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传统”与当代诗中的“今古”观照

——细读翟永明《在古代》

周 瓒

翟永明，当代独具创造活力与持久性的诗人之一，考察她诗歌写作的每一个阶段，可以看出她对诗歌主题开掘的深入与对打破既有风格的自觉。翟永明1955年出生，1980年代初开始写作，迄今写作已近四十载，这首《在古代》写于2004年，完成于她四十载写作的中间阶段。纵观翟永明写作的总体面貌，我倾向于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我曾专门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¹:1985—1989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她完成了两部组诗（《女人》和《人生在世》）、四首长诗（《静安庄》《死亡的图案》等），并将她所开创的女性诗歌的“独白”风格发挥到极致。后两年她旅居美国，暂辍写作，归国后写作进入新一阶段，即第二阶段（1992—1996）。在这个阶段里，她突破了上个阶段沉郁激越的独白诗风，增强了叙事与场景等形式因素以及内容上冷静反讽的世情观察，而原先紧张敏感的口吻也被克制沉着的语调所取代。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如《祖母的时光》《十四首素歌》等，显示了翟永明从书写个人家族史的向度开拓女性诗歌内在空间的努力。

1997—2008年，可视为翟永明写作的第三个阶段。在那篇写于2002年的关于她写作的阶段性的文章中，我对她第三个写作阶段的描述尚处于未完成的状态。现在，我之所以把这个阶段确定为长达十一年的时间跨度，原因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她的诗歌语调中融入了更为耐心与从容的社会观察、内心沉思与艺术想象，诗人的视野和诗歌主题也因此愈加开阔和深切，在写诗的同时，翟永明还写下大量的随笔，后者总体上有着相对明确的主旨（记述和评介诗人、艺术家友人与同行的生活，阅读札记，旅行、观影随记等），因而在艺术气质上与她的诗歌写作相辅相成；其二，这个时间段的她正值壮年，个人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原先长期定居成都，到旅居德国一年，后又在北京安家，漫游的经验与“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使得她的写作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臻于完善，表现为一种耐力与爆发力的持续积蓄状态。在这个阶段，她出版了诗集、诗文集四种，随笔集五种，可谓非常勤奋高产的时期。

第四个阶段（2009—2015）延续了第三阶段的写作主题，显示了翟永明的诗艺综合与提炼的成果，从新诗集《行间距》到长诗集《随黄公望游富春山》，诗人有意识地将《行间距》（2013）最后一首诗作为《随黄公望游富春山》（2015）的“序诗”，以“循环”与“生长”来构想其写作的整体性与连贯性。自2016年始，翟永明进入写作的第五个阶段，五年过去了，从她最近编成的新作集《灰阑记》（54首）来看，翟永明将当代诗的戏剧性技艺发挥到极致，无论是诗中经常出现的“舞台”空间，还是人物的“角色”状态，抑或诗人的观看视角，都鲜明地呈现了诗人与这个她创造的世界的距离感。

《在古代》这首诗是翟永明的写作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作品，因此，我有必要在此描述一下翟永明这一时期诗歌写作的总貌，包括诗歌主题的开掘和风格的自我突破等。首先，从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上来看，这十余年正是中国经济腾飞，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一个时期。从诗人的个人生活来看，1998年，翟永明在成都的玉林路开了白夜酒吧，在脱离其曾供职的体制内单位若干年后，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经营者。2008年，玉林路的白夜营业十年之际，翟永明又在成都的窄巷子开办了新白夜店。白夜不仅是翟永明赖以谋生的一个场所，更是她开辟的一个与普通大众交流文学、文化艺术与社会话题的公共空间，在成都可谓一个文化地标。其次，这个时段也是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迅猛发展与普及的时期，网络所带来的冲破了距离与阻隔的人际交往方式及其新鲜感，也刺激了诗人的感受与想象。再次，这一时段内发生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诗歌论争和大众文化影响下的诗歌边缘化等文化现象，也触动了翟永明关于诗歌议题与文学的文化处境等的思考，她写下的大量随笔佐证了这一点。当然，最后，从诗人写作与生活的背景来看，我们也不应忽视，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地区的大地震，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诗人对生命和写作的省思，而其结果主要体现在2008年之后的写作阶段中。

