亟待贡诸当世”，他希望能尽快完成，乃是因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已在一年前出版了！
据《国立北平研究院第七年工作报告》（北平研究院，1936年，75页）的记录，徐文珊完成了“三家注”的校勘和编辑，他和顾颉刚完成了《史记（白文之部）》，孙海波完成了《史记索引》。不幸的是，徐文珊已经记不清这个索引的内容，也不记得它之后的去向。而“三家注”是写在卡片上的，徐文珊说他在1930年代后期离开北平，不能确定这些保存在北平研究院的卡片后来怎样了。
在1940年的夏天（300页），顾颉刚开始“编辑《史记》索引及辞典”（疑即孙海波所作？），与他合作的有孙惠兰、李为衡和刘福同。1940年代到1950年代初期，顾颉刚在不同的学校里都开设过《史记》研究的课程（309、339页）。他作的索引和辞典，而今已下落不明。
顾颉刚在中华书局编辑《史记》的时期（1954—1958）
如果我们翻阅顾颉刚的读书笔记（《顾颉刚读书笔记》，由顾颉刚女儿顾洪整理出版，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年，后文简称《笔记》），我们能看到1953年秋天顾颉刚好像一直在阅读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笔记》，5：3393），他由此作了两条关于《史记》的笔记，一是关于某些《史记》卷目的真实性问题，二是梁玉绳是如何处理早期《史记》注者的（《笔记》，5：3393—3401）。顾颉刚此时还对司马迁的生卒年问题很感兴趣。
1954年，顾颉刚被招至北京并加入新成立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这里担任专门为他设立的一个特殊职位[23]。他多年来的《史记》研究在此时似乎正好发挥了作用。应中华书局的邀请，顾颉刚和贺次君（见31页注2）要准备一个新的《史记》三家注版本。同年10月15日，顾起草了一个“整理史记计划”（353页）。尽管他同时还有一个整理大部头《资治通鉴》的工作（《笔记》，6：4055），顾颉刚还是在1955年5月开始了《史记》的编辑工作。他让贺次君在北京图书馆收集整理《史记》的诸版本，以期能整理出一个《史记三家注集证》（356页）。同年，他的《笔记》也记录了他正在阅读《史记》，并常常与《资治通鉴》进行对校（《笔记》，6：4082）。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专注于《史记》的本纪、年表、书和世家（《笔记》，6：4137—4159）。
自8月到9月（357页），顾颉刚开始起草《史记序》，并且完成了关于以下问题的部分：（1）司马谈的作史计划和他所写的史，（2）《史记》五种体裁的因袭和创造，（3）司马迁的《史记》编写，以及（4）现在的《史记》已不是当时的《史记》等。他希望这篇序能成为“《史记》通论”性的研究文章。
1956年，我们可以看到顾颉刚还在继续阅读本纪和世家（《笔记》，6，多处），他还写了《史记点校说明》，其中提到：
1957年春，顾颉刚《笔记》的重点明显地转移到了列传的第一篇（《笔记》，7：4697、4699、4799、4704都包含了对《史记》卷63、65、66、68和卷69的评语）。4月份时他已经做到了卷81，但5月他抱恙在身，故连续两个月都甚少作笔记，更是无任何关于《史记》的记录。7月份，他去了青岛养病，重新开始了《史记》的整理。但该年的后半阶段，他的兴趣主要游走于更早期的文本，即《山海经》《国语》《诗经》和《尚书》。
1957年12月，顾颉刚尚身在青岛，他重新回到了之前的“列传”工作上（《笔记》7：5017，整理《史记》卷82）。次年1月份回到北京后，顾春夏两季都在继续完成他的“列传”工作。他也参加了书稿出版的领导工作，在1月的最后十天里起草了“《史记》校证工作提纲”，并在8月初写了“标点《史记》凡例”。12月末，他将全部《史记》书稿交给了中华书局，1959年9月，付梓出版（362—363页）。
最后，在1959年10月初，时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的越特金（Rudolf Viatkin）为他的《史记》俄语版翻译计划来到北京，寻求帮助和建议（365—366页）。据顾颉刚的说法，越特金已经将沙畹的法语版翻译成俄语版，而且他来北京后首先见了胡厚宣、赵幼文和高志辛。次年1月到2月，越特金开始与顾颉刚共事，顾能够解决他的大部分问题[24]。2月17日，顾颉刚在火车站目送越特金离开北京。
疑团
如果阅读完顾潮的《年谱》，再回头看看中华书局本的前言和后记，我们难免会产生疑惑。无论中华书局本是怎样一个版本，它都不是顾颉刚所计划的本子。对于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的解释：（1）顾颉刚没能达到为自己和贺次君所设立的高标准要求，最后得出的成果远非理想，或者（2）中华书局本使用的根本不是顾颉刚的成果。
除非中华书局内部参与了《史记》出版工作的人能透露更多最终版本的整理细节，否则以上两种解释都是无法得到证明的。但笔者认为，有不少迹象都表明第二种解释更为合理。笔者的猜测是基于以下证据：
（1）顾颉刚的名字没有以编辑者的名义出现在中华书局本的任何地方。在“出版说明”中，仅言及“这个本子由顾颉刚先生等分段标点”。当然，在1950、1960年代，甚至1970年代，中国出版社是很少将这样庞大的编辑工作归功于一个人的。不过，这些书籍的扉页还是常常有署名的。中华书局本《史记》6页的“出版说明”和“点校后记”都署名“中华书局编辑部，一九五九年七月”，距离顾颉刚提交他完成的书稿已经过去了很久。
