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实业开拓者周学熙

1901年11月7日，《辛丑条约》签署后的两个月，袁世凯接替李鸿章署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畿辅之区—华北地区的军权与外交权，一跃成为中外瞩目之实力大臣。此时，清廷上下弥漫着一片改革之声，督促清政府实行新政，走马上任的袁世凯自然要乘此东风。

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正式从都统衙门手中接收天津后，即以天津为试验田率先开启直隶新政改革，后人亦称之为“北洋新政”。其间，袁世凯周围聚集了一批支持新政的改革者，周学熙即为其中之一。

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止庵，祖籍安徽至德（今东至），两江总督周馥第四子，幼年长居天津，后随父定居建德、保定、北京等地；青年时期，因科场屡屡失意，不得不以候补道捐出仕；后寒窗苦读数载，终于在中年时期考中举人。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千辛万苦考中举人的周学熙应该接着考进士，进翰林院，最后位极人臣。然而，周学熙却放弃了仕途，听从父亲劝说投身实业。后值李鸿章开采开平煤矿，周学熙便到开平矿务局任总办。1900年，矿务局被英国人强占后，周学熙转而前往山东任候补道员，并在袁世凯筹办的山东大学堂任总办，这是二人正式合作的开始。

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后，周馥接任山东巡抚，周学熙为避嫌跟随袁世凯来到天津。在天津，周学熙协助袁世凯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任北洋银元局总办，稳定天津金融市场；二是设直隶工艺局，该局后来成为北洋官营实业枢纽；三是建天津官银号，为商办企业筹集资金。

当周学熙踏上天津这块土地时，这座刚刚经历了八国联军战乱的北方重要商埠，一片商民交困、银根奇紧、私钱充斥的市场萧条之象。因此，尽快稳定天津金融市场，不仅关系到北京、保定的经济稳定，而且也对袁世凯能否顺利实施新政，以及训练新军意义非凡。

开局的第一炮意义重大，袁世凯当即下令设立北洋银元局，任命周学熙为银元局总办，要求周学熙百天之内铸造新的铜元，以稳定天津金融市场。但这个总办是光杆司令一个，既没厂房又没职员，甚至连办厂经费都不够。如何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呢？

周学熙先是通过北洋支应局和民间集资的方式筹措启动资金，而后选定在原淮军护卫营旧址上，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大悲院中院，建造银元局。没有充足的资金，周学熙就利用碎砖盖厂房，修复利用未被八国联军烧毁的机器，再加上从上海找来的旧机器，终于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盖起了厂房，添置了机器。

厂址有了，机器的问题暂时也解决了，但最关键的因素—工人和技师问题还没着落。不过，周学熙也有办法，他旋即向社会公开招募原造币厂工人、技师，并以面粉为工资，很快队伍也拉了起来。在周学熙的紧张筹办下，银元局72天就铸出铜元150万枚，到1903年5月所铸铜元已达1100万枚。之后，周学熙又加铸银元，年获利70万元。

大量铜元涌入市场扭转了天津市面缺钱的局面，物价得到了稳定，天津本地也因每两兑换制钱较之他地增加二三百文，使天津商民获益匪浅。金融市场稳定的同时，极大充实了天津地方财政实力。周学熙不仅还清了办厂所欠债款，而且还有盈余用于填充工艺局、工艺学堂、考工厂等新厂之需，也为袁世凯主政直隶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

1903年，袁世凯派周学熙东渡日本考察实业。日本之行，周学熙可谓是大开眼界。当他看到日本在西方影响下兴建的各种工厂、金融财政部门及各种类型的学校时，他更深刻地明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一跃而成世界强国的原因。之后，改革旧制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迫切需要在新政中大展宏图，以实现振工兴商、富民强国的理想。

回国后，周学熙直接建议袁世凯成立直隶工艺总局，并毛遂自荐为总办。最初，袁世凯出于维护地方治安的目的，委托周学熙创办教养局，下设工艺学堂和考工厂，教授游民技艺。但周学熙认为，直隶经此兵燹后，欲拯救民生，“空言劝导不如以实行提倡，欲兴工艺非设专局不能收其效也”。于是周学熙建议袁世凯，将工艺局从教养局内剥离，并下设高等工业学堂、考工厂、实习工场、教育品陈列馆及劝业铁工厂等。其目的是通过对工商业相关知识的教育，以及产品的试验、制造和展销，在直隶形成一个工商业推广中心，并通过其示范作用发动民间投资近代企业。