在诗歌写作的第三阶段里，翟永明充分扩大了那个传统抒情诗中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我”，在现实、历史和想象的不同层面，将主体的身份认同建构为一个拥有坚实女性意识的观察与思考者。如果说，之前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强调了一种“生命意识”的存在主义式的价值观，那么现在，她更注重的，是一种主动的、进击的对于女性生存命运的观照与社会观察的记录。早在1995年，她曾颇带预感地说过，“女诗人将从一种概念的写作进入更加技术性的写作”。²如果我们结合诗人的写作实践，细究一下“概念的写作”和“技术性的写作”这两个概念，就可发现，翟永明是用“概念的写作”来评说1980年代的女性诗歌（乃至第三代诗歌，以及稍前的朦胧诗）的写作理念和面貌，而“技术性的写作”则指向了诗歌语言和现实关系的多样的可能性。在短文《面对词语本身》（1997年8月）中，翟永明将诗歌写作赖以运用的语言与人的身体联系起来，“面对词语，就像面对我们自己的身体”，一种坦诚与内省的融合，曾经的词语对诗人的“重负”被卸下了，如今的诗人觉得“过去不为我所注重的口语、叙事性语言，以及歌谣式的原始语汇，都向我显示出极大的魅力和冲击力”,“一切诗歌的特性，以及这个时代的综合词语都变得极具可能性。我在写作中，力图搅拌和混合，使它们成为进入诗歌作品内部的一种方式”。对词语可能性的相关体认，意味着诗人视野的开阔与诗歌题材和主题的丰富化。在这个阶段，诗人翟永明回到了那个具体的“她”：一位诗人，白夜酒吧的经营者，酷爱阅读和观影的她，有许多诗人与艺术家朋友的她，满世界漫游的她……这些身份带着她或观察或描绘或省思，那个她竖起的“框子”所构成的风景，也塑造着她的快乐、忧虑和惆怅。

互联网的兴起不仅带给它的使用者快捷而方便的沟通与交流体验，而且也触发了敏感多思的诗人与艺术家们对高科技所引发的人的感受方式变化的思考，诗人由此自然地生发出今昔对比、兴叹时空的诗情，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古代》即借助了爱情诗的壳，传达了这一今古对照、时空感嬗变的主题。

《在古代》是一首七节三十行的自由体诗，以“在古代”的场景构想开始，四节刻画“古代”的情形，三节描述“现在”。诗人用“现在”而不是“现代”来与“古代”对应，暗示了当前情形的短暂与不确定性，时空之对照也因此出现了一种不均衡感，似乎“古代”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其中的一切任由诗人想象自由驰骋，而“现在”中的行动明确而客观，游离于诗人的身体之外。首先，翟永明构想了一个古今相同的情境：相爱的人天各一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思远”“怀人”的相思主题，换到了现在就是置身所谓“异地恋”的状态。在互联网中，“异地恋”被描述为当代的恋爱方式之一，指“相处异地的恋爱”,“人之恋情中，唯有异地恋的维系，最为艰难。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由于求学、工作等原因，不得不‘背井离乡’”,“因此，势必造成情侣的分离”,“一般异地恋比较稳重，有着深厚的感情。维持异地恋需要更多的忍受与煎熬，当然，也会收获更多美满与希望”。试想一下，在古代中国，由于礼教的约束，大多数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并没有社交自由，相恋之情侣若相隔遥远，唯有通过书信往来寄托相思。《在古代》里，翟永明选择了书信这一媒介进行古今观照。

