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

导论

在传统的理解中，马克思的理论被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研究者也根据自身的学科背景、知识架构分别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展开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近些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学界越来越关注马克思理论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出现了从总体性视野来阐释马克思理论的趋向。以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过程为线索，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的视域出发，历经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哲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与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清算的同时，建构了对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审视。其中，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是贯穿在其理论中的双重维度。明确界定双重维度的内涵以及合理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从新的线索出发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发展的理论逻辑，并实现对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结构和有机整体的深入解剖。

本书围绕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这双重维度展开研究和阐释。马克思在对以近代理性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各种理论和观念形态的深度批判中实现了哲学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与资本批判的确立真正成就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性变革。可以说，马克思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融合，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真正形成。

一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与哲学革命

在传统或主流的西方哲学教材里，马克思似乎并不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西方哲学史的视野下，马克思的哲学或者被放到黑格尔哲学之后的青年黑格尔派阵营里（或者说黑格尔之后立足于解构黑格尔哲学从而实现哲学新发展的序列里），或者被视作从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过渡阶段。总体而言，上述观点其实是在其他哲学体系里来评判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并没有承认马克思哲学的独立性。在这种态度和评价标准下，人们更倾向于将马克思认定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而不是“哲学家”。这样的观点（或者说评价）除了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仍然以传统哲学（经典哲学）的理论视域和方法作为评价标准。然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本身就是对传统哲学的理论视域与方法的彻底反思与重构，而且，它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批判领域，而是通过揭示和批判近代和现代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形而上学本性来实现的。因此，传统哲学的理论框架无法直接来衡量马克思的新哲学。总体而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真正实现建立在对哲学（或者说各种理论形式与观念形态）与现实之关系的独特理解之上。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和“哲学革命性变革”是一对既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又有差异的范畴：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必然要经由彻底的形而上学批判来得以实现；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对象不仅包括近代各种理论形式与观念形态的形而上学本性，也包括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本性。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必然超越传统的观念批判的领域，从观念的批判走向现实的批判，将观念的形而上学批判与产生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批判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思维与存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的重构，从而真正实现了其哲学变革，或者说新哲学的建构。

1.传统哲学的消亡与形而上学批判

“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基本门类，其历史与哲学一样悠久。“形而上学”在词源上意为“物理学之后”，即对物理学的超越，这里的“超越性”是指对现象领域的超越，超越的途径或者手段是理性思辨。形而上学以存在（本质）作为其研究对象。较之于古典形而上学，近代形而上学取代了对经院哲学的纯粹抽象化形而上学，通过主体性与理性的结合，建构了一个新的但仍然僭越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根本原则。这正是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对象。[1]

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演变和发展是在其自身的批判性反思的过程中实现的。总体而言，马克思之前的形而上学批判主要集中在对知识的起点及其根据的质疑和反思，批判的目的是通过形而上学内部具体内容的重构来保留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的权威；而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是通过揭示产生形而上学的现实根源来实现对形而上学本身的彻底反思。可以说，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更是对理论与现实之关系的反思，这种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对其后的哲学发展路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放置在哲学史的视野下，是理解其具体内容、形式乃至思想史意义的前提。

总的来看，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到近代的黑格尔是古典形而上学时期，理性是建立形而上学的途径；黑格尔之后，传统形而上学迅速衰落。

古希腊形而上学力求解释和说明宇宙整体的自然秩序，阐明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和本质规定。巴门尼德提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将“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区分开来。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独立于事物之外的真实存在，是事物永恒不变的普遍共相、本质，也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和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是“研究存在者自身以及出于它的本性的属性的科学”，对存在的规定称为“范畴”。其中，“实体”是最重要的范畴，指的是使事物成为这个事物的本质规定。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哲学史上第一个以实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范畴体系。此后的形而上学的发展都以实体概念为核心，致力于范畴体系的建立和概念的不同规定。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将“实体”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文艺复兴则对经院哲学烦琐的推理深恶痛绝，通过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反动，走向了感性的时代。

