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作为现代学科知识话语的美学，因其诞生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土壤而与启蒙理念存在亲密关联，譬如康德，这位德国启蒙哲学的大师，便同时也是现代美学的缔造者之一。美学与启蒙的这种亲密关联，不仅在西方知识界渊源甚深，也被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奉为“不刊之论”。新时期“美学热”的代表李泽厚，在用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来把脉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同时，也通过将症候归结为启蒙被更迫切的救亡中断的结论，亦即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在新时期再次扛起接续启蒙的大旗，因而也常常被视作新启蒙主义的代言人之一。在新启蒙主义思想氛围下，因与启蒙的这种亲密关联，美学自然在新时期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引发“美学热”现象，而与之相应的，与“救亡”直接关联的战争状态，则在新时期以后的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中长期地被忽视，也便不足为奇了。然而，征诸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蔡仪等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在美学方面的大量论著，其实又都恰恰完成于战争时期。战争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美学继“五四”时期之后的又一重要发展阶段。故此，如何突破新启蒙主义设定的思想框架，重新回望战争状态下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重估战时美学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显得尤有必要。

从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局部抗战的开始，到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全面抗战的爆发，再到抗战胜利后接踵而至的解放战争，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中国大地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相较于“五四”时期而言，这一战争状态之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首当其冲地体现于美学回应现实方式的调整上：如果说“五四”时期对情感启蒙的关注，凸显的是美学的社会改造作用的话，那么，在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战争状态下，美学则呈现出与民族国家构建紧密结合的趋向。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不仅使得知识人走出了象牙塔，更广泛地接触中国社会，也强化了学术研究与民族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自觉意识，而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扬民族文化，鼓舞民众士气，也便成为战时知识人参与抗战的常见方式。正是作为文化抗战之一部分，中国现代美学体现出了与传统文化更深的融合趋势：一方面，美学为战时中国的文化重建提供重要的知识视野，另一方面，这一文化想象也反过来弱化了美学的舶来属性，赋予其更本土化、民族化的面貌，后来的“中国美学”知识范式正是从这一话语土壤中孕育而生的。因此，无论是就认识中国现代美学继“五四”之后的发展而言，还是就考察“中国美学”知识范式的生成而言，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都是不容错过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