（2）顾颉刚的相关研究——“《史记》序”“提纲”或“标点《史记》凡例”——全都没有出现在中华书局本中。尽管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可能是中华书局编辑部改写了顾颉刚的书稿，而这种做法并非常规。但我们并没有在顾颉刚的《笔记》中看到任何不满的反应。
就顾颉刚为中华书局准备的多种书稿问题，笔者曾给北京的同行吴树平先生致信，询问他是否清楚这些书稿是否依然存世。笔者还曾致信顾颉刚的女儿顾洪。吴树平因是拜访了顾家，他向顾的另一位女儿顾潮求证后，回信如下（1995年5月16日）：
这让笔者不得不怀疑中华书局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顾颉刚的功劳。
（3）第三个让笔者怀疑中华书局是否使用了顾颉刚成果的原因是目前所见“出版说明”和“后记”之间的矛盾，即前者称赞了金陵书局本并认为以其为底本是合理的，但同时肯定了顾颉刚让贺次君整理三十余个版本的功劳。在顾的《笔记》里，他已经表达了自己对张文虎本子的批评[25]。笔者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顾颉刚会在当初设定综合诸本校订的目标后，最终却只用了一个本子。
（4）另外一条证据就是，中华书局本与顾颉刚、徐文珊在1936年出版的《史记（白文之部）》之间的异文。尽管笔者不会在本文中罗列这些共知的细微异文[26]，但它们确实为这一猜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5）笔者仍为中国的人物传记书写（如杨燕起的书）未能归还顾颉刚在《史记》编辑中的功劳而感到困惑。为何只有从顾颉刚的学生和家人的叙述中才能确认顾颉刚的这份功劳呢？
（6）最后，有两位与中华书局关系密切的学者——即傅璇琮和吴树平——曾称，宋云彬负责了中华书局本最后的编辑工作并执笔了“说明”和“后记”。
尽管这些证据自身都不足以得出最终结论，但他们加起来的分量却足以说服笔者。
在笔者着手就有关中华书局在使用顾颉刚及其成果时的不妥做法写一个公开的情况说明时，笔者收到了来自顾洪的回复，笔者曾同时致信她和吴树平。她的封函日期为5月4日，但她的信却比吴树平的回复晚了一周多才到达笔者手上。她信中所言使得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她写道：“在1956年的1月，金陵书局本成了校勘和标点的底本。”她继续说道，她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生及其研究都极力找寻最佳的解决方案，然而这常常会与现实冲突。因此，尽管顾颉刚批评了张文虎及其本子，他最后还是被说服：那就是目前所能得到的最善本，使用这个本子是合理的。顾洪这里的措辞，笔者相信，也许是想迂回地向笔者解释，也是为了说服她自己，即她父亲自己才是他早期所设定的宏伟目标不能最终实现的原因。顾洪继续道：
顾洪接着说，虽然她不知道会议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中华书局的反应是顾颉刚的成果太过于事无巨细了—他关于异文、标点等的处理方式较他们想要的过于学术化了。据她所知，会议主持人金灿然（1913—1972），也就是最终决定使用哪个文本的人，他是中华书局的总编。
顾洪还提到，她核对了她父亲的《笔记》（7：5465）和中华书局“后记”所列的文本校勘，发现顾颉刚的《史记凡例》很可能就是“后记”的底本。
由此看来，本节开始提出的两种可能性—即顾颉刚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以及中华书局没有使用顾颉刚以自己所希冀的形式完成的成果—都是真实的。笔者怀疑，由于顾洪说她父亲转向了金陵书局本，大概在1956年1月，顾颉刚开始放弃了他汇校本的想法（很可能是在与贺次君商量之后，贺后来在他的《史记书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收录了60余种不同的《史记》版本）。然后，他又为中华书局准备了一个过于学术化的草稿，后来中华书局在1958年秋的会议上决定由宋云彬负责最后的编辑工作，他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也是《史记》的专家。最后，顾颉刚的“前序”和“后记”都未能按时完成。这些未完成的手稿就在顾洪提到的还保存在她家的那些书稿之中，而我们又有顾颉刚会放下手头工作数年之久来处理其他研究的先例—即他的《史记》白文本校勘标点工作。笔者认为，中华书局了解顾颉刚的工作习惯，而且对他准备的草稿并不满意，因此感到有必要让他们自己的学者参与其中。不过，顾颉刚的“提纲”“序”和“凡例”似乎是今天中华书局本“说明”和“后记”的基础。
这个猜测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解释了为什么顾颉刚没有在《笔记》中公开表达对不公待遇的不满，为什么顾颉刚的原始计划和现在的中华书局本《史记》之间存在着差异，以及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学者都未对是宋云彬最后编辑了书稿的说法提出异议。
结论