近代哲学[2]是在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中孕育和诞生的，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塑造者。近代哲学以笛卡尔为起点，在自然科学的推动下，哲学重新建立了对理性的信心，以人的主体理性取代了上帝的权威，力图通过科学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体系。近代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实体，作为人类知识基础的形而上学必须是科学体系。近代理性哲学是在面对来自经验论、怀疑主义以及机械唯物主义的挑战中不断反思自身进而谋求发展的。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学是对17世纪的科学理性的继续和发展，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它以消除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制度为己任，从而真正树立了理性的绝对权威。这场席卷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实践上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国大革命，对近代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下，在对启蒙理性以及现实进行双重反思的过程中孕育而生，对近代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性重构。康德借助“先天综合判断”调和经验论、唯理论，“我思”确立了知觉的限度，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主体的界限，从而在为理性划定界限的同时也为形而上学的存在保留了一席之地。黑格尔把作为认识对象的实体与作为认识主体的“我”统一起来，其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一门科学。黑格尔哲学以研究“绝对精神”为己任，“自然”“精神”是绝对精神在现实的展开，相对应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也是“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不同环节，由此建构了一个既有逻辑环节的发展又包容了现实性诸要素的庞大体系，这是哲学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体系，标志着古典形而上学的完成和终结。古典形而上学的终结正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起点。

黑格尔哲学之后，西方现当代哲学以及文化思潮继续开展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甚至主张消解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再也无法通过自我重构来保存、发展自己。

2.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

在马克思这里，形而上学并不仅仅是哲学学科的基本门类，也意味着一种观念的思维方式或者理论原则，甚至是一种精神特质，普遍浸润在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形式之中。因而，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哲学领域。马克思很少直接用“形而上学批判”这个术语，他关于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论述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之抽象性的揭示和批判之中。其中，最核心的便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抽象思辨性的批判。其具体内容和文本基础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对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批判。可以说，在观念批判、理论批判的视域内对形而上学态度、本性以及思维模式的批判，是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的主要路径。

在梳理法国唯物主义发展史时，马克思明确提到其所批判的形而上学对象是德意志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并对德意志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在批判性重构形而上学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评价。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在思辨唯心主义体系内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王国，短暂地实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复辟”。[3]然而，无论是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还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德国哲学在根本意义上都是在观念和理论的内部通过概念、范畴的更替或者逻辑上的修补来实现对形而上学的改造，从而保留哲学对现实世界的绝对权威。这样一来，观念、理论、范畴和逻辑始终是与现实相脱离并僭越在现实之上的，哲学始终只是对现实的抽象想象。在这样的哲学体系内部，“历史”和“现实的、感性的人”是缺位的。即使是非常注重历史维度的黑格尔哲学，历史在他那里也不过是思维的历史、绝对精神的历史，而不是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历史。马克思指出，除了德国的哲学，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本质上也以德国哲学作为其理论前提，“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这点我们马上就要看到）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中的变形而已”。[4]在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也揭示和剖析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本质和方法。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在形而上学批判中指出，不管是诉诸主体直观感觉的经验论还是诉诸主体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本质上都是把人的抽象认识能力或者说理性认识能力确立为主体性原则，并将这种抽象的主体性原则作为哲学思考以及建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从而借助抽象、思辨的理论语言和逻辑形式来颠倒并掩饰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真实关系和内在矛盾。这一抽象和颠倒的现实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交往关系，因而这样的形而上学又成为资本主义的理论策略和思想辩护。换言之，近代形而上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本来就是相互支撑、内在统一的。因此，单向度地批判形而上学或者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无法从根源上彻底颠覆形而上学的现实基础，也无法在现实中揭露社会的形而上学本性。

如前所述，传统的形而上学批判主要是一种观念体系内部的批判方式，马克思的批判视域和方式之独特性就在于：他并不局限在“哲学”内部进行批判性反思，也就是不局限于从观念到观念、抽象到抽象、逻辑到逻辑的批判，批判的目的也不是为形而上学“正名”。马克思并不否定德国古典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活动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他指出，无论是思辨唯心主义的代表，还是其批判者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充分发挥了理性对于现实的认识作用和批判功能，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都致力于通过理论批判和理论建构的途径来追寻自由、理性、人权等目标的实现。这些都是较之于传统哲学的进步性所在。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5]就是说，德国的理论批判活动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自始至终都只局限在“哲学的基地”、理论和观念的领域内。[6]即使是费尔巴哈在新的基点上——从“理性”转向“感性直观”——试图将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中颠倒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但他只是赋予现实世界的内容以感性直观性，却没有对这种感性存在的历史生成和社会关系的本质进行揭示，其本质上是用“感性”概念替代了“理性”概念在形而上学中的原则性地位。换句话说，尽管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都致力于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实现德国哲学的改造和新发展，但他们并没有超越黑格尔哲学乃至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视域。德国哲学的批判性功能、对现实的实践功能始终停留在纯粹概念、思维或者说哲学范围内，一旦涉及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就立即同现存的制度相妥协。