诗的开始，诗人写道：“在古代，我只能这样/给你写信”，仿佛置身“穿越”情境，诗人附体于一位古代的女性，“这样写信”（而不是“那样写信”）显然是一个拉近距离的自陈。当然，现在的人也完全可以“这样写信”（的确是写着信，而不是“这样写电子邮件”），所以这个自陈是古今同构的。但是“下次见面”的未知感只有古人有，因此，“写信”特指一种情侣间寄托思念与交流的古代方式，下节中的“往你的邮箱/灌满了群星”（写电子邮件）则是同构却异质的寄托相思和交流的新方式。在电脑上（用五笔字型）打字，写一封电子邮件，发送到对方的邮箱，虽然里面的内容可能与古人写的信是相同的，但其抵达的方式却让普通人产生了异样感及幻想。诗人想象群星般的汉字在天上“奔跑”，飞向爱人身边，它们或许也会（因为跑累了）“停泊在天上的某处”呢。由此，读者还可以倒推脑补，在古代（其实也包括电报和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现代），书信是由人的肉身递送的，传送距离相对固定，即便使用车马舟船，运送途中书信中的文字也难给人以飞来飞去之感。无论是不知道下次在哪里见面，还是汉字在网络系统中奔跑、停留，古今不同方式的两相对照虽然都有不确定性，但是诗人的态度却微妙地倾向于古代：对于古代的方式，诗人是无奈而介意的（“只能这样”寄托了惆怅之感）；而对于现在电子邮件发送途中的情况，诗人明确地表示“我并不关心”。

诗人对待今古情侣生活和交流方式的不同态度（近乎一种厚古薄今），也发生在以下两组对照中。第三、五两节，诗人构想了相爱之人的离别和写诗寄情两种典型的古代生活场景。虽“人生自古伤离别”，然“只不过抱一抱拳  彼此/就知道后会有期”，这样一种信念衬托的是爱情的坚定与从容；无论男女，以写诗寄情（如若连寄信的可能都没有），在古代都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相思方式，就像修炼穿墙术的崂山道士，不应有丝毫的懈怠与自矜，否则就不能够让这份思念之情抵达对方心中（撞墙而致“头破血流  倒地不起”）。而“现在”无论在空间、距离还是交流状态上，都与古代截然不同了。“严格”的“青山绿水”中的离别场景与坐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苦吟写诗的孤独、专注和拨手机号码通电话的随时随地，对照对比，显示了古今变化之剧。第四节沿用了第二节的“群星”意象，既是诗内部的一种呼应，也是思念中童话意境的展开。如果前一个“群星”是五笔字型构成的汉字，是寄托了情思的电子邮件，那么后一个“群星”则既像是上文中“停泊在天上的某处”的那些，又仿佛夜航飞机的星图背景，飞机在移动，远远望去好像会和群星相碰，并且，群星又像补丁（同样是远望所见），不是补天的补丁，而是“堵截”一个（电脑的）蓝色屏幕，意即电子邮件抵达了收信者那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感受发生了根本变化，电子邮件的“群星”“碰到疼处”是提醒有一个疼处，被碰到也只会再疼一下，这是一种生理状态，大约状摹电子邮件抵达时电子邮箱的提示音让人心头一喜或一惊之类。拨动手机号码，“发送上万种味道”“灌入了某个人的体香”，则也将高科技与人的感觉直接嫁接，使人进入了通感状态。抽象的号码（数字）与“人的体香”，人的身体部位与“全世界”共同处于的“颤抖”，协同构造了身处异地的现时代恋人们所拥有的，一种通过想象达成的欲望满足感。

