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自我的形成

当人类将自身与其他生物种群进行比较时，会注意到作为一种高等动物的人类，实际上在许多技能上逊色于其他“低等”动物。人类的感官敏锐程度、骨骼肌强壮程度以及躯体自我保护能力等在自然界中不能说十分突出，至于缺少飞行以及在水下呼吸的能力更常被视为一种缺憾，以致推动了飞行器和潜水艇的发明。大量的文献论述在提到人类自称“高等动物”的原因时，往往会谈到智力、社会组织、语言等因素，其中人类的“自我意识”常常被认为是众多使人类出类拔萃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今日，人类的逻辑分析与推理能力显得日益逊色，在许多方面不如计算机的表现，人类的自我意识则显得尤为突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在执行机械的任务时可能表现得极为出色，但是据说由于缺少“自我”，它们永远只能服从于人类的意志，面对世界也不太可能产生独立的感受与感悟，进而与人类极为珍视的艺术创造、科技创新能力永远无缘。可见，至少在人类的自我审视中，自我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在对群际关系进行研究时，有研究者提出，当人们贬损外群体成员时，可能有意无意地试图剥夺对方的人性，而这一“非人化”过程中被剥夺的“人性”恰恰就包括大量被视为自我的表现的一些特征，如“能动性”（agency）与“个体性”（individuality）（Haslam，2006）。

那么，既然自我这一心理机制如此重要，为何人类会如此幸运地具有“自我”以及“自我”从何而来，显然是一个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认真回答的问题。

2.3.1 种系层面——Homo Sapiens Sapiens的自我

对于人类自我的形成历程，目前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种系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灵长类和古人类的演化过程，通过分析相关的颅骨化石证据以及古人类活动遗迹来判断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如何逐步发展出自我，并对推动这一变化的因素、机制以及关键时间节点进行推断。种系层面的研究需要结合社会心理学、比较心理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等多门学科，是一个常被主流心理学领域忽视的交叉研究领域。

在人类学的视角下，“自我”的概念实际上指的是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或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的一种心理机制或心理过程。从种系演化的角度考虑，自我这一心理机制很可能对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具有重要价值。演化的视角常包括以下假设（Skowronski & Sedikides，2017）：（1）有机体的某些特性源于基因；（2）这些受基因影响的特性在有机体种群中随机变化；（3）某些特性与有机体所处环境更为匹配；（4）拥有优势特性的个体在这一环境中尤其适应，最终导致其在繁殖行为上占优势；（5）成功的繁殖导致在随后的物种中这一优势特性出现的比率提高；（6）特性上的改变同样持续伴随着种群内部个体之间的随机差异（variability），而这一差异是持续演化的前提。以此逻辑来理解自我的出现，研究者亦认为自我可能是人类演化的产物：自我可能使早期人类种群尤其适应当时的环境，进而使拥有自我的种群在演化过程中占优势，最终拥有自我的种群演化成为现代人类，而缺少自我的种群则逐渐灭绝（Skowronski & Sedikides，2017）。

这一推断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认为自我是演化的产物的观点建立在自我的功能性假设（functionality argument）的基础上，即认为自我具有重要的功能，使具备自我的个体具有生存与繁衍的优势。虽然也有一些不同的理解（Skowronski & Sedikides，2017），目前许多研究可以从侧面支持这一假设。比如有研究表明在现代人当中若因心理疾病等原因导致自我受影响时，个体的心理健康等各方面与正常人相比均会受到消极影响（Cicero，Martin，Becker，& Kerns，2016；Donahue，Robins，Roberts，& John，1993）。另外，是否拥有自我意识、能否区分自我与他人、能否用符号的方式理解与表征自己，是生物与演化的角度上自我的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除人以外的许多其他的生物也具备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能够区分“自我”与“他人”，但只有人类能够运用符号进行自我表征、设置目标、评价行为结果等（Sedikides & Skowronski，2000a；Sedikides，Skowronski，& Dunbar，2006）。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发展出复杂的自我，有利于处理来自环境的压力（Sedikides & Skowronski，1997）。可以想象，早期人类拥有了使用语言、设置目标的能力后，能够更好地预见环境的变化，计划自己的行为，因而在狩猎、逃生、自卫等方面拥有大量生存优势。此外，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早期人类具备了自我后，能够更好地形成群体，进行互动。群体能否有效地组织，直接决定了早期人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能否生存、能否保持繁衍（Sedikides & Skowronski，1997，2009）。群体生活存在许多挑战，比如个体需要注意不同的情境，记住与特定个人和群体互动的时间及内容，在心中模拟与某个人互动，感知到潜在竞争者地位的变化，欺骗高地位的竞争者，追踪潜在配偶的性可接受性和适应性，展现身体与社会能力以吸引潜在配偶，欺骗以及识别骗局。除此之外，群体生活还涉及大量协调、服从、忠诚、惧怕、排斥等。这些因素使拥有“自我”的种群具有一定生存优势。