这些对《史记》的研究者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尤其是那些想要使用中华书局本的学者？首先，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好的本子之一。张文虎的校勘虽然称不上完美，但至少也尝试去校勘了不少之前的版本。顾颉刚（可能还包括宋云彬）后来重新校订了一次这个本子。但这前后的校勘都没有使用至少两个非常重要的本子，即百衲本和仁寿本，而这两个本子是在使用中华书局本时必须时常对勘的。
以上的事实和以之为基础的合理推论，也让我们能一窥一位伟大学者的一生。如果能有更好的条件、得到更多的财务支持，顾颉刚肯定能做出更多的成就，甚至远超过他为我们理解早期中国历史所提供的那些基础研究。这些成果向我们显示，他就像那些跟随着自己对《史记》的兴趣而行的人一样，从一个宏伟的目标出发，最后却不得不受制于实际环境和编辑者们的要求而做出妥协。
最后，对笔者而言，中华书局欠汉学界一个合理的解释，即他们的《史记》版本是如何、由谁来完成的。对这个问题闪烁其词是毫无意义的。笔者希望，在未来新印的《史记》版本中能加上新的“说明”和“后记”，笔者也已将本文函至中华书局并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复和建议，笔者相信，这是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所喜闻乐见的。
附一：贺次君、宋云彬与中华本《史记》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
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谈（《史记》，3295页）
贺次君（1914.10.5—1988.4.17）[27]，对于《史记》研究者而言最著名的是他研究六十种《史记》版本后写成的《史记书录》（1958年）。尽管这本书在西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1978年鼎文书局出版的一个翻印本（收录在“史记附编”丛书中），以及神田喜一郎发表在《中国文学报》的一篇书评着实让远东的学者意识到其重要性。
贺次君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他的父亲贺维夔是当地的官员。父亲与祖父也都是清朝举人。贺次君的母亲是胡雨岚的女儿（浙江吴兴人），他是晚清时期四川地区教育圈的活跃分子。贺次君在四兄弟中年纪最小，跟随父亲在家学习期间，他的表现并不好。1925年，他在成都宝盟公学（中学）开始接受正式的教育。1929年，他考进了志诚高中。
1930年，贺次君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顾颉刚（1893—1980）和熊十力（1885—1968）。当年秋天，顾颉刚与一些学生已经开始《史记》的工作，他开设了一门中国古代史的课，与学生一起阅读本纪和世家部分。课上的学生还有徐文珊（1900—1998）、齐思和（1907—1980）以及谭其骧（1911—1992）。贺次君很有可能也参加了这门课[28]。1934年，由于导师的支持，贺次君成了钱穆（1895—1990）的研究助理，专门为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与“中国上古史”这两门课作课堂笔记[29]。接下来一年，可能也是得到导师的支持，他根据钱穆课上的一些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说儒质疑》的文章[30]，主要是批评胡适（1891—1962）的《说儒》。胡适并不喜欢这一批评，1935年下半年的时候，贺次君离开了北京大学。
很快，当时广东中山大学的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罗香林（1906—1978）邀请贺次君到中山大学任教，同时担任中山图书馆研究院的主任。1937年[31]，中山大学开始向云南迁移，贺次君也辞职了。然后，经熊克武（1885—1970）推荐，他入职四川省政府成为一名秘书，后又成为《华西日报》的总编。1940年代的头几年，他还担任过国立编译馆的翻译员。抗战结束之后，受北平市市长熊斌（1894—1964）的邀请，贺次君回到北京，担任立法委员和《北平国民新报》的主管（直到1948年）。在对当地和国民政府做了一系列批评之后，国民党施压让贺次君卸任。于是他回到成都，并担任钢铁机械工会的秘书。
1952年，贺次君再次回北京，协助其前导师顾颉刚负责《中国上古史》的编辑工作。接下来的十年，他都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1950年代中叶开始，贺次君协助顾颉刚对《史记》进行标点和校对工作，1959年作为“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贺次君被分配的任务是研究所有能看到的《史记》版本，1958年，他将其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为《史记书录》。同年6月，他与凤淑琴步入婚姻殿堂，凤是北京同仁医院的护士。婚礼在峨眉酒店举行，顾颉刚被邀请为证婚人。1961年2月5日，他们的女儿贺德玮出生。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像其他许多中华书局的编辑一样，贺次君被定性为“反动分子”并受到批判。他的财产被充公，并被遣返回到家乡成都。他在当地的一家印刷厂工作，工作内容是折纸和制造纸箱子。