综上，抽象性、思辨性是传统哲学把握现实的主要方式和特色，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直接导致了传统形而上学本身的“非现实性”，也就是导致了理论与现实的割裂和二元对立。这样一来，所谓的理论对现实的批判不过是理论内部的想象与自说自话，理论的批判性实际上表现为非批判性。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所在正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要解决的问题。

3.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问题，本质上与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同一个问题，因为马克思哲学相对于它之前的哲学形态所实现的这场变革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也直接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总体而言，哲学既是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也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同的具体的哲学体现了不同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体现了对于思维与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的不同理解。

要注意的是，重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与重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命题。两个命题的联结点在于：在传统哲学中（更准确地说是传统的主流哲学、理性哲学），理论、知识或者说哲学的方式是认识本质的必需的且唯一的途径。

马克思对传统理性哲学的批判包含两个维度。第一，马克思批判传统理性哲学将理论与本质混为一谈的态度和思维方式。马克思并不否定本质的存在，而本质与规律并不会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自动呈现或言说自身，因此，马克思承认并肯定理论、哲学或者知识是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重要途径。但是，理论本身是基于现实的对本质和规律的理解，理论不能将自己塑造成本质的“代言人”，更不能僭越在现实和本质之上。这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理性哲学的思辨性和抽象性，即形而上学本性。第二，马克思批判传统理性哲学混淆了现实与现象。现实是历史中的客观存在，而现象是客观存在于主体感官中的呈现。现实蕴含在现象之中，但现象不一定能代表现实。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与反思，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下确立的现实，也是其新哲学的立足点和生长点。

由此可以说，在本质与现象、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之于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有其独特的理解方式。现代哲学通过确立理性主体性来实现本质与现象、理论与现实、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个统一关系的主导方是本质、理论与逻辑。也正是因为这样，思辨性和抽象性才能成为近代各种理论形式和观念形态的精神特性。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这里，是用“解构”的原则来处理本质与现象、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通过解构、消解本质和理性来颠覆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解构的目的在于超越，超越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即超越所谓的现代性，它否定了传统哲学理论的一切价值和内涵。哈贝马斯在其后现代性批判中指出，这种全面否定与崇尚工具理性的绝对权威在本质上是同一模式，都是企图用同一个极端来取代现代文化的全部。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超越并未真正实现。可以看到，现代哲学的方式与后现代哲学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点：用非此即彼的视角来看待本质与现象、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将本质与现象、理论与现实割裂并二元对立起来，用一方去统一或者消解另一方。在这里，“统一”和“消解”其实是同一种方式。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跳出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一方面区分了客观的现实和理论视野中的现实，从而限制理性、理论的绝对权威，防止理论对现实的僭越；另一方面，通过对物质基础的深入解剖，揭示理论反映现实的内在机制，从而督促理性的自省与反思，反思的目的在于对现实和本质的真正把握，而不是“抽象演绎”。

马克思在重新阐释理论与本质、现实与现象的关系的过程中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和基本原则。可以看到，马克思试图将康德的物自体与理性划界同黑格尔的历史观融合在一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视域有内在的“联结”。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哲学思维、哲学观照现实的方式上所做的这一切重构工作都不是在单纯的理论、概念、范畴或者说逻辑的意义上进行的“抽象”改造，而是在对作为现在社会的主导原则的资本及其本质和逻辑的批判中得以实现的。这也正是其哲学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

综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性变革主要体现在对“哲学”与“世界”（或者说“理论”与“现实”）之关系的独特理解：一方面，现实是理论（哲学、观念、意识、精神）的基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不在于逻辑统一了历史，相反，是历史（实践）统一了逻辑；另一方面，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正是基于以上对理论与现实关系的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必然要历经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哲学批判乃至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诸种理论批判的形式[7]最终走向形而上学批判；同时，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要在最彻底的意义上真正实现，必然要超越传统哲学批判的论域，从理论内部的批判走向现实的批判。可以看到，马克思通过双重批判维度建构了一种历史性、总体性的批判视域，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互建构而实现的哲学的总体革命。在双重维度构成的总体性视域下，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时代抽象对人的双重统治，从而才可能提供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实现路径。实践范畴是马克思的新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的逻辑代表了马克思重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的思维路径。对哲学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重构，也就是重构了人们对于哲学本身的理解，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哲学观的形成。哲学史上，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推动了哲学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过渡，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而且，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也对从近代到现代过渡的其他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有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在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人都是“缺失”的，人成为依附于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存在。海德格尔把这个现象称为人的“无家可归”的状态。在他看来，只有马克思，在对人的这种现实境遇——也可以称之为异化的状态的深度分析中，“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8]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在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批判