这一推断的另一个假设是自我具有基因和生理基础。只有当自我的相关心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特定的神经相关物（neural correlates），而后者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出现又有赖于特定的基因，生物演化以及自然选择的理论逻辑才得以成立。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已经为这一假设提供了大量支持的证据，比如研究表明外侧前额叶与自我的许多机制存在关联（杨帅，黄希庭，& 傅于玲，2012）。即便可能难以找到一个边界清晰、功能单一的“自我”脑区，但是自我的心理机制依赖大脑多个主要区域共同参与并无疑问，当特定脑区受到损害时，个体的自我功能亦随之受影响。此外，自我具备基因和生理基础对于从种系的层面考察自我的形成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的演化过程是一个大脑的体积和形态持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会直接表现在原始人类的颅骨化石形态的改变上。由于自我心理机制的出现取决于人类是否具备了特定的脑区，从颅骨化石上找到相应的证据将有助于理解种系层面人类自我的产生过程。

据此，从种系层面上考察自我形成的证据可能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他低等物种以及灵长类表现出的自我的雏形、早期人类颅骨的特性及变化，以及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如果自我具有功能且能够在演化中不断得以强化，这一演化的过程应当在演化不同阶段的物种上有所表现，可以通过比较心理学的方式加以研究；由于自我具有相应的神经生理基础且与若干主要的脑区存在关联，则这些区域的形态改变证据可以为历史上自我的发展提供佐证。最后，根据上述假设，自我的出现可能为人类带来重要的演化优势，承担了相应的适应功能，因而自我在演化过程中的出现不可能是一个完全个体内的局限在心理层面（intraindividual and intrapsychic）的现象，而应当在当时人类活动遗迹上留下一系列证据，可以通过考古学对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的发掘加以研究。

（1）比较心理学的证据

演化的角度认为自我不太可能完全在人类中凭空出现，自我功能的雏形应当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乃至更为低等的动物身上表现出来。早期的研究已经发现黑猩猩（chimpanzee）的镜像识别能力与人类类似，它们能够在镜子中识别出自己的形象（Gallup Jr.，1970）。镜像自我的能力是符号自我认识的基础和雏形，当代人的婴儿一般在15～18个月才能够通过类似的红点测试（Asendorpf，Warkentin，& Baudonnière，1996；J.D.Brown，1998）。除了自我识别的能力，Skowronski等人从时间敏感性（sensitivity to time）、能动感（sense of agency）的角度回顾了相关的研究，可以注意到在所有三个方面其他灵长类动物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现代人的自我的雏形（Skowronski & Sedikides，2017）。这样的结果可以为演化的观点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对于判定现代人意义上的自我的最早出现时间帮助不大。

（2）古人类头骨的证据

由于缺少直接的大脑化石证据，研究人类脑演化的最直接证据是头骨化石。以往由于技术的限制，研究者对头骨化石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头骨的形态以及古人类脑容量的变化上。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研究者可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computed tomography，CT）复原出颅骨的颅内模（endocast），以此进一步分析脑表面形态特征（Neubauer，2014）。颅内模又称为脑模，是从颅骨内表面提取到的脑的外部形态，保存了脑的大小、形状及表面形态特征的信息（吴秀杰，刘武，& Norton，2007；吴秀杰 & 张玄，2018；Neubauer，2014）。在大脑早期形成过程中，大脑、脑膜以及颅骨往往是以一种整合的方式共同发育，颅内模因而能够很好地反映大脑的表面形态（Moss & Young，1960），并可依此对大脑本身的结构改变进行推测。虽然早期研究中研究者也会通过石膏等方式填充颅内模，但是这样的方式效率低、不精确，难以进行几何形态的定量分析。通过高分辨率的CT技术复原出的古人类颅内模可以在3D建模的基础上进行几何形态测量分析（geometric morphometric analysis），以研究一系列重要的古神经学（paleoneurology）问题，如颅容量大小及演化趋势、颅内模表面压迹及沟回特征、脑不对称性及神经血管系统压迹等（吴秀杰 & 张玄，2018），尤其是可以从中推断出大脑各叶的相对比例等重要信息（Stein & Rowe，2011，p.174）。