1979年，贺次君再次受聘回到中华书局任编辑。他开始了几个主要的出版计划，其中包括校订出版新的梁玉绳《史记志疑》（1981年）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1983年）。1981年6月，贺次君中风，整个1980年代中叶他都因此瘫痪不能行动。1988年4月17日，贺次君溘然长逝。如果他能早两千年出生的话，他的一生应该也会被载入《史记》吧。
宋云彬（1897.8.16—1979.4.17）[32]，与贺次君一样曾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在1959年中华书局本《史记》的最终版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似乎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其他几种的工作中也发挥了不少作用，只是都没有得到太多认可。
宋出生在浙江海宁附近，1912年初入读杭州中学，很快就卷入了民国初年瞬息万变的文化世界之中。几年后，他就开始为杭州市的几家报纸编稿、写稿。由于这些新闻工作，他认识了徐志摩、茅盾和泰戈尔等文学家。1924年，宋云彬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年后，他在上海开始其编辑生涯，为商务印书馆做《资治通鉴》选本出版工作。1920年代中期，他还担任开明书局的编辑和作者。1927年春，他移居武汉，曾在《民国日报》任编辑，后又回到上海，还应茅盾之邀参加了文艺界协会的成立仪式。1930年代，他以现代方式整理点校了《后汉书》。1938—1946年，他转移到西南地区，主要活跃于桂林，在当地的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柳亚子（1887—1958）。战后，他在香港待了两年，在大德学院执教，之后又在北京待了四年（1949—1953），最后回到杭州，主持当地的文史馆，担任过不少政治职务，并定期发表文章。1957年，宋云彬被划为“右派”，他的很多成就也因此被淹没了。1958年暮春，他在北京中华书局找到了一份编辑的工作。
尽管宋云彬二十年来编辑和撰写了超过二十种书，主题从汉代宗教到中国现代史，但他是从1920年代末在上海从事整理和标点古代文献的工作后才开始与《史记》产生关联的。从宋的日记看[33]，很明显他最早当是从1945年年中才开始标注《史记》的某些卷目的。他在杭州进行的《史记》校点逐渐发展成编纂《史记集注》的计划。这个项目共有16名学者参与，每人负责一部分，其中包括叶圣陶（1894—1988）、王伯祥（1890—1975）[34]、郑振铎（1898—1958）以及夏承焘（1900—1986）。宋负责的应为本纪部分，1958年3月他主要在校对和翻译卷七和卷八（即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与这个《史记》项目相关，他还为中华书局准备了一个钱大昕（1728—1804）《史记考异》的抄本。1958年暮春，他在注释《高祖本纪》，同时给《范睢蔡泽列传》做白话的注译。
1958年年初，中华书局的编辑对顾颉刚的《史记》编辑工作产生了一些顾虑[35]。点校本《史记》本来是计划在1959年出版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献礼，因此压力非常之大。中华书局同时也在找人负责“点校本二十四史”的项目。主编们最后一致认为宋云彬是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最佳人选。如此看来，《史记》的最后编辑工作以及整个项目的总体指导和监督工作，此时都逐渐移交给了宋云彬。由于一年前才刚被打为“右派”，他的新职务并未对外公布[36]。同年秋天，他开始校对金陵书局本（即顾颉刚所选的底本）、黄善夫百衲本以及殿本。1958年9月末，宋在其日记中说（480页），顾颉刚标点的《史记》“标点问题甚多，改正需要甚长之时间”。顾颉刚的大部分标点与《史记（白文之部）》十分相似，这是顾与徐文珊在1930年所点校的版本[37]。顾本甚多的“问题”促使中华书局在当年9月30日召开了一次编辑会议，总编辑金灿然出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了金灿然[38]，还有顾颉刚、齐思和、聂崇岐（1903—1962）以及其他一些编辑。会议的结果是，他们让宋云彬将对顾颉刚版本的反对意见整理成文。两周后的10月16日，他向金灿然提交了一篇七千字的文章，即《关于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的若干问题》。
很明显，处理顾颉刚版本所遗留的问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过，由于时间的压力，宋云彬必须尽快完成《史记》的最后编辑，并在1959年4月完成一份校订草稿，然后在5月初完成前言（点校说明）和后记（出版说明）。尽管顾颉刚已经写过一些前言性质的文字，但宋似乎最后并没有使用[39]。5月末，宋又根据叶圣陶和其他人的意见校订了一次文本（《冷眼红尘》，502页）。从6月到9月，宋再次校读了《史记》，最后在1959年10月及时提交了最后的版本。因此，多年来众多学者所发现的中华本《史记》的标点问题，似乎终于找到了其中一些原因，那就是最后点校时的仓促。
在完成《史记》校对后不久，宋云彬开始将注意力放到了《后汉书》。他的《后汉书》点校本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前言中也清晰地说明了他的工作。尽管他已经开始了这项新的工作，但他还是回头检查了他的《史记》点校，并从已出版的《史记》中找了很多错字和其他错误。1961年4月，中华书局根据这些校证作了修改并二印出版。1963年3月，又出版了有更多改正的三印版。