“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和内在动力，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立足于资本的本质与逻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换言之，资本批判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内容，也是其现实批判的立足点和关键所在，是马克思的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的融会贯通。在理论批判层面，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做理论辩护；在现实批判层面，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过程和交往形式作为其研究视域和对象，通过深入分析资本的生成、流通和演化过程，揭示了资本与劳动对抗的实质以及雇佣劳动如何经过剥削产生剩余价值，继而又成为资本增殖的来源这一奥秘，也揭示了劳资对抗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本质及其逻辑，并根据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推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与此同时，正是基于资本的本质和逻辑的批判，马克思在揭示资本的形而上学本性的同时，也真正揭示了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本质的现实根源和形成机制。至此，真正完成了其哲学革命。

1.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相生相随的，它是资产阶级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时期政治和经济的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是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它从财富的本质和来源出发，提出了关于劳动的作用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些基本观点，探讨了关于商品交换（人与人之间物的交换）的合乎规律的关系，考察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劳动、分工、生产力等许多重要的范畴。政治经济学探讨的这些基本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决定并构成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人与人、集团与集团、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因此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中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与同时代其他的理论形式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

政治经济学本身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及其经济学研究过程来看，马克思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里的古典学派为理论资源和背景的。

亚当·斯密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他之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经济学，经济学从属于道德哲学领域。斯密的价值理论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他提出了关于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及其关系的重要概念和范畴。第一，关于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价值是商品的真正价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价格是价值在市场上通过货币的表现；第二，商品的价格可以拆分为工资、地租和资本，分别对应工人的劳动、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资本的报酬；第三，商品的自然价格（真实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有区别，原因在于市场的竞争机制导致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斯密认为市场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经济活动，他主张自由竞争、自由市场，反对经济领域以外的强制干预措施，反对垄断。正是在斯密的影响下，“经济学”开始从道德哲学中独立出来，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斯密之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以及对私有财产的论述推动了古典经济学的形成；边沁的功利主义基本原则之一是社会需要、社会利益及其分配。这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李嘉图是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也是古典学派的完成者：他把斯密关于资本积累和增长关系的思想、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自己的极差地租理论作为其经济学体系的三大立足点，并借助边沁的功利主义建立起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较之于斯密的进展之处就在于：他已经认识到了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量，而不是生产商品的实际劳动消耗量。此外，李嘉图还在地租理论中明确指出了地主的利益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相悖，这就涉及市民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冲突的思想。这些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批判具有启发意义。[9]

斯密和李嘉图是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重要代表，马克思正是在对他们的批判性反思中起步，开始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尽管马克思只是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视域起步，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生产规律、经济规律属于自然规律，有其自然的必然性；在马克思这里，对生产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理解不能离开对其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下的生产规律、经济规律并不具有天然性和永恒性。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尽管在经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并没有深入分析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本质关系，而马克思透过价值之间的关系立足于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将经济分析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透过“物”的关系来把握其社会关系和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了解现代生产的核心范畴，而“资本”之所以作为“资本”存在，之所以成为大工业生产的主导性原则，根本上是因为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资本可以通过金钱的手段买卖劳动者的劳动力。换句话说，雇佣劳动制度是导致剥削产生的核心制度。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将经济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结合起来的批判性研究，是以资本的本质与逻辑为线索和核心内容的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的总体批判。

