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2年12月10日至11日，由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學平臺、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辦的“禮學文本的成立、經典化與詮釋”學術研討會在綫上舉行。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浙江大學、武漢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河南大學、鄭州大學的20餘位學者參加了會議，60餘位專家與青年學子綫上旁聽了會議。禮學是中國古典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禮學文本則是禮學研究的基礎。本會議旨在組織禮學研究者，從禮學文本的成立、經典化與詮釋等方面深入探討相關議題，以推進禮學研究的多維度發展。

12月10日上午，研討會開幕式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劉玉才教授主持。劉玉才教授代表主辦方對各位與會專家表示熱烈歡迎。他指出本次會議具有特别意義，2016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承辦了北京大學人文論壇第一場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爲人文論壇第一百場，再次由北京大學中文系承辦。

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杜曉勤教授爲會議開幕式致辭。他認爲本次會議具有多重意義，對中文系來説，它是中國古典學平臺年度大型學術活動的最後一場，有曲終奏雅之意。杜教授介紹了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學學科平臺情況，中國古典學學科平臺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大學科建設平臺之一，也是最早成立、運行的學科建設平臺，其建立宗旨爲立足於研究中國古代人文經典作品，强調由古典語文學切入，以文本考察爲中心，包括三個方面的研究内容：第一，古典語文學研究，即對中國古代人文經典中的文字、音韻、訓詁、語法、格律等各方面展開基礎訓練和系統研究；第二，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即對中國古代人文經典著作進行版本、目録、校勘、辨僞等方面的研究；第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即對古典文學經典作品進行藝術分析與思想闡釋，另外古典學術史、古典藝術史作爲古典學術思想和藝術的呈現，也是本學科研究的重要方面。最後，杜教授指出由中國古典學學科平臺副主任劉玉才教授和張學謙老師組織的本次學術會議，正充分體現了我們對中國古典學的理解。本次會議主題由“禮學”“文本”“文獻”“經典化”“闡釋”五個關鍵詞組成，涵蓋文獻形態的研究、文本考據與分析、歷代思想闡釋、中國社會生活方式影響等方方面面，這是一個真正系統性、有機性的中國古典學研究的話題。諸位先進提交的論文各有妙見，相信本次會議會討論熱烈，取得圓滿的成功。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教授發表致辭，他認爲由於中國古代特有的生産方式、政治體制、社會結構、文化體系等方面因素的影響，禮在中國古代社會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涉及民俗、倫理、政治、法律、文學、教育等多個方面，體現爲禮俗、禮儀、禮樂、禮制、禮教、禮法、禮學等，構成了極其豐富的禮文化。廖教授梳理了“二十四史”中《禮志》《刑法志》的設置，指出各朝正史中各種專書、專志的設置情況，並不一定與社會和國家治理的實際情形完全對應，但其間無疑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關性，至少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於社會和國家治理的思想觀念。這是中國古代社會和國家治理中特别重禮、或者説重禮輕法的一種表徵。廖教授表示，他贊同劉玉才教授提出“對中國古代經學文獻的研究，應立足於堅實的文獻考辨，同時不能僅就經典論經典，而應具有問題意識，將經典放在中國古代歷史、古代社會生活的背景中進行考察”的説法，他認爲本次研討會將禮學文獻的變化放在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動態過程和複雜環境中進行考察，同時通過觀察禮學文獻的變化，折射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的變化，將打通文獻研究與歷史文化研究。諸位禮學研究專家、青年學者的熱烈討論，一定會對新時期的禮學研究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劉玉才教授對於會議的旨趣進行了説明。爲紀念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建立60週年，2019年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辦了中國古典文獻學新生代研討會，會議以“版本目録學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爲主題，圍繞實物版本學與文本校勘學的分野、新文化史背景下的書籍史研究等話題展開，探討如何在版本目録學領域做出新的突破、實現傳統學術的傳承與創新，並計劃後續開展一系列學術活動。本次研討會即爲原計劃的學術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會議選擇禮學文本爲切入點，關注文本的生成、經典化的過程及其歷代闡釋。之所以選擇這一主題，是基於從文獻學角度對禮學研究的反思、古典語文學研究方法的啓示以及簡帛文獻新材料和數字人文提供的研究空間。衆所周知，近一二十年，禮學研究在文獻整理、名物考釋、制度解構、禮儀實踐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績，日益成爲傳統學術研究最爲活躍的部分，但是禮學作爲經學的屬性依然根深蒂固，關注經學史、經學文獻的研究仍然占據較高比例。相對而言，結合考古名物的實證研究、出經入史的禮制研究等，提供了更爲開闊的詮釋視野，也更能體現多維交叉的現代學術屬性。現在學界有回歸文本、回歸古典語文學的提倡，而古典文獻學不應局限於文獻表象的著録、描述、發掘整理，而是應經由語言文字路徑深入文本，探究文本生成、變異、詮釋、理解的過程，最後達至解釋文本意義的目的。本次會議聚焦於禮學文本的成立、經典化與詮釋，提倡以解釋文本構成與意義爲宗旨，而禮學文本的歷史語境還原解讀無疑是深入研究的基礎，也是目前研究的薄弱環節。近些年，諸如上博簡和郭店簡《緇衣》、安大簡《仲尼曰》、清華簡《參不韋》等文獻的發現，爲禮學文本的成立、選擇、詮釋提供了許多新材料。根據這些新材料，可以重新審視傳世文獻複雜的文本生成過程。同時，數字人文的長足進步，又爲通過算法技術離析文本層次、比對互文、串聯文本提供了輔助手段。本次會議對以上諸多重要論題展開討論，必能拓展禮學研究的視野，使禮學研究走向更開闊、更深入的空間。

