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孟浩然诗》英译本导言（2021年，代序）[1]

唐玄宗朝（712—756）加上随后十年左右的半个世纪，普遍被视为唐诗最辉煌的时期（即所谓“盛唐”），当时最著名的三大诗人是李白（701—762？）[编者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版）为（701—762）]、王维（701—761）、杜甫（712—770），接着人们一般就会想到诗人孟浩然（689—740）的名字。与其他三位诗人的作品相比，孟浩然的现存作品数量要少得多，形式和题材也缺乏多样性，所以他排在第四似乎有点奇怪；这很大程度上是后来声誉变化的结果，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从当时两部诗选（详见下文）选诗的相对数量可以看出，孟浩然只是众星云集的盛唐诗空中众多中等亮度的明星之一。

他现在作为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四大诗人之一的名声，主要应归功于1764年孙洙编选的18世纪诗选《唐诗三百首》，此书所收的孟诗数量（13首），除杜甫（36首）、李白（35首）、王维（28首）外，比同时代其他任何诗人都多。[2]过去200多年间，《唐诗三百首》一直是人们了解唐诗的标准起点，它的选择和给予每位诗人的分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初始评断。但把孟浩然提升到略逊于李白和杜甫、与王维相当或接近的高度，则要追溯到九世纪末和唐代最后几十年。当时，皮日休（834？—约883？）[编者注：《辞海》为（约838—约883）]声称，只有孟浩然能与李白、杜甫并肩同列而无愧色。[3]在宋代，人们往往把王维、孟浩然合称为“王孟诗派”，认为该诗派重视山水意象和朴实的措辞。[4]在承认杜甫、李白的伟大无与伦比之后，王、孟则常被视为盛唐诗中令人钦佩的第二等优秀者。孟浩然诗甚至被严羽（1191—1241）用作禅悟的例证。[5]他的《春晓》是几百年来年轻学生最先记诵的诗歌之一（从而铭记终生），因为它是最流行的唐宋诗开蒙读物的开场诗。[6]

不过，从孟浩然生前及身后不久的诗歌和相关评论来看，他的名声除了要归功于他的诗歌本身，似乎同样也要归功于他令人难忘的个性、他身上可感知得到的对政治抱负的淡泊。那些赴任或卸任途中经过他家乡襄阳（今湖北省中北部）的人，往往在那里见到或渴望见到他。感觉他有时被看作外省圣人一类的人物，特别是在他晚年。不用说，在这种场合常见的社交环境中，以及孟浩然自己在游历途中的类似邂逅中，都肯定会有诗作问世。

孟浩然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诗人出现在了盛唐时期编纂的两大当代诗歌选集中：《河岳英灵集》和《国秀集》。孟浩然在这两部诗选中的出现方式很能说明一些问题。《河岳英灵集》名气更大、影响更深，753年由做过小官的殷璠编选而成，最初选录了活跃于714年至753年间24位诗人的234首（今为229首）诗。[7]这部诗选共收孟诗9首；其他23位诗人，收诗超过9首的12人，不到9首的11人，孟浩然刚好处在中间。但是，如果统计诗歌行数，只有四位诗人的行数少于孟浩然。《河岳英灵集》包含大量古体诗，而非结构更严谨的近体诗。但9首孟诗中有8首为近体诗，在该诗选所有诗人中占比最高。这实际上也准确反映了孟浩然的个人偏好，这种偏好在其现存作品中显而易见。殷璠在诗人小传中这样说道：

及观襄阳孟浩然，罄折谦退。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浩然诗，文彩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

另一部流传至今的盛唐诗选是《国秀集》。这部诗选744年由太学生芮挺章编选而成，可能是用于个人学业；芮挺章去世后，到了760年才流传开来。这部诗选最初收录90位诗人的220首诗（今为88位诗人的218首诗）。与《河岳英灵集》不同的是，《国秀集》超过90%的诗歌都是近体诗。这一倾向性如此明显，让孟浩然更加引人注目。《国秀集》收孟诗7首，其中6首是近体诗；孟浩然也是该书收诗数量第二多的诗人。[8]

