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记》研究

序言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为鲍吾刚（Wolfgang Bauer）教授的《纪念文集》献稿[98]。由于我过去四五年一直在研究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在这里选择讨论《史记》也并不奇怪。而且，既然是纪念鲍吾刚教授，我讨论的主题也不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正是关于《史记》其中两卷的研究与翻译[99]。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严复礼（Fritz Jäger）教授“Der Heutige Stand der Schi-ki-

Forschung史记研究现状”[100]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延续。

放在今天，要像严教授那样对《史记》学术史展开总体的调研，其体量肯定不是本文所能容纳的。因此，由于20世纪的《史记》研究学者所做的和将来要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史记》为基础的，因此我决定将本文的考察范围限制在1949年以来在中国出版过的学术著作，而且下面关于“文本（Texts）”的部分也将特别关注于这个中华书局本。此外，在中国众多的《史记》今译本中，王利器教授的译本无疑是质量最高的，这也是我讨论“今译本”时的重点。第三部分我将讨论一下“参考著作/工具书”，而第四部分则是关于《史记》的“研究”[101]，最后会做一个小结。

文本

不知是出于有意的政治意图，还是纯粹的巧合，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出现了两种《史记》版本。台北一直是影印四库本来出版的。另一方面，他们的很多点校本都是由缺乏相关文本专业知识的学者匆匆完成的，或是挂学者名，实际工作则由学生完成。以《史记》为例，近几十年来，台北重印过北宋监本[102]和百衲本[103]。但在大陆，虽然我在旧书店曾经看到过明代的版本，但自1949年以来[104]，没有重印过任何重要的《史记》版本。这种政策，如果真的是一种政策的话，很可能与中国的普遍观念有关，即出版一些节注本以获得更多的读者。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中国大陆不愿意与外国学者分享他们的文学遗产[105]，是对过去两个世纪西方学者不断窃取中国宝藏的一种回应。因此，以下的讨论将主要围绕其点校本而展开。

1949年以前，最容易获得的全本《史记》是那些包括在各种丛书中的版本，如“四部备要”本和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本。19世纪90年代，沙畹所使用的版本是1739年武英殿本的重刻本，由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88年重印。鲍吾刚教授在1950年代初阅读《史记》时，是以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底本的（参见鲍吾刚教授博士论文第25页）[106]。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方面组织的第一个重大学术项目就是出版一本容易得到的、无删减且标点过的《史记》版本。

我们对这一过程的了解主要来自中华本《史记》的“序言”。尽管“序言”通篇使用的都是“我们”，而且最后的署名是“中华书局编辑部”，但在“序言”第六页，我们看到这版《史记》的标点和分段其实是由“顾颉刚等”完成的。顾颉刚曾在1936年与徐文珊合作出版过一个重要的《史记》文本，即《点校〈史记〉白文》（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白文本”）[107]。不过，对比白文本与中华本之后，我们发现了不少细小但重要的差别。例如在《秦始皇本纪》（256页）中[108]，“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三家注[109]和现代人编著的地名词典[110]都没有提供“北山”位置的关键信息。顾颉刚和徐文珊（白文本，105页）认为这是秦首都以北群山的统称。钱穆的解释也是一样的（《史记地名考》，610—611页）。

同样地，在同一卷后（260页）我们读到秦始皇“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中华书局本没有在这些地方加专名线以表示它们是地名，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们。“籍柯”可能表示“混乱的根茎”或“混乱的手柄”，但这是一种迫于无奈且难以理解的解释。“海渚”看起来似乎只有一种解释，即“海中小岛”，但这根本不符合上下文语境，因为从下一句我们得知，秦始皇在最后抵达海边前，经过了现在南京[111]附近的丹阳。司马贞《正义》认为此处距海尚远，故“疑海字误”。顾颉刚和徐文珊（白文本，217页）则在“海渚”旁加了竖线，明显将其理解为地名，是最为合理的一种理解[112]。