其後，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程蘇東副主任主持，賈海生、王鍔、曹建墩、吴飛教授做了主題發言。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賈海生教授發言題爲《兩見於文獻與銘文的廟見之禮》。廟見之禮是古時婚禮中夫之父母雙亡或偏亡的情況下，來婦必須踐行的禮典。賈海生教授梳理了傳世文獻和銅器銘文所記載的廟見之禮的儀節、所涉名物、特點、禮義，指出文獻所見廟見之禮是以笲奠菜，銘文反映的廟見之禮則是以器饋食，相關的儀節等也各不相同。雖然禮典的面貌不同，相同的禮義則是來婦通過廟見之禮受室事於已亡的父母而與其夫共承宗廟。在此基礎上，賈海生教授又進一步爲廟見之禮溯源，將西周以降的廟見之禮追溯到殷商舊禮而非周禮的創舉，同時銘文稱廟見已亡的夫之父母爲姑公，反映了母系交表婚；文獻稱廟見已亡的夫之父母爲舅姑，反映了雙系交表婚，二者皆是承載了歷史記憶的舊稱。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王鍔教授發言題爲《從＜禮記·儒行＞看先秦儒、士關係》。王鍔教授從《儒行》的内容説起，將孔子所講儒者品行概括爲澡身浴德、仁義忠信等六大特點。緊接着，他排比《周禮》《説文解字》等文獻，梳理了“儒”的含義，指出先秦對於“儒”有小人儒、君子儒之分，《儒行》之儒是君子儒，即《荀子·儒效》所謂之“大儒”。“士”原指主斷刑獄之官，其身份在先秦時期不斷變化，成爲“四民”之首。在孔子所處的時代，儒、君子、士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同一類型之人，注重品德修養，學習六藝，通古今之道。最後，王鍔教授揭示《儒行》對於中華文化的影響，歷代不僅刻印、賞賜《儒行》，更涌現出《儒行解》等一批注解之作。《儒行》所倡導的澡身浴德、博學篤行、守道不阿、剛毅不屈的君子儒之精神，至今仍值得發揚光大。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曹建墩教授發言題爲《＜禮記＞禮義闡釋的結構與範式》。曹建墩教授表示，東周時因禮崩樂壞，思想家對禮的思考也日漸增多，逐漸呈現理論化趨勢，既有外在因緣，也有内在的邏輯發展。儒家後學對禮的理論闡釋主要集中在《禮記》一書，《禮記》的理論化主要是“禮義”闡釋，分爲兩個層面，一是禮本體相關闡釋，一是從人踐履這一主體闡釋，主要從人性情、道德等角度闡釋禮的義理。曹建墩教授比較了孟子、荀子對“禮義”的闡釋以及簡帛《五行》對禮的闡釋，將《禮記》闡釋結構分爲天人二元，禮在其中承擔“天人”二元連接功能。

