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点钟左右，枪声渐渐响到前门外，这时陆将军带了二三十匹马队，坐了一辆马车，从西单牌楼经西四牌楼绕过后门北新桥，转而南行，到了总统府。
那时袁世凯同他的少爷袁克定正在瞠目相向，毫无办法。府中门窗什物，七零八落，地上纵横狼籍地堆满了残断的文件。袁看见陆将军来了，喜出望外，哭丧着脸对陆将军说道：“到了这样时候，什么人都躲光了，你怎么反倒来了？”
陆将军说：“平常时候我可以不来，现在我却不能不来。说话我不大会，赶到做实事的时候，我也许可以凑付的。”
袁就问陆将军这事该怎么办？陆将军说：“这事情总统不要管，无非一些土匪捣乱。交给我和姜桂题去办好了。”
袁沉思一下，窘苦地说道：“好吧，这事就交把你们去办吧。”
陆将军退出来，已是天光破晓的时候了。
第三镇残余的部队，当晚即开城外，分驻南苑和长辛店等地。刁坏的分子闹了这一场，善良的官兵自觉肉臭同味，走过街头，低头藏脸，羞愤得不得了。
街上家家铺子都关着门，门上贴出“抢劫一空”的字条，满街上冷清清的，地上散乱着变兵们扔下的财物。一些穷人们瑟缩着身子到处搜寻拾着。
第二天绝早，各城口上和街衢上便贴遍了陆将军同姜桂题会衔搜拿土匪严禁造谣的布告，于是满街上捉土匪，抓嫌疑犯。一场巨大的兵变，硬被偷天换日，饰为土匪的骚乱了。
“草寇逃了民遭殃”，这话一点不错的。抢掠财物的明明是那些官僚军阀们制造出来的变兵，可是等到搜拿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天亮以前就四散窜逃得无影无踪了。
街头巷尾狼藉着的布匹财物，都是变兵老爷们扔下的残余，无知的穷人们看了，不由得眼热心迷，视为发财的大好机会。这一下就把他们坑了！
早上搜拿匪徒的布告张贴出来，穷人们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于是揭开了最惨痛的场面：满街上不少的小贩和车夫们，背负着被窝，挟带着布匹衣服，被搜拿匪徒的军警们追着乱跑。
有的慌了手脚，往胡同里躲藏，军警在两头一堵截，一个又一个，都被拴上了绳索。“人家牵牛他拔橛”，这就是罪状。
那些可怜无告的穷人们，都被当做了昨夜闹事的匪徒，牵到天桥去砍下头来，把东单、西单和四牌楼的牌楼上各挂两个，示众了案。
一场大祸完结了，惶惶的人心也渐渐安定下来了。不料秩序还未恢复，第二天晚上，姜桂题的队伍——毅军——又在西城哗变起来。接着十四、十五两日，天津、保定，都继续发生兵变的事，一发不可收拾！
兵变的范围所以扩大到如此地步，一来是由于那些军队本身平素毫无训练，毫无教育；二来也因为当局的处理，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他们看着人家闹了事，发了财，并未蒙罪，于是不由得眼红心动，从而效尤。
这在当时人人都不及料，都不明白何由致此的。袁世凯看着旧有的军队，都是靠不住的了，于是另编练部队，便有备补军。待后边再慢慢地说到。
关于一九一二年正月十二日的北京兵变，许多文献中都众口一辞，说那是袁世凯预定的阴谋，故意制作出来，以为他不能到南京就职民国大总统的借口。
冯玉祥觉得这未免太恭维了袁世凯，当时老袁对于部队哪有这样擒纵的能力？作为一位实地的亲身经历者，冯玉祥认为事实决不是那样的。
至于陆将军说过的段芝贵减饷的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其实这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满清政府虽已推倒，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虽已挂了出来，可是整个社会的实质和政治方面机构，却并没有什么改变。一般人民的脑筋里，依旧牢固地存着一个皇帝的偶像。
尤其是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
士兵们的头脑是简单而固执的，在这一变换的中间，官长们又并未给他们以些微的新的政治意识。这样，如何维系军心？当时老袁做了大总统，冯玉祥就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目兵在背后切齿咒骂他，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
第二，第三镇的队伍自在长春驻扎，军纪就极败坏。开到北京以后，堕落更甚。官长目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训练教育的事，完全废弛了。唐天熹一伙人，甚至在总统府大赌大嫖，肆无忌惮。
第三镇这样，其余京畿一带的驻军无不如此。带兵的荒唐，目兵从而效尤，统帅者听任不问。好像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世界变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为，用不着受拘束的了。
第三，一方面是如此任其荒唐败坏，一方面对于精明干练、前进有为的青年官佐，则百般嫉忌，视如眼中钉，总要借些口实，把他们迫逐了才安心。
比如刘一清、孙岳等许多热血赤心，有志有为的官佐，多被逐走。于是庸懦无能者一一升官，各个军队都变成废物集团。可是这种清除，事实上并不能做得彻底，留下来的官佐目兵之稍有志气者，把这些不平的事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由得不愤郁怨恨。
结果一遇机会，自然就会溃决流脓的。这就是当年北京兵变的真正原因。编著历史的人，说那是老袁有意指使的，固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就是减饷的事，也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