这种差异，在中华本和顾颉刚、徐文珊白文本之间非常多，这表明，要么是顾颉刚在1930年代中期之后对自己的标点做过很大的改动，要么就是有另外一个编辑者参与了中华本的点校。我曾与北京的学者谈及这个问题[113]，的确有一个人参与了，那就是宋云彬（1897—

1986）[114]。宋云彬在中华书局工作多年，1950年代尚在北京大学。“双百”期间，他丢掉了大学的工作，然后来到中华书局全职工作，与此同时，中华书局正计划要点校古代国朝史。宋被安排负责《史记》的“终审”和为新的中华本写前言和后序。作为这些工作的成果，他还分别出版过一些“历代政治人物传记译注”的单行本，如《项羽》（中华书局，1962年）和《刘邦》（中华书局，1964年）[115]。由于缺乏更多信息，而且主要负责人几年前都已经离世，我们只能认为，顾颉刚肯定是中华本的“编辑”，而且他提供了一个与其白文本非常相似却不完全相同的本子。宋云彬是“助理编辑”，但他似乎完成了最后的大部分工作。

不过，也许比谁是“编辑”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的点校工作是如何完成的。宋云彬的前言（“出版说明”，第4页）讨论了早期版本的重要性，如百衲本、明代二十一史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还说此本是最常被重印的版本）。不过，中华书局的编辑选择了金陵书局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刊本》[116]，这是张文虎的校勘本。他们只提到这个版本是“清朝后期较好的本子”，而且选择这个本子似乎只是因为张文虎的校勘记（见下文）。

金陵书局本编于1866年至1870年间。第一年是由唐仁寿负责的，第二年张文虎加入编辑小组，而且很明显最后的成果被冠以了他的名字。张文虎还编了《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来解释他对文本的校订（北京：中华书局重印，1977年）。张文虎参考了近二十种早期文本，其中包括一些宋代的残本，而且根据梁玉绳和王念孙的研究作出了一些校改[117]。不过，如前所述，他似乎没有看到百衲本和仁寿本。因此，依据张文虎校勘本的中华本编辑们，以及那些准备底本的学者也没有看到百衲本或是仁寿本。对于小心的学者而言，这意味着在使用中华本时，还必须参考这两个重要的早期版本。

1982年，中华书局再版了《史记》，但新版的“出版说明”并没有提到他们就很多校注和断句上的错误进行了改动。实际上，不单是1959年和1982年两版之间有不同，就算是同一版的不同印次之间也有小改动。这里试举一例，1959年版《史记》258页：“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1982年版断句如下：“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在“乃自除”后增加逗号的原因是很明显的。1959年的断句较为牵强且逻辑欠妥，意思好像是在说“那些能免除所曾犯下禁忌的人（those who were able to dispense with their having violated prohibitions”[118]，这里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要惩罚这些已经“自除犯禁”的人。1982年的断句则更加通顺，“诸生辗转告发，就能免除自己的罪过。触犯法禁的四百六十多人……”[119]新版的改动当然是更好的，但我是偶然发现的，因为新版的“出版说明”根本没有提到这些改动。1993年夏，我曾询问傅璇琮先生，他承认不同印次之间也有改动（很多是根据语言学家吕叔湘给他们写的一封信而改的），而且他们确实应该在“出版说明”或“后记”中提出来。现在中华书局正在计划由吴树平主持一个新注本，不知道他们会否在“出版说明”中作出说明[120]。