北京大學哲學系吴飛教授發言題爲《“禮者天理之節文”平議——從文質論的角度看》。“禮者，天理之節文”，是朱子對理、禮關係的著名界定。吴飛教授從清儒戴震、淩廷堪等人對朱子的批評切入，追溯了先秦經子文獻中禮、理二字的含義，指出它們都屬於文質論的討論範疇，理作爲内在紋理，與作爲外在文飾的禮文，都是針對人情質實的節文。宋代張載、二程以後，由於對天理的强調，對禮、理關係的討論有所變化，朱子則堅持了“理”的文質論含義，但其“節文”的用法，卻與先秦多數文獻中的“節文”用法多有不同。節謂等差，文謂文采，因而，其“禮者，天理之節文”之説，雖使用了文質論語言，卻並非傳統的文質論結構，真正含義是：理是生生質實的文理，禮則是實現天理的實踐方式。

研討會第一場由清華大學歷史系馬楠副教授主持。鄭州大學文學院王勇的報告《論神、主與王權的關係》，指出神是純觀念的産物，但在現實中它必依附於一定的人或物身上，才能爲人所崇拜；神所依託的現世人物，就是主。通過混淆神與主，當權者可以把他們自己的意志僞裝爲“主”的意志，進而僞裝成神的意志。王權正是通過這樣的手段，從巫那裏竊取了神權。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徐淵的報告《從武威漢簡＜儀禮＞再談＜喪服＞＜服傳＞的成書及古今文問題》，否定了沈文倬先生關於《服傳》成書等説法，他進一步考證出《服傳》成書大概在西漢初至漢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閣會議之間，之後一直單篇流傳，其經傳合編的時代要晚到東漢末期馬融、鄭玄的時代。即使當時注家將經傳合編，也仍視《服傳》爲《儀禮》的記傳，因此並未對其古今異文作注。北京大學中文系杜以恒的報告《武威漢簡＜儀禮＞經學價值發覆——從簡本＜儀禮＞的符號談起》，指出武威漢簡《儀禮》大部分符號的作用是劃分《儀禮》儀節，其承載的《儀禮》分節體系是西漢《儀禮》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較爲通行。漢簡分節與賈公彦、朱熹等後世注家之分節多有共識，但其精細程度遠超後人，反映出西漢經師對《儀禮》用功之深、琢磨之細。漢簡分節粗疏之處亦多，其體系性、準確性仍有不及後世經解之處。

研討會第二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郜同麟副研究員主持。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張濤的報告《論禮容與漢儀應當歸復漢代禮經傳習脈絡》，對洪業、沈文倬關於徐生、高堂生傳禮問題之研究加以反思，他認爲文帝至昭帝百年之間，徐生師弟子影響更大，高堂生作爲標誌人物，地位固不可動摇，但對徐生禮容之學也應予以更多重視。不得應用學理類型劃分將歷史中的經師嚴格區别爲兩大陣營，而應採取開放多元的視角來觀察漢初禮學。武漢大學文學院覃力維的報告《大戴＜禮經＞家法的重構與解釋》，以《禮經》篇次之説爲切入點，指出清代重視大戴篇次者，建構出一套超出具體禮儀的禮義系統，其思路大致有兩種：一是大戴《禮經》篇次符合漢代今文禮家“推致”之法，代表學者爲黄以周；一是大戴篇次與五倫合轍，邵懿辰首倡此義。二説影響深遠，尤其邵懿辰之説更爲巧妙。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朱明數的報告《韋玄成“五廟而迭毁”説與西漢廟制變革》，通過考察元、成、哀、平廟制變革，考證出韋玄成實主“五親廟迭毁”之制，史皇孫居昭、宣之間，爲元帝五親廟之一。韋氏此説既有經學依據，更可利用當時的宗法觀念，有效回應史皇孫“上序昭穆”的争議。元、成間，“五親廟迭毁”制迭經反復，未能久行，後終被“立親廟四”制度所取代。