当我们考虑所有的今存孟诗时，发现略多于一半的诗作（263首中的133首）是律诗。再加上37首排律，则近体诗占比接近70%；这还不包括25首四行诗，其中大部分也是近体诗。我们还注意到，这263首诗中，只有15首为七言，其他都是五言，占比高达94.3%。王士源在孟浩然诗集的序言（详见下文）中说：“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现存孟诗最长的也才二十六行。除9首古体诗外，其余所有诗作都只押一韵，所以只有一个诗节，诗节长短不一。另外，孟浩然也没有篇幅更长的“赋”传世。因此，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只在相对有限的选项中创作，不冒险远航，而且几乎只写五言诗。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他的评价很中肯：

孟浩然诗的诗歌体式有限，这部分解释了他作品整个风格的同质性。他确实会根据场合的正式程度调整自己诗歌风格的正式程度，也确实会将适用不同场合的诗歌风格相混杂，但他很少创造性地使用其他诗体或前辈诗人的风格。然而，在其限定范围内，孟浩然是一位大师。[9]

大多数孟诗不超过40个字，几乎没有哪首诗超过80个字，点到为止和暗示就是全部，在理想情况下，每一行都能唤起比字面意思更多的东西。孟浩然也可以很博学、很正式，特别是在那些写给地位比他更高的人的诗中，但人们最常有的印象大概是他平易近人，有时甚至还能感受到个体的脆弱性，这一点有时相当迷人。的确，1000多年来，大多数读者一致认为，在他为数不多的限定领域里，他是最有效的诗人，而且常常是感人至深的诗人。

生平

我们对孟浩然生平的了解，大多来自他本人的诗和别人写给他的诗。几乎所有这些诗都没有标明日期，所以，我们虽然知道写诗时他人在哪里，能在地图上标出他去过的地方，但我们对他在某个地方的确切时间（季节除外）、对他游历的确切行程的了解，多半都只是推测。这种推测还取决于我们对他朋友和诗友的时间和行程的了解。因此，各种相互竞争的诗人履历被构建出来，多多少少都有可信度。虽说一些事实和地点相当清楚，但没人能确定所有相关细节，比如他多久去一次长安和洛阳，[10]他游历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长江以南地区的确切年份和频率。

《旧唐书·孟浩然传》仅有44个字，只告诉了我们三件事：他隐居襄阳鹿门山，40岁时进京应进士举不第，张九龄（678—740）镇抚荆州时（张九龄出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时间，我们知道是737年年中至740年年初）被署为从事。《新唐书·孟浩然传》篇幅稍长，同样称他隐居鹿门，但补充说这是他年轻时的事；同样称他40岁时进京，但没提他应试或落榜的事；同样也提到张九龄晚年任命他担任官职的事。《新唐书·孟浩然传》还记载了三则轶事，可信度不一。第一则轶事最可信，称他游历京师时“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第二则轶事显系虚构，称皇帝造访王维住所时孟浩然正好在那里；据说孟浩然躲到床下，但被皇帝叫出来诵诗，然后当孟浩然诵至暗示自己被皇帝弃用的诗句时，皇帝就令他回家乡襄阳。第三则轶事几乎不可能，称孟浩然没有履行与某位高官的事先约定，这位高官本想带他一同进京，向朝廷举荐他，而孟浩然没有践约的原因是他与朋友喝酒喝得太尽兴了。除了这些轶事，《新唐书·孟浩然传》称孟浩然因背部疽肿复发而卒于开元（713—742）[编者注：《辞海》为（约713—约741）]末年，还引用了几十年后某人的一封信，信中请求当地军事长官（节度使）修复孟浩然墓，最后还说王维曾在一位刺史宅中画过一幅孟浩然像。这些材料，主要出自诗人去世后王士源为他编选的第一部作品集所写的序言（详见下文）。这里只补充一点，王士源《序》提供了孟浩然去世的更确切时间，即740年年初，享年52岁，倒推生年，当在689年。[11]