在颅内模的研究中，与自我的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问题是大脑的体积与大脑的球体化过程（globularization）。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从最早的南方古猿、直立人、能人直到智人，古人类脑容量在不断增加，与之伴随的是古人类智力的显著提升和自我相关的心理机制的发展。但是研究表明，3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的脑容量已经进入了现代人的脑容量范围（Neubauer，Hublin，& Gunz，2018），而大量考古证据表明古人类真正达到行为上的现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的时间节点在5万至4万年前（Klein，2000）。在30万年前到5万年前，古人类的大脑容量并没有持续不断地继续增大，而是走向了形态改变的方向，可能是因为进一步增大的大脑可能会给分娩带来困难（Stein & Rowe，2011，p.311），或生理上母亲所能为胎儿脑部发育提供的能量存在上限等原因（R.D.Martin，1996）。在这一阶段，古人类脑演化特征主要是在脑容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大脑额叶变高、顶叶变得更膨胀、枕叶变得更圆且更回缩、小脑变大且更膨胀，即从早期的细长条状（elongated shape）变为现代人的球状（globular shape），即大脑的球体化过程（Neubauer et al.，2018）。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大脑球体化受大脑的驱动而不受面部骨骼变化驱动（Neubauer et al.，2018），面部骨骼变化仅仅在球体化后期才参与影响，且后期的变化比率很小，对脑发育的影响不大（Neubauer，Gunz，& Hublin，2010）。与现代人类同源的尼安德特人在约50万年前与早期现代人类走向不同演化路径，尼安德特人虽然在大脑容量上与现代人相似（Neubauer & Hublin，2012），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比现代人稍大（Neubauer et al.，2018），但其形态仍然与直立人大脑的形态类似，并未出现球体化的特征（Hublin，Neubauer，& Gunz，2015；Neubauer & Hublin，2012），因而可能在部分大脑功能上与现代人类存在巨大差异。如图2.1所示，对比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以及现代人的颅内模，即可发现现代人的大脑形态表现出明显的球体化倾向。

图2.1 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颅内模平均形态（Neubauer et al.，2018）

大脑的球体化有重要的演化意义，因为研究普遍认为球体化过程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与脑功能无关的形态改变，而是很可能对应着大脑的高速生长，与人类自我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大脑球体化的过程与现代人围产期的大脑发育进程类似，因而可能与大脑的发育有关。在比较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发育模式时可以发现，人类在围产期大脑经历的包括球体化过程在内的多方面的改变是区别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大脑发育的关键（Neubauer et al.，2010）。这一结果可能表明，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经历的大脑逐步球体化或许与现代人的大脑个体发育过程中的球体化存在一定关联，且这一趋势是受大脑的自身快速发育驱动的，而不是由颅面部的其他区域改变而诱发的。此外，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现代人大脑球体化可能也与其生命史特征有关，且这样的生命史模式可能使现代人最终成为人类种系中唯一生存下来的种群（Hublin et al.，2015）；与之相反，与现代人走向不同大脑演化路径的尼安德特人则逐渐灭绝。

另一方面，演化过程中大脑球体化结束的时间大致在10万年前至3.5万年前（Neubauer et al.，2018），大致对应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Upper Paleolithic），这一时间段恰好对应其他考古证据所得出的人类最终达到行为现代性的时间节点。这一时间上的对应表明大脑球体化的过程与人类的行为现代性可能存在关联，不过，研究者对于行为现代性出现过程的性质仍存在争议。比如，以Klein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行为现代性的出现固然受到渐变的影响，但是古人类的若干关键的技术进步源于基因突变对生理结构带来的改变，即所谓“人类革命”的观念（Klein，2000）；而另一批研究者仍然认为行为现代性是逐渐出现的（McBrearty & Brooks，2000）。

古人类在大脑球体化过程中涉及的多个脑区容积比例的改变都与自我的功能有关。比如，在球体化过程中，额叶变得更高、相对比例增大，而在自我的神经机制中，背内侧和腹内侧前额叶均与自我参照加工（self-referent processing）的关系密切，与自我信息的觉知与评价、自我与他人表征等有关。比如，一项元分析表明在完成自我参照加工任务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内侧前额叶皮质都是主要被激活的区域之一（van Veluw & Chance，2014）。另外，顶叶变得膨胀但其表面积并未发生太大改变，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这一区域大脑表面不可见的某一个或多个脑区的体积的改变导致的，其中可能性较大的是楔前叶（precuneus）。楔前叶位于大脑纵裂（medial longitudinal fissure）内侧，因而其体积的改变不会直接影响颅内模的形态，但是可能会使整个顶叶向上膨胀。关键的是，大量研究表明楔前叶尤其与自我表征存在关联（Lou et al.，2004），且楔前叶与内侧前额叶皮质、前扣带回皮质（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等区域构成的皮质中线结构（cortical midline structure）是抽象的、整合的以及评价性的自我表征的神经基础（杨帅 et al.，2012）。除了楔前叶的作用，额叶与顶叶构成的额顶镜像神经元区（frontoparietal mirror-neuron areas）在自我与他人的身体表征区分中起作用（Uddin，Iacoboni，Lange，& Keenan，2007）。总体而言，可能驱动古人类大脑球体化的关键脑区——顶叶和额叶——均与自我的心理机制存在密切联系。