研討會第三場由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張文副研究員主持。清華大學歷史系馬楠的報告《黄龍十二博士新考》，認爲舊説“爲博士則能立博士”的判斷依據不能成立，“立博士”的判斷標準應爲章句學説得到官方認可，未必實有其人“爲博士”。據此《詩》齊、魯、韓三家有章句，立博士在元、成之時，宣帝黄龍十二博士爲《詩》一家，《禮》后氏、大小戴三家，合《書》三家、《易》三家、《春秋》二家。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范雲飛的報告《禮書乎？史志乎？——論＜通典＞禮議的文本來源與性質》，全面比勘了《通典》與各代史志，揭剥、離析其文本層次，考證出《通典》魏晋禮議大部分録自六朝禮書，尤其是庾蔚之《禮論鈔》。而禮議文本本身也具有非常豐富的層次，其主要取材範圍包括高堂隆《魏臺雜訪議》《魏名臣奏》等書。但杜佑大多不能親見六朝專門禮書，只能通過當時較爲通行的綜合類禮書轉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李卿蔚的報告《宋代禮圖文獻的研究價值及“以圖釋禮”的核心目的》，以宋代禮圖文獻爲研究對象，探討了禮圖的生成及研究價值等問題。她認爲聶崇義《新定三禮圖》所載禮器的形制來源大多有所依憑，禮圖與出土實物之間存在差異的根本原因在於禮圖書“以圖釋禮”的本質屬性，所以不能簡單地以出土器物證禮圖之正誤，或以圖釋正誤與否來評判其書之優劣。

研討會第四場由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徐淵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李霖的報告《重審＜三禮注＞與＜毛詩＞之關係：以＜鄭志·答炅模＞爲中心》，反思了“鄭玄注《禮》在先，未得《毛詩》，用三家《詩》”這一問題，他表示此説將鄭學内部的注、箋之異，轉化爲與鄭玄無關的三家《詩》與《毛詩》之别，從而擱置了問題。而這一説法源自《鄭志·答炅模》，但與《鄭志》所述“注《禮記》時未得《毛傳》”並不一致。他通過《禮記》《毛詩正義》對鄭答炅模的六處引述，恢復了《鄭志》原文及炅模之問。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唐田恬的報告《＜三禮目録＞清人輯本平議》，梳理了孔廣林、袁鈞、王謨、臧庸、黄奭所輯《三禮目録》情況，她指出孔廣林輯本爲最早的《三禮目録》清輯本，學術價值較高。臧庸輯本在孔輯本基礎上，寫入較多個人創見，亦有一定意義。王謨輯本僅事鈔撮，比較簡略。黄奭輯本乃全襲孔輯本而成。袁鈞輯本大量暗襲孔輯本，少有個人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郜同麟的報告《＜禮記正義＞殘鈔本補校》，指出日本東洋文庫所藏《禮記正義》卷五殘卷雖經繆荃孫、吉川幸次郎、阮廷焯、劉玉才等學者校勘，仍有一些比較有價值的異文未引起學者們注意。他在比勘版本、分析字形等基礎上，對殘抄本作了進一步的校補。

研討會第五場由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張學謙助理教授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高樹偉的報告《＜永樂大典＞引＜禮記＞輯考——兼議＜永樂大典＞“三禮”文獻的輯佚參考系》，考證出《永樂大典》徵引《禮記》相關文獻至少存在四個層次，四個層次文本的編纂方式、所據版本均有明顯差異，這與《大典》兩次纂修密切相關，尤其與第二階段掌“三禮”纂修的副總裁高得暘的編纂思路密切相關。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侯婕的報告《＜欽定禮記義疏＞文本纂修流程與性質再探——兼論杭世駿＜續禮記集説＞編纂緣由與實質》，借助《欽定禮記義疏》稿本，考察了其纂修過程及與定本差異，進而指出《續禮記集説》在禮説徵引方面與《義疏》取材同根同源，並將《欽定禮記義疏》所遮蔽的清代禮家諸説加以客觀呈現，實則發《義疏》所未發，釋《義疏》所未釋，是三禮館臣纂修《義疏》工作的另一層體現。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井超的報告《阮刻本＜禮記注疏＞平議》，詳細介紹了阮刻本《附釋音禮記注疏》底本、刊刻、流傳、價值等問題，他表示阮元校勘《禮記注疏》所據底本是元刻明修十行本《禮記注疏》，刊刻者鑒於底本訛誤，進行了一定的校勘，少部分寫有校勘記，大多數徑改底本文字。綜合各版本來看，阮刻本是現存《禮記注疏》版本中質量最好的。當然，其經、注、疏、釋文、校勘記，皆存在一定的問題，有待進一步全面修訂。