正史这两种本传的可靠信息很少。仔细琢磨的话，《旧唐书·孟浩然传》长期以来一直被人采信的两个说法，其实根本就不可信。一是说孟浩然隐居鹿门。如果孟浩然确实在鹿门有住所的话，那也只是他早年间的事，当时他和他的毕生好友张子容都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除此之外，就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而言，他在襄阳的家显然是他所说的“涧南园”。涧南园似乎是不大的孟氏地产，在襄阳西南不远处，靠近岘山——孟诗最常提到的地方，在历史和文学上享有盛名。[12]孟浩然谈到“归”，特别是他写于襄阳一带的诗歌中的“归”字时，他几乎总是指涧南园，而非鹿门山。

《旧唐书》中第二个，也是更令人惊讶的需要纠正的说法，是说他“应进士不第”。几乎所有论者都不加质疑地接受了这件据说是发生了的事情，这件事也在构建诗人履历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很少有人注意或提及的是，《旧唐书》中这短短的五个字，便是唐代以及随后的五百年间关于孟浩然应试的唯一出处。其他任何文献都没有提到或暗示他落第，甚至没提及他参加了考试：同时代人写给他或谈到他的各种文字没有，孟集的早期序文没有，后来的唐代作家没有，宋以来汇集唐代诗人史实、闲话或轶事的各种文本（如著名的《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也没有。年届四十，且有一定文名，应试（并落第）这件事应该并不寻常，若果真如此，唐代的各种文史作品中应该至少会有人出来议论一番。[13]

这种持久的沉默很难说得通，除非我们换种思路：可能没有应试这回事，《旧唐书》记载有误，对此《新唐书》的编者悄悄做了修正，只简单说孟浩然40岁时第一次进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孟浩然对仕进毫无兴趣，他抱怨自己不被重视的诗歌不止几首。不应试只是意味着他游历京师时把这方面的希望寄托在了个别人的认可和举荐上。芮挺章《国秀集》中对士人身份的标注为这种思路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在唐代，进士考生称“进士”，及第者称“前进士”，芮挺章经常把这些术语用作他诗选所收诗人的身份标签。鉴于他自己是准备应试的太学生，很可能对最近的中榜名单感兴趣，也有渠道接触该名单，因此，他书中的这些身份标签很可能是准确的。[14]他对孟浩然身份的标注，不是“进士”，也不是“前进士”，而是“处士”。[15]前引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诗人小传，似乎也暗示孟浩然从未求取官衔职位。

大家可能还会发现，一旦抛开孟浩然中年应试说，他几首诗的解读和系年问题就不存在了。[16]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把孟浩然开始涉足长安公共领域的时间系于727年年末或728年年初（此前他肯定结识了一些途经襄阳的官员，以及与公务无关的旅人，后者里面可能就有李白）。这次京师之行，让他接触到了更广泛的人群，如王维、王昌龄所属的年轻士人群体，以及年长的重臣张九龄。[17]长安之行后，孟浩然似乎随即又游访了东都洛阳，而此后，在他生命中剩余的十多年间，他不是畅游天下（有他的诗歌为证），就是待在襄阳家中。也主要是这段时间，他似乎获得了地方名人的身份，他生活在襄阳城外的乡间，远离日常喧嚣，但又绝非一个彻底的隐士。

前面说过，737年张九龄罢相，调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邀请孟浩然入幕担任从事一职。这是孟浩然生平唯一一次穿上官袍扮演官员角色。他肯定会负责一些次要公事，但我们主要了解的是他在737年年末至738年年中张九龄巡视其所辖区域期间作为旅伴和诗歌酬唱的诗友的活动（照例是通过他的诗歌）。似乎做官还不满一年，孟浩然就辞职回到了襄阳老家。这次他在襄阳的时间不长，740年就去世了。

文本与版本

孟浩然诗的文本历史过于复杂混乱，这里只能简单勾勒。这要从他去世后的十年内说起。孟浩然去世时没有留下一部编排好的或完整的作品集。745年或其后不久，宜城人（宜城在襄阳以南六英里处）王士源开始着手搜集孟诗。王士源与孟浩然素不相识，他编纂孟集似乎是出于乡邦敬意和个人欣赏。王士源以虔诚道士知名，修炼秘术，编孟集前已因“恢复”（其实是凭空编造）所谓的道教古代典籍《亢仓子》而有些名气；742年，《亢仓子》被皇帝短暂地提升为正典，与另外四部书（《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同为新设立的道学举士的基础文本。由于王士源从未见过孟浩然，也无书信往来，他《序》中描述的历史、轶事信息，纯属传闻之辞，是依赖他所说的“详问”他人。如前所述，这些传闻构成了《新唐书·孟浩然传》内容的主要部分，而《新唐书·孟浩然传》直接借用了王《序》。