译注本

1950年代，出版了两本非常重要的《史记》注本。第一本是张友鸾等编的《史记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共选注了二十六卷（本纪三卷，世家三卷，列传二十卷）。因为张本包含了《秦始皇本纪》，我们不妨看看张友鸾与上面提到的诸家在处理上有何不同。中华本将“北山”看作是一个专有名词（加专名线表地名，256页），张释“北山”为一个普通名词（北边的山），他还认为同行的“椁”可能是后人所加（45页，注250）。同样地，张（14页）将“海渚”理解为专有名词（地名）。对于更为复杂的解释问题，张也是比较周密的。例如，在《史记》（225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张指出对这句的“河”字有两种解释（30页，注22）：1.指来自黄河（即原文的“河”）的鱼逆流而上进入渭水，导致秦人都挤到东边去捕鱼；2.指渭河发洪水，将里面的鱼都冲到岸上，秦人于是都到东边的下游去寻找这些鱼（和其他食物）[121]。不过，张并没有谈及那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即为什么秦人要带“重马”去“就食”。又比如，对“斯卒囚，就五刑”（272页）这句，尽管注家都同意第一句的意思是“李斯最后被囚禁了”，但第二句（字面意思是“受到了五刑的处罚”）则有点令人惊愕。已经有学者指出，五刑之一是死刑，但李斯是在五刑之后才被处决的。张（52页，注377）认为，“五刑”应该只是一种比喻，指代李斯在狱中受到的刑罚之严酷，他的解释看起来颇为合理。

第二个重要的注本也是1950年代出版的，即北京大学王伯祥教授的《史记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王氏详细注释了《史记》中的二十卷（本纪一卷，世家三卷，列传十七卷），还写了一篇关于《史记》、其作者及其影响的长篇序言。作为目录学专家，王伯祥教授在参校早期版本（以及泷川资言的版本）的工作上比中华书局的编辑认真多了，因此他的注释和翻译至今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将王氏的序言作了删减，并翻译成英文，附在其英译本Records of the Historian中（上海：商务印书馆，1974年）。杨氏夫妇的译本选了本纪两卷，世家五卷，以及列传二十四卷，按纪年顺序从孔子开始进行排序。杨氏的译本只有五卷是与张友鸾和王伯祥重复的。他们的译文总体而言风格较为自由，同时也相对准确。让我们来看一看杨氏夫妇是如何翻译我们上面说的“试金石”段落的：“there was a great flood, and to get food men rode east on horse back or in fast carriages河中发大水，为了得到食物，人们骑着马或驾驶快车向东而行”（161页）；“Stone was quarried from the northern hills石头被从北边的群山运送来”（179页）；“then they sailed down the Yangtse to inspect Chiko, cross Haichu……于是他们沿长江而下，以观‘籍柯’，穿过了‘海渚’”（183页）；以及“Li Szu went to prison and suffered the Five Tortures李斯去了监狱，遭受了五种折磨”（192页）。

在此之后，由王利器主编，张烈、陈秉才、曹相成副主编的全本《史记注译》出版，该译本共四卷，达三千余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1991年重印）。在中国的学术圈，出版物挂著名学者之名，但该学者实际甚少参与编写工作，这是相当常见的（也许这就是顾颉刚和中华本《史记》的关系），但由于这个注译本是目前现代汉语世界中最全、最仔细的译本，因此有必要弄清楚王利器先生在这个项目中所担任的真正角色。这需要一点调查工作。1990年夏天，我和王利器先生首次见面，他向我保证，他在这个项目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是由他“在北大的学生及他们后来的学生，大部分来自湖南”所完成的。为了验证他的话，他还给我看了他为这本书所写的书评（《评〈史记注译〉》，收录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5期，1—8页）。

《史记注译》的后序中详细列出了四十五名翻译者的名字，其中很多的确是在湖南的高中老师。这个项目的主要组织者似乎是三位副主编的一位，即张烈。张烈1932年出生于湖南益阳，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王利器先生。他与另一位副主编陈秉才关系密切，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和校友。八位编委中的祁念曾，1968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应该也是因为与张烈和陈秉才的校友关系而成为编委的。还有很多翻译者来自湖南益阳，最具代表性的是主编之一的曹相成，该书后序写成时，他已经七十高寿，是湖南的一名退休高中老师。