2.批判资本的本质与逻辑

在双重批判的相互建构下，马克思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研究的立足点确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立足于资本的本质与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分析，这个总体性分析是在双重批判之间的相互作用下得以实现的。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规定性，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的本质与逻辑的深刻揭示，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剥削本质的揭露。在双重批判互动的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对拜物教的产生根源和机制的批判也实现了对近代形而上学之抽象化机制和异化本质的彻底批判。可以说，马克思通过资本批判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而上层面即观念层面与形而下层面即物质生产关系层面的总体批判。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内容经历了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从早期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到中期对经济学方法的批判，再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对资本的本质与逻辑的批判。随着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工作的深入，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资本”是近代经济领域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原则，资本的历史生成和演化过程蕴含着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秘密。因此，“资本”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后来以“资本论”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主标题的原因所在。马克思一方面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以抽象的、“去历史”的范畴将资本主义生产塑造成了永恒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资本的本质与逻辑是这种抽象理论的社会历史根源。可以说，对资本的本质与逻辑的批判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作为“物”形态的资本与作为“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资本的统一体，其中，作为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是资本的本质，资本的生产资料、生产要素形态则是资本本质的载体（或者说外在表现形式）。[10]政治经济学家只看到了作为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也就是资本的“物”的形态，因此无法解释资本何以成为资本以及资本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其绝对的支配作用。马克思指出，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包括劳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11]

资本的逻辑与资本的本性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资本的本性是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自我增殖和自我扩张，“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12]；而资本的逻辑是指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体体现。有资本存在，资本逻辑就必然发挥作用。资本逻辑主要是由资本自身的规定和本性决定的。[13]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揭示和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资本逻辑表现为一种主体性逻辑。表面上看，资本以生产资料、物质财富的形态存在，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中的人才是主体，是资本的利用者。而事实上，基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在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中拥有了绝对的主导权，资本“表现为扩张着的主体和他人劳动的所有者”。[14]换言之，资本在整个现代生产过程中以主体的身份存在并发挥作用，是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资本的扩张过程中，“物”的人格化与人的物化同时发生，资本在物质关系层面实现了对人的统治。

第二，资本逻辑得以施展身手需要一定的时间空间支持，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就促成了资本逻辑展开的时空结构。资本以不断追求利润即剩余价值为目标，而正是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和范围构成了资本运动的过程和结构，雇佣劳动在这个过程和结构中经过剥削产生剩余价值，并成为资本增殖的来源。

第三，资本逻辑的展开呈现总体化进程。基于资本的主体性和源源不断的活动空间，资本打破疆域、时间的限制，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和趋势，摧毁传统经济关系、经济模式，将整个世界历史都纳入资本逻辑的舞台。在其影响性上，除了以生产要素形态、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形态发挥影响，还以一种权力的形式支配着现实经济领域乃至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在这样的进程中，资本本身还进一步抽象化、形而上学化，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在精神层面实现对人的统治。资本以一种横扫一切的气魄影响甚至支配着整个生活世界，把整个世界都打造成了自己的模样，打上了资本的烙印。

第四，资本逻辑具有内在矛盾性。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有其自身无法调节的矛盾，矛盾的实质内容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渗透并表现在经济活动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蕴含着现代社会的“一切冲突的萌芽”。[15]其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是资本逻辑内部最根本的矛盾，这个关系在显性的层面上表现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平等买卖通过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表现出来，但实际上，资本家和工人只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16]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一方面，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性作为现实根源和基础，内在地决定了现代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冲突；另一方面，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性决定了资本的命运，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扩张的过程也是其对立面——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资本的对立面有一天会反过来实现对资本的扬弃。[17]

总的来看，马克思对资本本质与逻辑的分析和批判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简单的形态即“商品”为起点，以劳动二重性为基础，通过分析劳动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生分离，引发对货币的本质以及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向价格转化的进一步分析，最终揭示了利润的本质和产生过程，即资本在其本性的驱动下按照自身发展的逻辑通过剥削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和过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没有深入到对资本本质及其逻辑的批判，那么他的经济学批判也许与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批判理论一样，仍然是经济学理论内部的批判。正是因为进入并基于资本本质及其逻辑的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才真正超出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实现了从理论批判到理论的现实基础的批判，也实现了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的融贯统一。

3.资本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之所以能成立，换言之，之所以能实现对资本的本质与逻辑的批判，之所以能成为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的融会贯通的“联结点”，是由资本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在马克思这里的内在统一决定的。