宋云彬的《项羽本纪》白文翻译也在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40]。他继续编辑正史文本，1963年年末完成《后汉书》的点校，然后继续点校《南齐书》（1964）、《陈书》（1965）以及《梁书》（1966）。与《史记》一样，他的工作并没有出现在这几本书的前言里。1964年，宋云彬还校读了杨伯峻（1909—1992）的书稿并给出修改意见，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2年）。此外，在1961年和1963年，宋云彬至少在北大开过两学期的《史记》课程。
但是，1966年6月，他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他的日记也到此停止了，之后几年的活动几乎无迹可寻。他被分配到湖北咸宁县下乡，1970年回到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中华二十四史剩下的部分。1966年年中的日记条目似乎是他最后的亲笔所记。此后由于红卫兵的缘故，他几乎绝口不言。有传言说，1970年他从咸宁回到中华书局后，直到离开人世，都没有在公共场合再发表过一句话。
附二：中华书局修订版《史记》
“时机已经到了。”海象说。
——“The Walrus and the Carpenter”，Lewis Carroll
过去这一年有两种重要的有关《史记》的著作出版。第一是叶翰（Hans van Ess）教授的两卷本Politik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 im alten China, Pan-Ma i-t’ung班马异同，2014年由德国Wiesbaden Harrassowitz出版社出版，这是叶翰研读《史记》和《汉书》十余年的成果结晶。第二是新的修订版《史记》[41]，由赵生群教授带头，八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完成，其修订花费的时间与叶翰的著作差不多。
叶翰教授的书值得读者仔细阅读，这里便不过多介绍。可以说，过去十一年我一直与叶翰教授一同阅读和翻译《史记》，他的许多观点早已渗入了本卷的诸多译文和“译者札记”之中。
由于新版《史记》出版于2013年，本卷很多内容并未以之为参考，因为我们很多译文在此前已经完成。新版的开篇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解释了新修订“二十五史”的原因。然后是赵生群教授的“修订前言”，其中包括了1959年中华本“出版说明”的内容，新增了一些1959年本的演变细节。他说：“点校本《史记》由顾颉刚、贺次君标点，宋云彬参考顾颉刚、贺次君标点本重新标点并编辑加工，最后由聂崇岐复校，于一九五九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史记》新修订版与1959年版都是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但新修订版参校了诸多早期版本和抄本，此外还参考了梁玉绳、钱大昕、王念孙、张文虎、泷川资言以及水泽利忠等的札记、考证和注释，同时还参考了《汉书》的对应文段（见“修订前言”，5—7页）。
据八位学者之一的苏芃介绍，新版的编校分工如下：方向东负责校对金陵书局本，吴新江负责元彭寅翁本，王永吉负责毛晋汲古阁单索隐本，苏芃负责黄善夫和其他一些早期的抄本，赵生群负责北宋景祐本与一些早期抄本。最后的介绍性文字由赵生群执笔[42]。
第十卷最后包含了“点校后记”（今已改为“史记点校后记”，4055—4077页），但新收录了一个“主要参考文献”的目录，里面给出了他们用以校勘的版本（包括敦煌出土的材料以及日本的抄本），以及参考的研究文献（主要是1959年以来出版的150种经典文献的新校本）。
我们试以1959年版与新修订版的卷一一五《朝鲜列传》为例，以看两者的差异。首先两版的页码不同，1959年版是2985—2990页，新版是3593—3600页。新版卷后有一页校勘记，但页码的变动主要是因为新版的字号变大了。赵生群教授及其团队在文本中作了两处改动：一是改正了一个误字，即3597页第一行的“朝”字改成了“期”字；二是最后一段的“洌口”改成了“列口”（新版3598页第一行）。此外还有两到三处标点断句的改动，还有一些地方，尽管校勘记中说需要改动，但实际并没有，如3599页注6说“韩阴，疑当作‘韩陶’”，但正文仍作“韩阴”。这些校勘记也被标序放在正文内（《朝鲜列传》有九处）。但它们与1959年版的三家注重合了，因此有时候颇难区分（尽管它们是用灰色而不是黑色文字标注出来的）。因此在3598页“楼船将军亦坐兵至列口”下有两个脚注序号，一个“9”（灰色）和一个“1”（黑色）。注9在3600页，说因为景祐本和其他文本“洌”作“列”，故改。注1是原“索隐”，引苏林曰：“县名，度海先得之。”
除了这些瑕疵，新版可以说有非常重要的提升和改善，而且必然会成为新的标准本。所有《史记》的研究者都将会从赵生群教授及其团队的努力中得益。
附三：张文虎对《史记》之研究
