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有没有“借刀杀人”

对刘备来说，从建安二十四年（219）八月关羽北伐，到这一年的年底关羽失败，这几个月简直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关羽被杀已经沉重打击了刘备，但随后“上庸三郡”也丢了。孟达、刘封奉刘备之命夺取并镇守“上庸三郡”，结果孟达投降了曹魏，刘封被刘备赐死。这一连串的事件接踵而至，对刚刚称汉中王的刘备造成了沉重打击。

应该说，形成这样的局面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在必然性方面，如前所述，随着刘备势力近年来的急速膨胀，孙权和曹操都不会坐视不理，尤其孙权，心态会更为复杂，刘备一直不如他，一度形同他的附庸，却一再得势，先益州、后汉中，势头如日中天，又在曹操之后第二个称王，赶在了孙权的前面，孙权的心里既有焦躁和妒忌，也有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机会削弱刘备的势力，孙权一定不会迟疑。在偶然性方面，关羽借雨季发动樊城战役，居然一举给曹军以重创，气势如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没有做充分准备，刘备和诸葛亮也无法突然叫停关羽的行动，更何况益州和荆州之间隔了千山万水，情报和军令传达难以及时，而战场形势又瞬息万变，所以一切都只能交给关羽临机决断。

总体来说，这是一场突然发起的战役，在曹操和孙权临时联手、而刘备和诸葛亮又无法掌控战场局面的情况下，关羽的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史书对这场决定三方势力消长的重要战役记载得并不详细，尤其对成都方面如何看待这场战役、如何支援和策应关羽的军事行动缺乏记载，因此留下了很多让人想象的空间。人们注意到，在关羽发动战役的几个月时间里，刘备和诸葛亮都没有任何作为，既没有派一兵一卒前来支援，也没有下达过什么命令，如果把这些情况还原到当时紧张激烈的气氛之中，似乎是难以想象和不合常理的。

除非有一种可能：刘备和诸葛亮故意这样做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有人提出了“阴谋说”，近代学者章太炎就提出了诸葛亮借刀杀人的说法。章太炎的《訄书》一书中有一篇《正葛》，文中提出关羽之死是刘备、诸葛亮借孙权之手造成的，其中诸葛亮的意见占主导。在章太炎看来，诸葛亮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为避免集团内部可能发生的内讧，会不惜一切手段消除这些隐患，而关羽正是蜀汉未来的“隐患”。章太炎认为诸葛亮是杀关羽的“罪魁祸首”，综合起来，其理由有以下几条：

首先，关羽危难之时诸葛亮没有派兵相助。章太炎认为“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意思是不明白的人讥笑诸葛亮没有远见，而有的人则用诸葛亮想借失败问罪关羽来解释，这些说法是讲不通的。章太炎为什么认为讲不通呢？因为诸葛亮见识卓群，不会看不到关羽面临危机，以上都不是不发兵的理由。章太炎认为，诸葛亮不去救关羽的真实理由是关羽“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压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也就是关羽已经成为“虎臣”，不好掌控，所以才决心除掉他。

其次，诸葛亮曾用同样的理由除掉了刘封。对于刘封之死，章太炎认为：“葛氏特以刚猛难任，不可用于易世，劝先主除之。是杀之以罪，杀之之情则不以其罪也。”在章太炎看来，刘备并没有要杀刘封的意思，完全是由诸葛亮竭力怂恿的，而这是一个冤案，杀刘封的理由不是公开说的那些，而是背后另有盘算，既然刘封因易代之后不可控制而应清除，那么关羽也一样。

再次，诸葛亮年轻时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诗大有文章。《梁父吟》讲的是“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核心是假借他人之手除掉政治对手，看来诸葛亮早就对此道十分谙熟，对于可能构成政治隐患的人，无论是谁都不会手软。章太炎后来还说：“诸葛治蜀，赏信必罚，彭羕、李严皆纵横之魁杰，故羕诛而严流。”彭羕的情况前面已经说过，而李严是刘备后来在白帝城托孤时指定的另一位辅政大臣，这两个人都很有本事，但也都被诸葛亮“整治”过。章太炎的意思是，诸葛亮在政治斗争方面是一个“狠人”。

正是有以上这些理由，章太炎提出了诸葛亮借他人之手除掉关羽的结论。这个观点很惊悚，但论据及推理过程却相当勉强。说诸葛亮没有出兵救关羽，看起来似乎是事实，但这里有客观方面的原因，而章太炎却没有仔细去分析。说诸葛亮除刘封，这也是事实，但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的确也有充足的理由，所以能说服刘备。关羽不同于刘封，不会从血统上对刘禅形成挑战，“尾大不掉”只是猜测，以关羽对刘备的感情，这种可能性非常小，诸葛亮不会因此而有杀关羽的念头。即使诸葛亮有杀关羽的念头，刘备也难以同意。最重要的是，借他人之手除掉关羽，势必付出失去荆州的代价，无论刘备还是诸葛亮都不会有这种疯狂的念头。对刘备来说，失去荆州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对诸葛亮来说，这个代价不仅大，而且意味着痛苦和牺牲，诸葛亮有许多亲友仍在荆州，难道为了一个关羽就果断地放弃他们吗？