王士源说，745年他游历京师时才得知孟浩然的死讯，于是决定搜集诗人的作品。正是这里，王士源的记叙最有价值。他说，孟浩然没有刻意保留手稿，经常因为文不逮意而将其“毁弃”，而且诗人诗作散落在他游历途中各处，未留底稿。他说自己在附近村庄和其他各处收集孟诗，还悬赏征集（这样的话，至少有些投稿肯定存疑）。最后，他估计自己搜集的作品数量不到孟诗的一半。不过，他成功辑录了218首诗，分四卷，包括一些其他人写给孟浩然或与孟浩然唱和的诗歌。[18]

王士源整理的这部稿本，或者说得更确切些，由不止一人抄写的一个抄本[19]，题为《浩然文集》，在750年引起了在京城任集贤院修撰的韦滔的注意。韦滔提到，如果不是王士源（韦滔自称是王的崇拜者），孟诗就不过是“十数张故纸”。但困扰韦滔的是，王本早已“纸薄墨弱”，于是他重加缮写，“增其条目”。接着，他又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将新抄本呈送皇家图书馆（秘府）保存。韦滔此举大大增加了抄本的传世概率，最终成为孟集一个重要版本系列的主要源头，当然后来加入的改动和异文在所难免，诗歌数量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增加。

孟集第二个几乎同样久远的源头，是孟浩然弟弟孟洗然编纂的三卷本。最早著录这个版本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只有寥寥数语，著录同时还提到了王士源本，可见当时皇家图书馆有孟集的两个版本。孟洗然编孟集的过程，我们一无所知，但这个版本必定后于王士源本，不然王士源应该会提到或利用它。我们还可假定，孟洗然在家有条件接触到兄长的一些材料，这是王士源接触不到的。

南宋以来，这两个孟集版本的流衍变得极其错综复杂。我们知道孟集在清代有二十多个不同版本，很多版本互有交叠、相互牵缠，孟诗的数量也超过了260首。对孟集版本，英语学界最深入的研究是1977年白润德（Daniel Bryant）的博士论文。[20]汉语学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最有用的大概要数2011年吕正惠发表的一篇相对简短但内容充实的总结性文章。[21]吕正惠考察了孟集四种最重要版本的差异。这四种版本分别为：（1）原刊于四川的南宋木刻版，后归清代藏书家黄丕烈（1763—1825）所有，这是现存最早的孟集版本，可能间接出自王士源本；（2）16世纪上半叶苏州刊刻的明木活字本，可能间接出自孟洗然本；（3）1550年左右刊刻的明中叶刻本，属《唐十二家诗集》系列，可能间接出自孟洗然本，后收入《四部丛刊》，多次重刊；（4）1576年顾道洪木刻本，底本乃元代刘须溪（刘辰翁）本，可能间接出自王士源本。

吕正惠令人信服地指出，尽管这四个版本和其他众多版本都不能说完全可靠，但《四部丛刊》等刊行的明中叶本仍是最值得信赖的，需要校改的地方相对最少。这个版本正是我在英译本中采用的底本，同时我也沿用了这一版本的诗作排序。英译本共有孟诗263首，分四卷，按诗体编排，依次为：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排律、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我还增加了简短的第五卷“集外诗”，包括一些明中叶本未收但被认为是孟诗的作品，其中大部分的作者归属都有几分可疑。

从上面这些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就像所有唐代诗人的作品一样，我们没有作者手书的诗歌原版，我们有的只是各种版本中的诗歌，由不同的人——有的我们知道名字，有的不知道——编辑和传播，反映的是后世不同时期的阅读孟诗的快照。很多孟诗的异文数量让人沮丧，似乎有时候，同一首诗可能呈现给我们一位观点不同的诗人，而这取决于我们读到的是哪种异文。用有判断力的思考和可靠的历史知识，再结合通行的校勘原则，使我们也许可以在字与词的异文中做出有根据的判断，尽量不改动原文。本书对所选底本作了相对灵活变通的翻译；采用其他版本的异文时会一一注明，各种读法都读不通时，才会改动底本文字。