该书的前言出自曹相成之手，他说这是“给青年一代学习《史记》设置阶梯，为后来的研究工作者提供工具，创造辅助条件”。尽管这个前言的学术性不强，但该书收录的王利器《太史公书管窥》和易孟醇（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史记版本考索》却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该书采用了中华书局本作为底本，但他们对其标点断句作了很多修改。该书使用简体字，但容易造成误会的姓名、头衔和其他术语都保留了繁体字。

该书的注释和翻译在准确度和深度上有不少差异，无疑是注译者繁多造成的。不过，我们这里还是引一下上述的“试金石”段落来与其他译本作对比以说明该书的价值。《秦始皇本纪》是由夏伯炎和谷千帆注译的，前者是湖南某高中的退休老师，后者出生于1940年，目前正在益阳教书。

关于《史记》（225页）的“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夏和谷没有给出注释，他们的翻译为：“黄河的鱼成批地涌上河岸，人们轻车重马到东方去找食物”。另外一段（256页），他们在“石椁”下出注（131页）：“作椁的石材。一说‘椁’是衍文。椁，棺材外的套棺。”他们的译文作“开发北山的石料，运输蜀、荆等地的木材都到了”。至于“籍柯”和“海渚”（《史记》，260页），他们注说“籍柯，不详。海渚，《括地志》认为在‘舒州同安县东’。舒州在今安徽庐江县西。海，疑为‘江’之误。江渚，又名牛渚，即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133页）。他们的译文作“然后乘船顺长江而下，观览籍柯，渡过海渚”（155页）。最后一段，即李斯入狱那段（272页），夏和谷出了一个注解释“五刑”，说“五种刑罚，商周时指墨刑（黥刺面孔）、劓刑（割鼻子）、剕刑（断膝盖）、宫刑（阉割生殖器官）、大辟（杀头）”，译文作“李斯结果被囚禁，遭受五刑”，并没有解答为何会在这里写李斯遭受死刑（五刑之一），在本卷之后又写李斯遭处决的问题。

尽管这里举出的例子其实都比不上张友鸾和王伯祥的处理，但就他们对三家注的解读，对地名和人名的注意，以及翻译的完整性而言，《史记注译》仍是1949年以来所编的最重要的注译本。它对后来译本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张大可的《史记全本新注》（四卷本，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以及杨钟贤和郝志达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史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但笔者对这两本书都不推荐。可以说，不管这两本书给出了怎样的注释和翻译，读者都能看出他们与“王利器”注译本之间的关系。

此外，在过去十年里，还有两位翻译者的工作是值得一提的。第一位是韩兆琦教授，他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史记研究协会的主席。1982年，韩教授出版了《史记选注集说》（九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笔者未能亲见此书），此后他陆续出版了四本有意思的“注译集说”：《史记评议赏析》（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史记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史记选注汇评》（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以及《史记文白评精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尽管这些书中有重复选入的卷目，他的注释和解说分析却往往有精彩之处。不幸的是，这些书都没有选《秦始皇本纪》或我们上面提到的段落[122]。

第二位值得一提的是来新夏，他与南开大学的另外四位学者一起出版了《史记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前言写于1983年）。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的注释非常认真仔细，选目也很好：本纪五卷（有两卷为选注），年表两卷（只录序部分），书两卷（一卷为选注），世家四卷，列传十三卷。在详细讨论了《史记》的版本后，来新夏承认他们只是用了中华书局本，这是一大遗憾。不过，来的文本与中华本有异文，因为他会就一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如他在注译上引《史记》260页的“观籍柯，渡海渚”时，将“籍”和“柯”理解为山的名字，并认为“海”字是衍文而删去（见来书，62页，注3和注4）。他对上引其他文段的解释价值不大，故不赘述。

工具类参考书目

毋庸置疑，1949年以来中国出版的关于《史记》的最具价值的书是其参考书。下面的讨论依然会按照时间先后作简要介绍。

1.目录类

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史记》研究目录：《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该书详列了《史记》版本、研究（专著与文章）、译本以及讨论《史记》的各种旧文。对这些文章的概述，以及对诸版本的说明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可惜后来的研究目录再也没有收录过。