自从司马迁和他的抄手们（史官？）放下手中的书写工具，《史记》就成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文本，人们一直在讨论其背后的“影子作者”[43]。这里不再赘述《史记》缺佚或是部分《史记》据《汉书》所补的问题，一个最基本且又未被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究竟给他儿子留下了多少文本[44]。这种“诅咒”一直蔓延到当下。例如，尽管博学且笔耕不辍的沙畹为其伟大的法译本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但沙畹在中国早期的阅读和翻译其实是得到了一位不知名的中国学者的指导，1893年他回到巴黎后似乎也得到了唐复礼的帮忙[45]。相似的是，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史记》点校本，尽管众所周知顾颉刚是第一个开始其点校工作的，但也有人指出实际上是宋云彬，甚至有可能还有中华书局的其他编辑人员，完成最后的点校工作的[46]。
带着这些疑问，我最近购买了一套原版的金陵书局1873年刊印的《史记》，并想重新考究一下这个版本校勘出版的历史过程。我一开始对原来的认知——即张文虎在这个1860年代的重要《史记》版本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是深信不疑的。我在我们的译本The Grand Scribe’s Record第一卷的前言中是这样说的：
但当我重新找来中华书局本《史记》的“出版说明”来读时[48]，我发现了一句之前没注意到的话：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与《史记》研究非常重要的本子有关的“影子人物”，他就是钱泰吉[49]。因为金陵书局本是中华点校本《史记》的底本，钱校本对金陵书局本的编校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对我们研究这段历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最近开始研究张文虎的生平与写作，本文就是这些研究的成果。我希望能对已经出版的有关张文虎的研究作以下的补充：1.给出更全面的生平介绍；2.补充之前被忽略的金陵书局本《史记》的序跋的文本（与译文）；3.考察一些张文虎校勘《史记》的实例。我要强调的是，本文是一个初涉清代学术的人的初步研究而已，因此请诸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1.张文虎的生平
有不少材料记载了张文虎的生平，如他自己的著作，以及他的墓志铭[50]。不过，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们只引《清史稿》[51]中记载即可：
这个简单的生平介绍里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对下面的研究非常关键。首先，传记强调了张所读的书而不是给他授业的先生，这里所列之书我们在张文虎自己的书写（《札记》）中也能看到。张是自学成才的。他十五岁便失去双亲[60]，因为“家业维艰，不欲应童子试”，故不得不开始自学，以及频繁变换工作来维持生计[61]。第二，他因所读书而进入的学术圈明显地把他引导到了汉学学派（乾嘉学派）里，因此他会致力于校勘学和考证学。第三，他从所读的书中学来的做学问的功夫让他得到金山钱氏的资助（金山在今苏州东南45公里，上海市区西南30公里，地处江苏—浙江交界，西距张文虎家乡南汇仅30公里[62]）。他父亲死后十年，年仅二十五岁的张文虎受藏书家钱熙祚（1800—1844）[63]之邀至其藏书楼守山阁工作[64]。张成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与钱氏家族在一起，除了有八年，他曾受聘于曾国藩（1811—1872）校勘《史记》三注，又曾短暂旅居杭州文澜阁两个月，其间共“校书八十余种，抄书四百三十二卷”[65]。道光十五年（1835），张文虎入赘金山姚氏。1839年诞下一子，但我们对这个孩子几乎一无所知[66]。整个1830年代，张文虎主要校辑了《守山阁丛书》以及其他一些书稿。钱熙祚也邀请了其他几位学者来帮助校辑书稿，其中包括李善兰（1810—1882）[67]，他后来与张成为了密友与同僚[68]。1843年，张文虎随钱熙祚至北京（此行很可能是为了将新刊印的丛书呈给首都的学者和官员）。在北京期间，钱氏仙逝（1844年年初）。张氏将钱氏棺木带回金山，但他似乎中途去了一趟扬州访问著名的学者兼官员阮元（1764—1849），阮元当时已八十高寿，正退休赋闲居家[69]。张文虎送了阮元一套他校辑的书（《守山阁丛书》），并且致书阮氏数封，也许他当时想找一位代替钱氏的新资助人[70]。不过，回到金山后，钱氏的侄子钱培荪很快就填补了这个位置，他坚持让张文虎留在金山并完成从他叔父时就开始的项目。
1850年代初，李善兰离开金山，与英国学者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亚历山大（Alexander Wylie）在上海合作。李善兰是著名的数学家，他在上海协助将一些数学专著和其他著作翻译为中文。张氏继续他在金山的工作。1856年，他携妻（名掇）、子移居张泾堰，至此才真正成立了自己的家（“至是始有家”，张泾堰也许是指张堰镇，在金山东南10公里，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17页）。不过，此后数年，因太平天国之乱，张不得不带着家人到处躲避。
