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历史状况

与现代希腊相比，古代希腊的面积要大得多。它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希腊民族由爱利亚人、爱奥尼亚人和多利亚人组成。经过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到公元前8世纪，这三个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步泯灭，形成了统一的希腊民族。

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希腊多山环海，岛屿密布，海岸细长，航海条件良好。同时，希腊地势崎岖不平，平原少，土地贫瘠，只适合种植葡萄和橄榄，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希腊人只有通过海外贸易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公社让位于城邦，希腊的奴隶制普遍地确立和繁荣起来。城邦在希腊语中为polis，英译为city-state，指拥有一个城市以及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的独立主权国家。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法律、议事会、执政官、法庭和军队。为了寻找土地，解决人口增长造成的负担，希腊人约于公元前750年从海岸着手，向西推进，开始并延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大范围殖民扩张。据统计，希腊参与殖民的城邦有44个，在各地建立的殖民城邦超过139个。这些新的殖民城邦犹如雨后池塘周围彼此呼应的青蛙[5]。殖民城邦和母邦没有严格的政治联系，只有宗教和感情的联系。由此看来，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数以百计的、独立的“蕞尔小邦”组成的联合体。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家是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是城邦政治学。所谓政治学（politics）源出城邦（polis）。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其本意是“人天生是城邦的居住者”。随着希腊城邦的建立和繁荣，希腊进入“古风时代”。希腊文明和艺术出现了奇迹般的繁荣。

许多希腊城邦的政治体制采取直接民主制度，“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予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6]。“公民”（polites）意为属于城邦的人，然而，希腊城邦的公民仅指祖籍本城的18岁以上的男子，妇女、儿童、奴隶和异邦人不是公民。在希腊城邦中，奴隶和奴隶主是两个最基本的阶级。奴隶由战俘、异族人（指非希腊的蛮族人）和奴隶的子女充任，也有本部落的债务人沦为奴隶的。除这两个阶级外，还有平民或自由民这一阶级。平民包括小土地所有者和小手工业者。奴隶主又分为氏族贵族奴隶主和工商业奴隶主。在与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斗争中，平民和工商业奴隶主由于利益趋同，往往携手联合。据有的研究者估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即柏拉图诞生前4年，雅典公民（祖籍本城的18岁以上的男子）人数约为4.5万人，由此推算当时雅典总人口为10万多一点。奴隶约有12.5万名，其中6.5万名用于家庭生活，即充当仆人和保姆，平均每个公民拥有约半名奴隶，另外5万名奴隶用于手工业，1万名用于采矿。采矿业奴隶受到冷酷无情的对待，服务于家庭生活的奴隶则相当自由。斯巴达人嘲笑说，在雅典街头无法辨别出哪一个是奴隶，哪一个是奴隶主[7]。也有史书记载，雅典城里的奴隶待遇较好，“可以拿工资，从事劳动并担任负责的职务，如小官吏和银行经理”[8]。

斯巴达是希腊城邦中最大的一个，面积8500平方公里。在经济上它重农抑商，不过，斯巴达人既不务农，又不经商，他们靠奴隶的劳动维持生活。斯巴达人对奴隶极其残酷。奴隶必须穿标志卑贱的衣服，健壮勇敢的青年奴隶常常无缘无故地遭到杀害。斯巴达全国像一个大兵营，全体公民都是战士，生活在按照军事编制的集体里。他们崇尚武力，骁勇善战。新生婴儿要接受体检，体质过弱的被抛到山峡的弃婴场。儿童7岁开始过集体生活，12岁起不准穿内衣，一年之内只穿一件外衣。青年人终年不穿鞋，从小接受体育和吃苦耐劳的锻炼。国家取消金银货币，只使用铁币。所有男人都在公共食堂就餐，上至国王、下至普通公民都吃同样粗糙的食物。斯巴达成为刚毅勇敢、视死如归的代名词。

与斯巴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雅典。雅典被称作“希腊智慧的首府”“全希腊的学校”。这里商品经济发达，民主政治健全，文化艺术辉煌。雅典诞生了政治家梭伦（Solon）、伯里克利（Pericles），戏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雄辩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雕刻家菲狄亚斯（Phidias）、普拉克西特利斯（Praxiteles），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真是灿若群星，蔚为大观。