章太炎的《正葛》一文充满了猜测成分，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然而，章太炎是著名学者，史学方面的造诣也十分深厚，他为什么抛出了一个并不靠谱的观点呢？载有《正葛》一文的《訄书》初刻于1900年，此时中国正处在风云激荡之时，章太炎不仅是著名学者，更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他青年时代告别诂经精舍，投身于改良和革命活动，此后多次坐牢和流亡。章太炎投身革命的年龄正好与诸葛亮出山的年龄一样，都是27岁，诂经精舍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隆中的草庐，所以章太炎对诸葛亮有着特别的关注。只是，章太炎年轻时对诸葛亮多持批评态度，他写《正葛》一文，目的其实是以古讽今，想表达的是，有些人为了巩固政权可以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其做法是值得批判的。这一阶段的章太炎对黄兴等革命者就多有批评，对袁世凯则充满好感，章太炎的这种思想，核心在于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认识，《正葛》一文抛出的惊世之论，发泄的是章太炎对当时混乱政治形势的愤懑之情。

《訄书》出版十五年后的1915年，章太炎对该书做了较大修正，改名为《检论》重新出版，其中《正葛》是章太炎重点修正的一篇文章。在修订这篇文章时，章太炎一开始想把《正葛》改名为《评葛》，后来又觉得不合适，遂改为《议葛》，快要出版时，他又改为《思葛》，从这些改动中可以看出，章太炎对诸葛亮的看法在不断发生改变。就刘备、诸葛亮借他人之手杀关羽的观点，章太炎进行了认真反思，他说：“少时所称云尔，晚涉季世，益窥古人用心。”承认自己当初阅历不够，臆猜了古人。章太炎认为，关羽虽然未能较好地落实蜀吴联盟，但“其才可辅而用也”，刘备、诸葛亮没有除掉他的理由。章太炎早年对诸葛亮多有批评，这时也修正了看法，他说：“武侯本布衣诸生，规在救民。”还认为诸葛亮北伐是得到人民支持的，章太炎说诸葛亮“始出斜谷，则三郡响应，屯田渭滨，而百姓按堵，其以抚和黎庶，远倾敌国，道至弘矣”。应该说，章太炎晚年的这些观点更为成熟，对诸葛亮的评价也更客观。章太炎年轻时抛出了刘备、诸葛亮借他人之手杀关羽的不成熟观点，但他又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彻底修正，今人应该学习章太炎这种严谨求学、自我批判的治学精神，而不是乱引他的那些并不成熟的观点。

总之，根本不存在“借刀杀人”，诸葛亮不曾有，刘备也不曾有。至于战役从开始到结束这几个月时间里成都方面没有大的动作，结合前面的讲述，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一是因为益州和荆州间道路阻隔，联系不便，关羽坐镇荆州期间大本营在南郡的公安，与成都之间最便捷的联络通道是长江，但须逆流而上，乘最快的船也需要十余日，关羽率军北上以后，战场又移向长江以北几百里的襄阳、樊城一带，信息交换一来一去最快也得论月计算，刘备、诸葛亮难以及时了解前方的情况；二是如前所述，关羽发动此役事先并没有跟刘备、诸葛亮认真商量研究，没有形成战役的整体方案和规划，关羽北伐是在形势变化和天气因素相叠加情况下决定的，属于仓促起兵，而北伐初期，刘备又在由汉中回成都的路上，诸葛亮不在刘备身边，刘备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造成反应不及时的问题；三是关羽北伐战役虽然于这一年的八月开始发动，但转折点出现在十月以后，开始阶段关羽一路高歌猛进，气势压倒对手，不存在紧急救援的问题，关羽大概也没有想到要向成都方面救援，刘备回到成都后，即使收到了荆州方面传来的消息，那也都是捷报，对于关羽可能产生的危机或许有认识，但不会那么急迫，不会想到转眼之间关羽就会陷入绝境；四是战役成败的关键是孙权的背后一击，当时孙权是盟友，曹操是敌人，对于孙权会背后一击的事任何人都无法预知，孙权的一举一动只有在荆州的关羽最清楚，远在益州的刘备和诸葛亮是很难把握和预料的。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成都方面救援不及时的问题，这都是客观情况造成的，而没有主观故意。

但不管怎么说，荆州丢失、关羽被杀，对正在鼎盛时期的刘备集团而言都是沉重打击。这也改变了曹操、孙权和刘备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孙刘联盟看起来已无法继续。过去“二弱”联合起来尚能抗“一强”，现在孙权似乎变得越来越强了，又站在了曹操一边，对刘备而言岂不成了“一弱”对“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