注释

[1]“Introduction”，in The Poetry of Meng Haoran（Berlin/Boston:De Gruyter Mouton，2021），trans.P.W.Kroll柯睿，xvii-xxx。此书为孟浩然全诗的英语全译本，并附有注释。

[2]就其他所有唐代诗人而言，只有李商隐（813？—858）诗的数量超过了孟浩然，收23首。

[3]皮日休与孟浩然同乡，这番话又出自他的“孟亭”记叙文，观点略显夸张是可以理解的。皮日休《郢州孟亭记》，见《全唐文》（台北：华文书局1965年版），卷七九七，页3b—5a。

[4]尽管他们两人所用的山水意象和措辞的藻饰程度往往大不相同。

[5]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诗辨”，第12页。相关段落的英译，见Stephen Owen宇文所安，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1992），402。没有证据表明孟浩然本人是虔诚的佛教徒或学佛之人。

[6]即《千家诗》，有多种版本。

[7]见P.W.Kroll柯睿，“Heyue yingling ji and the Attributes of High Tang Verse，”in Reading Medieval Chinese Poetry:Text,Context,Culture,ed.Kroll柯睿（Leiden:Brill，2014），169-201。

[8]《国秀集》收诗最多的诗人是今天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卢僎（741年在世），共13首。收诗数量与孟浩然同列第二的诗人还有王维和崔颢（约700—754？），各7首。

[9]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81），76.

[10]如谷口明夫《孟浩然事迹考——上京応试をめぐって》，《中国中世文学研究》1976年第11期，第48—65页。

[11]切记，按中国传统的计龄方式，刚出生即为一岁。关于使一些学者将孟浩然的生年误以为是691年的争论，见P.W.Kroll柯睿，“Wang Shih-yüan's Preface to the Poems of Meng Hao-jan，”Monumenta Serica 34（1979-80）：364，n50。

[12]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见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P.W.Kroll柯睿，Meng Hao-jan（Boston:G.K.Hall，1981），第二章，“The Land and Lore of Hsiang-yang.”。

[13]确实，说有易，说无难，但比起假定唐代没有人认为有必要，甚至有兴趣提及孟浩然落第来，假定他没有参加进士试更有可能。

[14]如果这些身份标签是760年芮挺章的朋友楼颖为《国秀集》作序时加上的，关于身份标签准确性的推论也同样可以成立，因为集中标出的一些诗人的官衔是准确的。

[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约1235年）显然也沿用唐代术语称孟浩然为“进士”，这是我所知的唯一一份称孟浩然为“进士”的宋代文献，大概受了《旧唐书传·孟浩然传》的影响。一个世纪以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1151）也像《国秀集》一样，只称孟浩然为“处士”。

[16]萧兰英《孟浩然“应进士”质疑》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些与我在前两段文字中谈到的问题相同。萧文见王辉斌主编：《孟浩然研究论丛》（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4—101页。

[17]或者，如果像有些论者所言，孟浩然726年游历洛阳期间已结识了这些人，那这时他们就会“来往更密切”。

[18]王士源《序》全文译注，见Kroll柯睿，“Wang Shih-yüan's Preface to the Poems of Meng Hao-jan，”Monumenta Serica 34（1979-80）：349-369。但文中有些地方应该重新修正。

[19]韦滔提到的这一点（“书写不一”）很重要，说明王士源本已经被人编辑过，可能有韦滔没有看出来的异文或增补。因此，所谓“王士源本”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严格说来并不准确。

[20] Daniel Bryant白润德，“The High T'ang Poet Meng Hao-jan:Studies in Biography and Textual History”（Ph.D.diss.，Univ.of British Columbia）。白润德极其推崇1576年顾道洪本，但顾本并不是最完整、最可靠的本子，这略微损害了他这篇博士论文的价值。白润德对孟浩然生平事迹的记述虽然说得很肯定，但就像所有探讨孟浩然生平的尝试一样，也同样面临难以避免的不确定性的问题。

[21]吕正惠《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收入王辉斌主编：《孟浩然研究论丛》，第145—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