研討會第六場由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張濤副教授主持。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張文的報告《＜撫本禮記鄭注考異＞辨正》，介紹了撫州本《禮記》及《撫本鄭注考異》成書、價值，他表示顧廣圻的校勘理念和研究方法具有典範意義，對於我們從事古籍整理實可提供重要借鑒。但因受到時代條件局限，顧氏所據版本較爲薄弱，而其推理論證亦有疏漏。張文在參考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各種版本資料，深入考察經注文本邏輯，對顧校的疏失擇要辨析考證。北京大學中文系黄漢的報告《＜禮記參訂＞撰寫始末考》，考察了《禮記參訂》成書時間，並將《禮記參訂》文本分爲兩大類型、四個層次，探討了《禮記參訂》與《陳氏禮記集説補正》《簡莊疏記》《撫本禮記鄭注考異》《禮記注疏校勘記》等書的關係，釐清了陳鱣撰寫《禮記參訂》的動機、過程。北京大學中文系朱瑞澤的報告《＜三禮義宗＞辨體》，對《三禮義宗》篇卷、體例、價值進行了推論敘述，他指出《三禮義宗》是一種兼顧經學理論與實踐考量、章段結構近似禮典儀注的“禮制設計”著作，其體量應在三十卷、一百五十篇，它兼具經學理論的典範性與服務於中古禮制實踐的系統性，因此在中古學術風景中占據一個獨特的坐標。

研討會最後進行了綜合討論，參會學者圍繞“禮學文本的整理”“新材料的發現與舊材料的發掘”“重要論斷的重估”“禮學與其他領域的交叉研究”“禮學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徐淵副教授談及自己整理《禮記》時遇到的問題：《禮記》版本衆多，如何選擇一個合適的底本作爲底本；面對衆多的版本異文，如何加以取捨；分章分節涉及對於文本層次劃分、禮經禮義的理解，面對《禮記》文本，如何準確進行分章、分節。他表示現代禮學整理本一個重要構成即分章分節，希望能形成多種各具特色的《禮記》讀本，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郜同麟副研究員認爲分章分節體現了對於禮義禮節的不同理解，難以統一。禮學文本需要考慮的是文本産生、演變的過程，而非統一爲定本。北京大學中文系杜以恒老師也談及自己研究《儀禮》分節的心得，他指出歷代《儀禮》分節分爲經解系統、版本系統兩種形式，總體看來諸家分節共識居多，不能過分放大分節差異。北京大學中文系張學謙老師表示禮學文本的整理形式應基於用途的考慮，現存衆多整理本實際上更多是讀本作用，若想呈現更加豐富的文本形態，還是需要借助彙校等形式。清華大學歷史系馬楠副教授介紹了清華簡中禮書文本情況，她表示這些文本與《儀禮》十七篇面貌不同，但部分儀節卻又與之相似。簡本本身有經文、記文，既載常禮，又載變禮，相信會對禮經文本的生成等禮學問題有較大的推動。南京師範大學王鍔教授表示近二三十年禮學文本的大量公布與出現，如何利用和研究確實成爲重要的問題。本次會議既討論出土文獻與禮學文本，也有從經學史角度探討禮學文本問題，更有針對某一部禮學著作進行深入探析，方法多樣，角度新穎。年輕的學者不僅參與了進來，而且已經到達前沿，部分甚至在引領前沿，這些都是非常可喜的現象。關於禮學文本的整理問題，版本的系統梳理十分重要。對於版本之間的文字差異，如果有把握、有依據，可以改動，但最好出校説明。没有把握、没有依據，最好是並從，留給讀者更多一些思考的機會。禮學材料的新舊是相對的，禮學文獻中仍然有大量有待挖掘發現的材料，亦有許多已被研究、還未被研究透徹的材料，這些都需要認真去研究、考辨。至於未來禮學研究的發展方向，對於三禮文本的仔細研讀，對歷代禮學研究著作的評判和研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研討會於11日上午閉幕，北京大學中文系劉玉才教授致閉幕辭。他指出，本次研討會聚焦於禮學文本的成立、經典化與闡釋，各位學者的論文從各個角度對禮學文本加以討論，角度新穎，勝義紛呈。不僅有對前輩學者重要論述更進一步的推進，更開闢出新的話題、新的領域。與會學者遍布各個年齡段，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零零後，同時一天半的會議也吸引了全國各地六十多位師生綫上參加，這説明禮學研究是後繼有人的、蒸蒸日上的。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禮學研究將會走向更開闊、更深入的空間。

本書是“禮學文本的成立、經典化與詮釋”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的結集，部分會議論文因爲作者另有發表安排或尚未定稿，故未能收録。我們對提交論文進行了編排整理與格式統一，其中或有未盡完善之處，敬請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