一年之后，1958年，贺次君出版《史记书录》（北京：商务印书馆）。他从最早的版本到现代的校本，详细地讨论了《史记》的七十四种版本，这些版本都可见于泷川资言、顾颉刚和徐文珊的版本中。

最近又出现了一本大型且全面（至少收录了全部中国的出版物）的目录：《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由杨燕起和俞樟华主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其中关于史记研究的旧文部分似乎是从上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中照抄过来的。这三部书互有长短，可补充使用。

2.索引类

第一部索引是吴树平1977年出版的《史记人名索引》，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非常有用，一部分是因为每个人名在整部《史记》中出现过的地方均作索引，而不是像《二十五史纪传人名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0年）那样只对在传记中出现的作索引；另外是因为它可以作为额外的线索以证明某些特殊的两字或三字组合是否为人名。由于《史记》中就有不少同一事件的平行文段，这个索引还能帮助我们定位到这些人物。

第二部索引是段书安的《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书中列出了三家注所引书目。由于三家注所引文段有一部分已不见于流传至今的版本，所以此书对文本校勘与分析非常有用。

此外还有《史记地名索引》，由嵇超、郑宝恒、祝培坤和钱林书编辑，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该书有助于我们定位古代的地名（只要这些地名能被定位），指示了某地名在《史记》中第一次出现的位置，通常我们能在那里找到最为详细的注释。

这些书中最重要也是部头最大的是由李晓光和李波所编的《史记索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全书超过2000页。该书以中华书局本《史记》为底本，前1761页是单字索引，然后是人名索引（1763—1962页，与《史记人名索引》差异无几），地名索引（1963—2073页），援引著作索引（2075—2082页），专有名词索引（2083—2090页），以及中华书局编辑对金陵书局本所作校勘改动表（2095—2099页）。

3.辞典类

1986年，杨燕起、陈可青和赖长扬出版了《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一部收录了历史诸家对《史记》评论的书。第一部分（3—312页）囊括了自扬雄至现代学者李长之的总体性评论；第二部分（313—749页）则是从本纪到“太史公自序”逐卷列出诸家批评；最后是“所录作者、书名及版本”，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代《史记》评论清单。

最后一部要提的参考书是一本真正的辞书：《史记辞典》，由仓修良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这部书共854页，收录条目数千余条，但大部分只是抄录《史记》文本，并未提供进一步的解释。例如，“三父”（13页），有将其理解为人名的，也有解释为地方官职的，但这里没有超出两种解释。总体上而言这部书还是很有用的，例如当某个名词有几种可能的解释时，像“三河”，书中就解释为：既是古代地名，也是黄河别称。但是，一般来说本书中的解释只是让读者回到原文出处，并未像三家注那样提供更多信息。

研究

过去四十年，中国大陆的《史记》研究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对传统研究的重新出版（常常是整理编辑和标点分段），另一种是现代学者的原创性研究。我们首先看看传统研究类。

1.传统研究

梁玉绳的《史记志疑》（贺次君点校，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和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是两种最重要的《史记》传统研究。梁玉绳的书达1506页之巨，他的《史记》校勘所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有时候只是《史记》文本之间的对比，如《史记》180页作“是为宁公”，他据《秦始皇本纪》（285页）最后所列诸公顺序，以及《十二诸侯年表》（552页），将其改为“宪公”（梁书，123页）。其他地方则是逻辑分析更为突出。例如《史记》181页载“遣兵伐荡社”。梁玉绳引《索隐》所引徐广注，说“荡社”一作“汤杜”，其意即汤邑与杜县之界相邻。梁玉绳进一步将此次攻伐与随后的伐戎人亳王（181页）联系起来，他认为西戎亳王号汤，不管是“社”字，还是“杜”字，在这里都是错的，然后他又引《水经注》引此纪作“汤”，无“社”字，以证明他的观点，他猜测“杜”是后人所加的注，后来混入正文，又衍为“社”（梁书，123页）。虽然颇为复杂，但这正是《史记志疑》考证分析的典型特点。梁玉绳的研究对后来的两位学者影响巨大，一位是泷川资言，另一位则是王叔岷。