城邦制度对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风貌产生重大影响。在小国寡民的城邦中，人们互相熟悉，共同讨论问题。希腊人酷爱交际和谈话，将大部分闲暇时间用于户外，“他们很少享受家庭生活，他们过的是社交生活、宗教生活、艺术生活，特别是阳光生活，他们的阳光是那样晴明……甚至他们的思想也是那样晴明，没有一点雾”[9]。苏格拉底没有写过任何著作，除了一两次打仗外，他没有离开过雅典。他整天奔忙于街头、市场和广场，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探索智慧和真理。雅典人总有那么多的闲暇，下午会在浴室或运动场待上很长时间。亚里士多德专门论述过闲暇，科学、哲学和艺术产生于闲暇。雅典人有闲暇，一是因为有奴隶的劳作，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标准极其低下。奴隶主、异邦人和奴隶都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服装，他们的食物、服装以及家具、房屋都十分简朴。雅典人正常的食谱是大麦面、橄榄、一丁点葡萄酒，弄点鱼调调味，遇上重大节日才吃肉[10]。苏格拉底无论行军打仗，还是做客赴宴，都穿一件破旧的长袍，并且很少穿鞋。可是，雅典人的精神生活却十分富有。

公元前5世纪被称为希腊社会的“古典时代”。“古典”的意思是“最好的”。这段时期希腊的经济和文化都达到巅峰状态。希腊的古典时代起始于希波战争，终结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希波战争是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战争以波斯的惨败而告终。雅典从希波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战俘和战利品，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公元前443年至前429年，作为由平民和工商业者组成的雅典民主派的领袖，伯里克利连任15年首席将军。这是雅典社会的黄金时期。在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级官职由公民抽签产生。这种民主开世界民主政治之先河，然而它有时候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苏格拉底就由雅典民主法庭以渎神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随着势力的膨胀，雅典称雄整个希腊，引起希腊传统霸主斯巴达的不满。希波战争中结盟的希腊这两个最重要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反目成仇。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军队入侵雅典，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描述了这场长达27年的战争。战争开始的第三年，伯里克利就死于雅典流行的瘟疫。柏拉图伴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成长。雅典在战争中遭到失败。伯罗奔尼撒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希腊的经济和社会，导致各城邦之间战争不断，激化了城邦中的阶级矛盾，使奴隶数量大增。它标志着希腊古典时代的结束，城邦由此走向衰落和瓦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接目睹了城邦的衰落，他们幻想恢复城邦昔日的辉煌，然而逝去的东西再也无法回归。

在希腊城邦瓦解的同时，希腊北方邻国马其顿经过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经营迅速崛起。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形成了两个敌对政党——反马其顿党和亲马其顿党，它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反马其顿党主张希腊人完全自由，亲马其顿党则认为最好服从马其顿的统治。亚里士多德与马其顿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父亲曾是马其顿王室的御医，他本人曾是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的老师。他幻想马其顿统治者能够把分散和软弱的希腊联合成强大而统一的民族。公元前337年，腓力二世以武力迫使希腊签下了城下之盟，实现了对希腊的征服，这标志着希腊城邦时代的结束。

第二年，腓力二世被卫兵刺死，亚历山大继位。由于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许多希腊人对他抱有希望，认为他是开明君主，能够把分裂的希腊城邦统一成为人道国家。然而没过几年，亚里士多德的侄子、亚历山大的秘书和编年史编纂者卡里斯塞尼斯（Callisthenes）的言行举止得罪了亚历山大，暴虐而多疑的亚历山大借口他参与阴谋活动而除掉了他。卡里斯塞尼斯的死打破了希腊人对马其顿占领者的幻想，他们把亚历山大视为东方暴君。亚里士多德也成为马其顿专制政体的批评者。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于征战极盛之际，突然在巴比伦因恶性疟疾病死。亚历山大去世后，希腊各地掀起了反马其顿的风暴。亚里士多德因其与马其顿王室的亲密关系，被雅典的反马其顿党控以不敬神明之罪。当时亚里士多德的处境极其艰难，马其顿人不信任他，希腊民主派也不信任他。他逃离雅典，定居欧比亚的加尔西斯。在亚历山大死后的第二年，亚里士多德在加尔西斯因病去世，终结了他的“哲学散步”。也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死于自杀。公元一二世纪的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提到亚里士多德服用有毒植物乌头身亡[11]。虽然更多的希腊罗马学者谈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死亡，然而无疑，亚里士多德生命的最后岁月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我们不仅要看到亚里士多德理性的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也要注意到他思想中激动不安的方面，注意到他哲学中的生活取向和他的社会政治活动。随着亚里士多德的去世，希腊美学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