1903年，担负着振兴实业重任的直隶工艺局在天津旧城东南的草场庵开业了。工艺局开办之初，周学熙就派遣工业学堂优秀学员东赴日本留学，学习日本创办工业之技术与管理知识，同时还聘请了日本技术专家，利用他们的技术和知识为北洋实业出谋划策。因规模不断扩大，工艺局四年后迁至玉皇阁。

工艺局的最终目的是要鼓励工商业者变通、改良，发展地方实业。有了工艺局的支持，直隶各州县纷纷吸纳先进生产技术并在业界广泛推广。一时间，京津一带官商绅民济济一堂，互通有无，掀起了劝业高潮。在工艺局的倡导、鼓励和推广下，到1911年，天津近代工业从业者已有135家，可计算的资本总额达到了2920万银元，各业工人人数8510人。河北高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兴起，继而成为近代华北三大土布生产中心之一。

如此显著的成绩，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这些资金大部分出自官银号的低息贷款。在官银号创办之前，袁世凯曾向清政府上奏，提议仿照西方国家设立国家银行，以掌国家发行钞票和铸币之权。后在各方权衡之下，清廷决定先在天津代设户部银行，以观成效。1902年8月，注资百万余银元的官银号正式在天津老城厢东北角北马路开业。

官银号最初名为平市官银号，本意为稳定市面，平抑物价，整饬金融，补救钱荒。周学熙从日本考察归国后，认为金融与实业发展大有关系，提出“健全之金融，而后能有奋兴之实业”。换言之，振兴实业需要资金的大力支持。

如何才能让官银号成为推动实业发展的发动机呢？除普通的官、私存款和放贷业务外，周学熙建议袁世凯增设一些新业务，如“修学预备储金”“学资储金”“婚嫁预备储金”“养老储金”等，这些业务都是天津卫乃至当时全国闻所未闻的营业项目。再加上官银号还可代表清政府发行十足兑现银元之钞票，所以官银号开业后，资金甚是充盈。据统计，1910年官银号以无息或低息的方式发放了312.53万余元贷款，有力推动了直隶早期的工业化进程。

从1903年到1910年，天津实业发展可谓风生水起，不仅迅速平息了天津市场上的贴水风潮，而且也为北洋实业发展培养了一批工商业骨干人才，刺激了直隶地区的经济发展。袁世凯还接受周学熙开通官智的建议，要求州县官吏上任之前一律先到日本考察3个月。这样一来，既推动了直隶的新政改革，获得朝廷“进步之速，全国楷模”之赞，让袁世凯在中枢站稳了脚跟；又借助周学熙的经世之才，为北洋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后援。

大事年表

1900年 7月，八国联军占领天津。

11月，八国联军组建“天津中国城区临时政府委员会”，设立“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对天津进行军事统治。

1901年 1月，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宣布实施新政。

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由庆亲王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主持其事，统筹考虑并着手实施新政。

1902年 8月15日，袁世凯正式从都统衙门手中接收天津。

8月，周学熙督办天津官银号。

1903年 9月，周学熙督办直隶工艺局。

1906年 11月，由周学熙督办的考工厂，在天津河北公园举办工商劝业展览会。

小常识 1：都统衙门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设立的统治机构，全称为“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1902年8月，八国联军以拆毁炮台、划定清驻军范围等条件，将天津管理权交还清政府，都统衙门停止活动。

小常识 2：天津历史上的三座造币厂

1887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推动币制改革，欲以国际通用银元制代替国内银两制，于是在天津创建“天津机器制造局”，俗称“东局子”。该局内设“宝津局”，鼓铸制币，后被八国联军炮火摧毁。1902年，周学熙创建“北洋银元局”，俗称“西厂”，为天津第二座铸币厂。鉴于周学熙筹建北洋银元局所表现出来的才能，1904年，袁世凯任命周学熙在银元局衙门对面组建户部造币总厂，也就是天津造币总厂，俗称“东厂”。

知识链接：直隶新政

20世纪初，为挽救日益加深的统治危机，清政府颁布“变法”上谕，推出所谓新政改革。袁世凯在直隶积极推行新政，并在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改良司法与狱政等方面制定了诸多新政举措。直隶不仅成为清廷新政改革的先行试点，而且也成为各省效仿的典范。在此过程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官僚政治集团实力不断增强，进而影响了清末民初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