崔适（1852—1924）《史记探源》（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是由梁玉绳开创的打破崇拜的学术传统下最重要的研究之一。他一开始讨论一些与《史记》相关的题目，如《古文尚书》《汉书》与《史记》的关系，以及“传记寓言”等。接下来他从《史记》每卷中选择一些段落来进行考证分析。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崔适的风格，那就是“莽”。他常常用“今删”或“今正”来结束他的分析。另外，他还认为很多后加的卷目是从《汉书》抄来或补入的。

另一本具有梁玉绳学术风格的著作，是由吴树平主持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尽管这本将近1100页的书实际包含了十三种著作，但对于学者而言使用价值最高的当属梁玉绳的《人表考》[123]和汪越的《读史记十表》。

这里要说的最后一种传统研究是陆永品点校的《史记论文史记评议》（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史记论文》是17世纪晚期吴见思（活跃期1680—1690）所著，但直到1886年才付梓刊行。吴书主要是想描述司马迁的书写技法，明显与其他试图找到并讨论太史公作书意图的《史记》研究不同。他的札记有时只有几句话，有时则有几段。在讨论《秦本纪》时，吴见思主要分析本纪将很多早期年份联系起来的叙事结构的散文风格，此本纪为衬托周朝而作的可能性，以及为何作《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两个本纪的原因（第3页）。《史记评议》是李景星1930年代开始所写《四史评议》的一部分，因此可以看做是本文下一部分现代研究的过渡。《评议》之所以与《论文》合刊，是因为李景星非常明确地想要进一步推进吴见思的工作，为《史记》每卷的技法都提出一些看法（札记）。他在《秦本纪》下写道（6—8页），秦是一个例外，其本纪不属于两种基本的本纪体例（即以人为纪和断代为纪）。司马迁为秦作本纪是因为他从秦国的历史中看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巨变（在司马迁的视角下）。李景星接着将《秦本纪》分成不同部分，并总结道：通过叙写秦孝公以及东方诸侯对其迅速崛起的力量的反应，司马迁描述了真正推动从春秋到战国政治变革的主要动因之一。

2.现代研究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所涉及的面非常之广。例如，在提到秦始皇葬于骊山时，他非常兴奋地提到他和郑振铎（1898—1958）在此墓发掘中的发现，并指出“近年在陵区掘出人马俑千余件”（此书序言写于1958年，所以他大概是在说1950年代）。他也驳斥了泷川资言的诸多论断，很多都是据考古发现作出的，而且他征引的文献范围极广。他的书结合了他的个人经历、考古证据，还引据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文献，是非常有趣的研究。

徐朔方《史汉论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的上编收录了他的研究文章，下编是《史记》《汉书》的对比研究札记，此外还有两篇附录，分别是《帛书〈战国策〉[124]和〈史记·苏秦列传〉的分歧》和《〈史记·张仪列传〉和〈战国策〉》。对于那些对“班马异同”感兴趣的研究者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书。

张衍田的《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是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及其学生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辑校未见于中华书局1959年本《史记》的“正义”条目[125]，共1645条（泷川资言1418条，水泽利忠227条），按卷目排序。这是王利器建议张衍田去做的一个项目。书末节录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泷川资言《考证总论》和水泽利忠《校补自序》等。

程金造的《史记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为其论文集，主要讨论一些学者之前甚少关注的问题。例如，有五篇是关于三家注的，还有一些是关于司马迁所使用文体的起源，《史记》这一标题的含义，司马迁的生平，司马迁的兵学思想，还有对某些篇目的深层考察，如《项羽本纪》和《河渠书》。