前面关于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分析已经提到，马克思批判近代社会从观念形态到现实基础的形而上学本性，而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自确立之初就是对抽象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本质的研究和追求。从词源上看，logos意味着世界的本原，或者说世界的原则、规律；与此同时，logos也被理解为可以被人所认识的道理、理性。无论从世界的原则（规律）还是人所认识的道理（理性）来看，logos都可以称为“逻辑”——事物自身的逻辑或者人在意识和观念中把握的逻辑。可见，logos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范畴。那么，在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视域下，“资本的逻辑”这个范畴是否存在合理性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马克思揭示并批判资本的逻辑的前提是承认资本逻辑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承认本质与规律的存在。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看到，马克思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否定本质的存在或者主张彻底消解本质。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反对的是传统哲学对本质的理解方式，更准确地说是对本质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方式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是先将本质与现实割裂开来，再用本质去统摄现实。由此来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意义正在于：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批判是哲学内部的批判，实现的是“本质”之间的更迭——通过“本质”的替换或者重构来实现本质对现象的统摄，以维持本质以及理性、抽象的权威；马克思则是跳出传统思路，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实现革命，对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实现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到视域融合。

在对思维与存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的重新理解和阐释过程中，马克思要对呈现的纷繁复杂的现实（现象）进行“筛选”和“判断”，促使马克思走向对物质基础的分析。因为在马克思的眼里，物质基础是整个社会历史现实的基础。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物质基础的解析，最终又促使马克思将关注点放在了生产活动以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分析上。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原则、主导逻辑，其本质在于其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的批判最终就落脚在资本批判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必然内在地导向资本批判，而资本批判必然内涵其哲学维度，才能真正成为资本批判。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资本逻辑是隐匿于近代形而上学背后的主导逻辑，而且近代形而上学又是资本逻辑在观念层面上的反映，因此，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必然要深入到对资本的批判；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对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资本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视域中就只能是物质表象，马克思也就无法洞察到资本的物质形式的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维度，从而对资本逻辑的揭示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资本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关联。

三 本书思路介绍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的双重维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于资本批判的意义体现在：首先，马克思在重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的过程中，必然开启资本批判的理论视域，因为资本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主导原则，而市民社会是近代历史的发源地；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建构，为资本批判提供了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因此马克思才能透过“存在物”的层面看到背后的“历史”和“生产关系”，从而得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工作深入到对资本的本质与逻辑这一深度层面之中。反过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之于哲学革命的意义体现在：首先，“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原则，资本在其本性趋势下的资本逻辑的展开，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的物质基础层面以及世界历史的内涵和奥秘，马克思在解剖市民社会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传统思辨哲学的抽象性和颠倒本质的现实根源；其次，基于对资本的本质和逻辑的分析所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审视，马克思才能跳出传统哲学的论域和思路，将自己的哲学置于新的立足点之上，重新理解和诠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哲学的宗旨和任务。可以说，资本批判又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现的基础与发展动力。

本书主要采用文本解读、思想史阐释与理论问题探讨相结合的方法来呈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这双重维度的内涵、表现及其相互关系：首先，立足于比较翔实细致的文本分析，梳理双重维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其次，围绕双重维度的现实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展开介绍；再次，在双重维度相互建构的理论视野中，围绕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现路径和实质、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资本批判的理论逻辑、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与现代性审视等专题探讨相关的理论问题，从而深化对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双重维度的相互建构及其理论意义的理解；最后，在现代性反思的视域下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建构，从而彰显马克思理论的双重维度的当代价值。

本书除导论和结语外，分为上篇和下篇，一共有八章。

在导论部分，提出双重维度及其关系的问题，结合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形而上学批判”、“资本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对何谓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这两个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介绍本书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框架。

本书的上篇包括第一章至第四章，是基于文本解读和分析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维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梳理和概括。在文本梳理和解读部分，蕴含历史和主题的双重线索。历史的线索主要指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主题的线索是指围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批判的相互建构关系来展开文本解读。通过这样的解读，力图呈现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文本的内在连贯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对马克思文本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或者科学社会主义的界定。根据双重维度的发生发展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第一章到第四章的主题分别为：马克思理论视域的“转折”、“交汇”、“重构”和“融合”。

本书的下篇由第五章至第八章构成，是在上篇的文本解读基础上围绕几个问题展开探讨和阐释。讨论主题包括：双重维度的现实基础与方法论原则、近代理性哲学批判与新哲学的建构、资本批判的理论逻辑、现代性审视与市民社会批判。

在本书的结语部分，是在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总体性审视下反思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基于现代性的西方“历史起源”和资本全球化的现实境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建构既需要持有反思的态度，也要具备独立自主的自信，要将历史的视角和民族的视角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