1863年，曾国藩（1811—1872）[71]为清朝收复安庆后便在那里设立了金陵书局，目的是将近十年长江下游地区因遭战火而不见的书籍文献重新校辑和刊印。实际上，大部分主要的《史记》版本都没有被太平军毁坏，曾国藩的动机可能有更多自我吹嘘的成分。1863年年末[72]，曾国藩邀请张文虎作为他的幕客[73]。第二年夏天，曾国藩的部队收复南京，于是书局的大部分工作也从安庆转移到南京。1865年，曾国藩被派北上到安徽西北部追剿捻军，但他似乎早已预见此事，于是委任了张文虎一个校席[74]。而且更幸运的是，李鸿章（1823—1901）[75]上任两江总督，并马上将重新刊印在战火中毁坏的经典和历史文献一事搬上日程。此时的金陵书局由周学浚主持[76]。很可能是周学浚将张文虎安排到《史记》的校辑工作的。但无论是何人将张文虎招募到书局的，他在书局的八年，参与了不少史书、经典及相关文献的新版校勘，其中包括“四书”、《汉书》《三国志》《文选》《读书杂志》，当然还有《史记》[77]。
经典文献的刊印享有优先地位，因此这些新刊本在1867年春已经出版了[78]。《史记》的校勘工作一开始由唐仁寿（1829—1876）主持[79]。唐仁寿是钱泰吉（1791—1863）[80]的学生，我们将在下文看到，他在金陵书局本《史记》的校勘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钱泰吉加入曾国藩部队，并在安庆参与平定太平军。但他在曾国藩幕下不久就病逝了。他的儿子钱应溥似乎留在了曾国藩的部队中，然后又随之来到南京，1865年年末或1866年的某个时间，他们向李鸿章推荐了唐仁寿。唐仁寿和张文虎曾一起校勘过《史记》，但后来全部工作交托给了张文虎[81]。张在其序言中交代了此事的细节以及校勘工作是在何时完成的，而且这个刊印本被称为金陵书局刊印过的最好的版本，因此也证实了前引《清史稿》传记中所说的“最称精善”。1873年张文虎离开书局，在钱氏的复园（松江东门之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应家乡南汇县长之邀，张文虎要编辑一部地方志。他似乎在1870年代后期完成了这部方志的编辑[82]。1883年，张文虎被聘为江阴南菁书院院长，但由于足疾，他没有到任。他的疾病进一步恶化，最后于1885年逝世。
2.张文虎的“跋”及其新《史记》校勘本之工作
1867年，张文虎接任校勘工作后，用了数年时间完成了一个新的《史记》校本。尽管他在1869年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上说到，他一开始只是想找一个善本重刊，然后出一个校勘记，但他最后被周学浚说服，要趁此机会作一个全新的校勘本[83]。但我们也不要太期待张文虎自己在完成这个《史记》版本时所写的跋文。这个跋文被中华书局负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1977年）的编辑删去了[84]。以下是我对这个文本的断句，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此文本进行标点整理[85]，故请大方指正。
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跋[86]
此跋告诉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新事实就是，钱泰吉在金陵书局本《史记》的校勘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以及张文虎非常依赖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由于钱泰吉是曾国藩的幕僚，而且他的学生唐仁寿就是《史记》校勘的负责人，因此钱泰吉很可能曾经跟周学浚提过他的《史记》校本。这可能就是钱泰吉的《史记》校本被引入金陵书局的途径。
不过，这也意味着，金陵书局并未校勘多少珍本，而更多地是根据前人的校勘（部分版本可能是张文虎自己也无法看到的）以及其他考证研究成果。由于看不到钱泰吉的手稿，我们只好逐条考察张文虎的《札记》，看他提出过怎样的订正，他又是依据什么而提出的。我将挑选一部分《郑世家》的札记来作为本文考察的例子。
张文虎在《郑世家》共出44条札记。很多是关于“三家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部分与我们的论述关系不大。由于张文虎说他要订正的是19世纪中期的“通行之本”，因此我们此处用武英殿本（台北文馨出版社，1978年重印）作为底本进行比较。
张文虎提出的第一处要改正的是一个名字。殿本（700页）作“祝瞻射中王臂”，张文虎指出“各本讹‘瞻’，依《考异》改”。所谓《考异》即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1782年），其中有一百余页是关于《史记》的札记。上引《清史稿》载张文虎的传记中提到，张文虎曾向钱大昕和钱大昭两兄弟学习（亦见54页注4）。《考异》中确实有关于此人名的考证[96]，而且证据充分足以让张文虎据之将金陵本《史记》改作“祝耽”。值得注意的是，殿本“索隐”亦注曰“左氏作祝耽”，与《考异》一样，也许这也让张文虎产生改字的念头。
张文虎的另一条札记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殿本（700页）作“夜令祭仲问王疾”，张文虎指出：“旧刻无‘王’字。”这是可能的，不过由于没有文本证据或早前学者的注，而且张文虎并没有指明“旧刻”究竟是哪个版本[97]，他这里的札记似乎是值得怀疑的。