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正如其书名所言，是关于太史公如何塑造人物的研究。在论述了以文学分析方法研究《史记》的合理性后，郭追述了司马迁的人生背景，《史记》人物塑造背后的思想，“纪传体”的历史编纂方法以及如何评价这些人物传记，等等。尽管司马迁的生平影响了他对《史记》传记人物的描绘，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这本书还是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而且较前人的研究细节更丰富。最后的索引也能让读者迅速找到某些注释在《史记》中的位置。

周经的《司马迁、〈史记〉与档案》（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指出，很多我们今天看到的追述早期中国历史的文献都是在司马迁死后所编辑的。在司马迁的时代，它们与我们今天所见的形式十分不同。周经认为，除了研究、阅读和旅行，司马迁还通过这些“档案”的学习和使用来扩大他关于历史的知识。周书的第三章和最后一章（35—75页）通过爬梳学术史和一些推理猜测，描绘了一部分档案文本的属性以及它们在《史记》编纂中的作用，是这方面的第一篇研究长文。

最后要提的两部著作，都是比较重要的通论性研究。张新科和俞樟华的《史记研究史略》（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是最好的两部以中文写作的《史记》通论性著作之一。该书第一章以《史记》在汉魏六朝时期的传播与形成开头，然后转入讨论早期的续作者和注家，并以一些一般性讨论作为收尾：如《史记》的体例、内容、史学思想以及文学价值。第二章描述了三家注地位的建立，以及《史记》作为历史和文学作品在唐代的地位。第三章和第四章则总结了《史记》在宋元明的发展，最后六章则是关于清人和现当代学者的研究。书后还附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日本《史记》研究概述。该书的书写风格有相当的吸引力，对关心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趣和有价值的。

最后一本书，是韩兆琦主编，韩兆琦、俞樟华等主笔的《史记通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这是我看到的第二本最好的介绍《史记》的书。我们在上面已经提过几次韩兆琦和俞樟华的名字，他们都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史记》。在这本书中，他们先讨论了司马迁，然后转入这个文本的历史，太史公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史记》与先秦历史、文化的关系，以及《史记》对后代文学的典范作用。书后还附了一份重要的《史记》研究专著目录。

结论

像这样的综述文章往往会带来更多问题而不是答案。例如，自1949年以来的《史记》研究发展是否顺应了一般的学术潮流？其所关注的是什么？未来还需继续做什么工作？

1950年代，由张友鸾、王伯祥以及中华书局所作的这些注本反映了当年学术出版的盛况。而且，他们标志了一种对《史记》学术研究采取的中心计划的方式：首先准备一个底本和几个通行的文本，然后进行文本批评分析。尽管《史记》能置身于“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对学术的打击之外，但在此期间还是甚少能有相关研究出版。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人们对整理出版传统学者的《史记》研究产生兴趣，梁玉绳、吴见思等人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1950年代的《史记》版本埋下的种子，以及1970年代末的《史记》重版，在1982年至1992年这近十年间结出了无数丰硕的研究与翻译成果。这些新的研究，不但得益于越来越多的随手可得的传统与现代学术成果，同时因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而蓬勃发展。自1949年以来百花齐放的学术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将持续为未来的学人与研究铺垫阶梯。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和地方也涌现出了《史记》研究组织，他们正致力于维持当下学术的质量与数量。唯一令人担忧的是，当前中国出版行业出现了向“有利可图的”出版物转移的潮流。

我现在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出版一部新《史记》，将1950年代中华书局编辑们没使用的早期重要版本都纳入校本之列。因此，我们寄希望于吴树平以及他的同事们在准备他们的新版《史记》时能将这些早期版本都考虑进去（听说第一卷在中华书局已经进入出版流程，但未来一年内应该还不能出版），期待他们的版本能在未来促进新一轮《史记》研究的蓬勃发展。[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