相对而言，“抱一抱拳”或以写诗寄情，就如同祈求相爱的双方获得心灵感应，是一种更内在而肯定的灵魂交流方式；而写电子邮件和打手机电话，在“云端”传输的数据（群星）则是一幅神奇也不无神秘的交流图景，却也“不歇斯底里”，甚至可以唤起人们一些身体的基本感受形式的变化。古之“深情”变为今之“意欲”，在古代必须投入全部身心经历的一切，如今只需想象即可满足。这大概也说明了为什么互联网对科“异地恋”的释义中，要强调这种恋情维持的艰难了。今古对比，现在人们之间的交流的确是更为快捷和直接，但可能也失去了那份坚定、刻骨铭心与信赖，更难有诗的最后一节所描述的“只是并肩策马”“你微微一笑”的那种含蓄、痴情与美好。

纵观全诗七节，一、三、五、七节，构想的是在古代恋人们写信、离别、写诗和相聚的四种场景，每一个场景都可以在我们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古诗）中找到相应的主题，二、四、六节描绘了互联网时代的“现在”，身处异地的情侣通过写电子邮件、乘坐飞机、打电话相互联络，那感觉快捷而神奇，是甚至能够化距离的遥远为恋人间亲昵的新形式。在今古比较时，诗人有意为古代情境多写了一节，看似是不匀称的比照，依照诗的主旨却是更完整、更稳实的表达。从第一节第一行的“我只能这样”，到第七节第一行的“我们并不这样”，两个“这样”的呼应和运用显示了诗人在审美态度上对于“古代”的倾心。由于距离的阻隔，相恋者生活的每一刻、每一个行动都有意义，写信、抱拳相别、写诗和相见之后的策马同行、耳环的响声、微笑、低头……每一个细节都清晰而明确，人在自然中，在风景中，空间确定而人的内心笃定，因而时间不知不觉流逝（“低头间  我们又走了几十里地”）。与之相对的“现在”，虽然恋人们也处在两地相隔，通过写信寄托思念之情的状态，而借助电子邮件、飞机和手机，本身可以移动的便携式空间变得不再确定，人也似乎不复专注于内心，而对可视、可触、可抓住的气味更有兴趣。在古代，思念的空间被时间填满，而现在，时间弥散成了空间中的虚空。

上文提到，此诗用了爱情诗的壳，实乃抒写今古对照，传达新媒介引发的感受方式的变化，这一归纳是基于诗的形式推断，事实上，无论能否从今古比较中推断出变化的内容，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贯穿整首诗的情爱这一主题。跳出直接表现思念，抒发坚贞和寻求理解等传统爱情诗主题的内涵，《在古代》是以谈论爱情文学中的传统议题展开的，全诗采用的是一种情人之间的谈话语调，亲昵、温柔，透出甜蜜与幸福感。从这一意义上讲，以谈论相思的方式展开今古比照，进而抒发相思之情，构成了这首短诗回环复沓的双主题。诗人在诗行之间探讨得出的内容（古今相思表达之异同）和整首诗呈现的恋人之间的融洽感情，叠合出《在古代》对于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追怀、认同和对琴瑟相和的爱恋关系的向往，而这一向往本身又是古今一致的。至此，我们有必要将翟永明的这首诗再次放回她个人的诗歌写作历程中，同时，也将之与当代先锋诗人对于传统议题的关注和书写思潮联系起来考察。

在她写作的第三个阶段，开酒吧谋生，丰富交游，持续阅读并漫游各地，翟永明打开了诗歌写作的视野；她一贯关心的性别议题也不断增容，由专注于内心情绪和生命体验的直抒，转向了对现实现象的观察、对历史情境的代入和对理想的性别观念的构建。《编织与行为之歌》（1998）是写于这一阶段，较早以今古对照的视角，展现女性诗歌中性别议题的历史与现实交织延续的作品，全诗通过“编织”这一行为串联出三位女性——花木兰、苏蕙和一位当代无名女子，在战争、艺术与爱情等恒久的文学议题视角下，观照女性为争取爱情、平等与幸福而付出的艰难努力。《菊花灯笼漂过来》（1999）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当代的聊斋情境，亦梦亦幻，诗中明确“这就是沧海和灯笼的故事”，透露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一以贯之的被压抑的处境，而当代的“我”坐在地板上与坐在沙发或床头的不同体验，则暗示了对这种处境可能的挣脱与超越。《传奇》（2002）、《英雄》以传统的侠客形象在当下网络与影视中的再现，反思了历史书写的当代性中蕴含的权力话语与文化消费特征。这个时期更多涉及古代题材的诗歌都被诗人赋予了当代的视角与价值考量，表现为对原型故事中的结局的反转思考与对其所包含的人生经验部分的质疑和想象重构，这些叙事性的诗歌包括《鱼玄机赋》《哀书生》《前朝来信》《皇帝的采药笔记》等。