张氏指出的第三个错误是与日期相关的。殿本（700页）作“九月辛亥，忽出奔卫。己亥，突至郑，立。是为厉公”，张指出：“《志疑》云《传》是‘丁亥’。案，下文有己亥，则此文‘辛’字误可知。”
尽管有这些证据，张文虎并没有将金陵本《史记》改定作“丁亥”，而是保持了“辛亥”。不过，以金陵书局本和张文虎的《札记》作为依据的中华书局的编辑却将“辛亥”改作了“丁亥”（中华书局，1959年，1762页）。
第四个例子也是关于名字的。殿本有郑大夫作“甫瑕”（701页），张文虎曰：“《索隐》本作‘假’，故引《左传》异文以证之。各本作‘瑕’，盖后人依《左》改。”在这里，这个19世纪中期通行的版本（殿本）得到了张文虎的支持（作“瑕”）。但据《史记索隐》（即汲古阁《索隐》单刻本），张感觉将这个他怀疑是传统版本的写法保留下来会更好一些。由于此处文本有误，而且张文虎认为作“瑕”的文本都是后人所改，那么他似乎认为“假”这个错误是司马迁留下的。但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毕竟司马迁自己在本卷的“太史公曰”中就是写作“甫瑕”的。
第五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张文虎有时只是根据《史记》的内部文本证据来作出订正，如殿本作“十三年，定公卒”，对此，张氏云：“案，表云‘十六’年，此‘三’字误。”这个错误殿本的《考证》早已指出（707页），因此张文虎的札记似乎没有增加什么内容。尽管张氏注意到“十三”是错误的，金陵书局本最后还是作“十三年”。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例子，相比而言较为复杂。殿本（705页）作：“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兄事子产。”张氏札记（421页）曰：“各本此下有‘兄事子产’四字，与上文‘与子产如兄弟云’复，且不当杂出于此……《志疑》……说同。此盖后人旁注误混……今删。”这是张氏在本卷中作出的最大胆的改动。百衲本和黄善夫本《史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579页）有此四字，而现代学者，如顾颉刚和徐文珊（见其《史记（白文之部）》，国立北京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6年）也保留了这四个字，尽管顾颉刚和徐文珊都读过张氏的《札记》，而且徐文珊还在其《史记》点校准备阶段就点校了张文虎的《札记》，并计划将其附在他们版本的第二卷后！此外，张氏这里的删文也因中华书局本《史记》而给现代中国的《史记》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例如现代两部非常重要的白话文《史记》，即王利器的《史记注译》（三秦出版社，1988年，1298页），以及吴树平、吕宗力等编的《全注全译史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1625页）就是用中华本作为底本的，他们的白话文中就没有这四个字的翻译，而问题就在于，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是有删略的，因此没有给出任何说明。
3.结论
十年前我刚开始《史记》的英译本项目时，我一下就相信了张文虎的金陵书局本是经过仔细校勘的本子，后又经顾颉刚以及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其他学者进一步改善。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华书局的编辑以及其他声称金陵书局本“最为精善”的人的信任是如何地幼稚。毫无疑问，张文虎对我们理解《史记》文本及其问题贡献巨大，不过，正如他自己在“跋”中所说，他的校勘工作的原则只有在拿着他的《札记》来校读金陵书局本《史记》时才能显现出来。我们从上面的六个例子中可以看到，订正或删除文本的决定是基于多种不同的标准的，很多甚至并不是以文献证据作为基础的。故此，张氏的《史记》版本依然很重要，但这个本子，以及以其为底本的中华书局本，必须要配合张氏的《札记》，以及其他张氏没看到的版本作为对校本，其中就包括百衲本和仁寿本（即北宋景祐国子监本，台北：二十五史编刊馆，1955年重印）。
不过，还需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异文大概也只是“茶壶风暴”（关系不大），因为这些主要版本之间的文本差异大都既不重要也不多见。我将百衲本和中华书局本的《郑世家》进行对比，除了上面提到的“假/瑕”，以及张文虎说的“兄事子产”，我只找到了以下这些差异：
如果说这几个异文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大概就是使用百衲本时要小心谨慎一些！
最后，我必须要指出一点，在准备这篇文章时，又出现了另一个与《史记》版本相关的隐藏人物。在重读现代点校本《札记》的“出版说明”时（中华书局，1977年），我发现其中提到今在北京的“吴则虞同志惠借所藏张文虎批校金陵书局本《史记》”，这可能是张文虎的原始手稿。这个本子的《史记》以及张文虎的批校被用到了校正中华书局所据《札记》底本的“一些版刻错误，并补入几条校记”。但是“说明”中并没有给出更多这个本子的信息。不承想，到了我们的时代，笼罩在《史记》头上的迷雾竟是不减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