当代先锋诗人对于古典诗歌和文学传统的兴致由来已久，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诗人身上表现为各异的诗学诉求。这里的先锋诗人指的是“第三代诗人”中的一部分，如张枣、翟永明、柏桦、钟鸣、萧开愚、宋琳、赵野、欧阳江河等，在1980—1990年代以他们时值盛年的写作奠定了“90年代诗歌”的知识图谱与对诗歌技艺的关切，他们均不同程度地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元素植入早年的新诗文本中。如果说，从张枣的《镜中》到柏桦的《在清朝》，是对传统的人文气质、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复刻，钟鸣、宋渠宋炜兄弟以及赵野等以身体力行隐士作风，践行某种传统士绅的书写与生存之道，那么，翟永明、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宋琳等则是以积极介入现实的姿态，不仅将今古元素融合于具体的诗歌写作中，而且也自觉地把传统作为诗歌主题，以诗歌转化、再创造出可能让我们耳目一新的“传统”来。2007年春天写下的《在春天想念传统》三首诗，是翟永明以“一颗望山的心”,“怀着去不掉的古意”观照今古，想念“传统”之情的抒发。诗人借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技法词汇，描绘自然风景，并不无谐谑地讽刺今人砍伐山林、修造高速路和新城市的举动：“高速公路杀进了初春/杀尽了十几二十座森林/是杀风景  不是煞风景”，同时，诗人相信“纸上也有足够的高度/可供攀援  可供仰视/心中也有足够的留白  可供渲染”，哪怕是“凝视古代足足一个小时”，亦能“在某个时刻/凝神守气 望成了另外一座山”，并且“观察自己的眉心/胜过观察远方的城市”。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翟永明用了“想念”一词来接近“传统”这个略抽象宏大的观念词汇，使得浸淫在自然之中的现代人拥有了与古人相通的心意。

及至2015年出版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中，翟永明将这种今古对照的意旨发挥到淋漓尽致。她以黄公望的长卷《富春山居图》作为接通自然与艺术、古代与现代、传统与新声的中介物，赏画卧游，实地探幽，浮想联翩，短句长吟，连缀成篇。在总体的今古主题内，有着对现实多向度与深层的开掘。从《编织与行为之歌》到《在古代》再到《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翟永明逐步将“今古”对比与传统思考融汇在一起，从她的写作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T. S. 艾略特所描述的“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³的状态。艾略特提及的这种为了“获得或发展对于过去的意识，也必须在他的毕生事业中继续发展这个意识”，而“随时不断地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⁴的“逃避个性”的说法，在批评界阐释不一，结合具体诗人的表现也各个不同。在翟永明那里，从早期诗歌中对女性意识的彰显，到后来的写作中持续扩大和拓展她对性别议题的思考，将历史和现实并置、容纳和压缩至一首诗中，进而置身伟大的传统之中，一方面试图以古人的眼光打量“唯一不变的变化”本身，另一方面又用今人的身心感受这一切。而读她的诗歌，今天的读者也能一次次体会古人所说的“物我两忘”之境。

2021年5月

1 周瓒：《简评翟永明写作的三个阶段》,《星星》2002年第7期。

2 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诗探索》1995年第1期。

3［英］T. S.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31页。

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