另外一系列研究注意到古人类大脑球体化与自我的另一个重要标志——语言的关联。在社会互动论的视角下，人的自我认识是建立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的，符号互动论理论家如Cooley和Mead尤其强调了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J.D.Brown，1998），因为人类需要他人的视角以实现对自己的超越，从而“成为自我的客体”（an object to himself）（Mead，1934）。但是如果离开了以语言形式进行的、基于表意符号（significant symbols）的沟通（Mead，1934），这样的观点采择是不可想象的。再者，形成对自己的信念涉及符号与抽象加工能力，而语言可能是最为有效的符号系统，甚至成为高级符号系统的同义词，所以自我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应当有相当程度的关联，语言的发展可能对自我表征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最近有研究者提出了“球体化假说”（globularization hypothesis），以解释语言的出现（Boeckx & Benitez-Burraco，2014b）。该假说认为古人类语言发展依赖“适于语言发展的大脑”（language-ready brain）的出现，且进一步认为这一“语言脑”涉及的关键区域是丘脑以及丘脑和额顶叶之间的网络，而这一区域正是大脑球体化带来的后果之一（Boeckx & Benitez-Burraco，2014a，2014b）。基于球体化假说，人类语言发展的许多现象均可以得到解释，比如正是由于儿童发育过程中同样存在大脑球体化过程，新生儿并不具备成熟的“语言脑”，所以人类童年时期的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习得速度快但无法即时完成（Irurtzun，2015）。可见，“语言脑”的出现可能与人类演化乃至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大脑球体化关系密切，且由于语言在自我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说大脑球体化很可能为古人类提供了一个“适于自我出现的大脑”（self-ready brain）或“自我脑”。人类很可能只有在拥有了相应的神经生理机能后，才具备在社会互动、内省等过程中发展出自我概念的可能性。

（3）考古学的证据

考古学常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的“过去时态”，主要通过古代的物质遗存和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来研究过去的人类和社会（Renfrew & Bahn，2012）。对古人类活动遗迹的考察可以揭示古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式，从中可以推测古人类的发展程度。古人类的自我形成过程可能表现在一系列现象上。

首先，化妆与自我装饰的行为。化妆与自我装饰需要两类与自我相关的心理机制，即视觉的自我识别以及符号的自我表征。个体只有在镜像中识别出自己，才有可能理解化妆和装扮的意义，虽然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镜子，但是在水中注视自己的倒影是可以设想到的、极可能出现的涉及视觉自我识别的情境。有意识的化妆与自我装饰需要个体从他人的视角审视自己，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他人的意义。这一过程与符号互动论视角下对自我的理解相对应，涉及认知层面个体对自我的表征。早期关于自我的研究均将个体的视觉自我识别作为自我发展重要的标志（M.Lewis & Brooks-Gunn，1979），尤其会通过红点测验（mirror rouge test）来检验儿童识别自我的能力（Asendorpf et al.，1996）。因此，在古人类遗址上若发现人类制作装饰品、用颜料染色并进行身体彩绘等的证据，则暗示人类在此时已经具有自我的心理机制的部分表现。

其次，制作与使用工具。制作工具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区别人与猿的核心标准，有些理论家甚至直接将制作工具理解为人的本质定义（恩格斯，2009，p.421）。但是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工具使用与制作本身并不是区分人与其他灵长类的“金标准”，真正重要的是工具的类型及其所涉及的认知加工程度和工艺水平（高星，2018）。对于古人类工具的研究大量集中在石质工具上，可能因为石质工具更易于保存，能够出土足够的样品以供分析。目前使用较广的对石器的分类系统由Clark（1969）提出，他将石器制作技术从早期原始的石器到后期的复杂加工的演进过程分为五个模式。

模式1：从石核（core）上击打下石片（flake），两者随后均被当作工具，如捣碎食物和切割。典型的代表是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出土的并因此而得名的奥杜韦石器（Oldowan industry）。

模式2：通过打磨石核和石片制作出石器双面均锋利的切割器。典型代表是法国小村庄圣阿舍尔出土的阿舍利石器（Acheulian industry），主要包括石质手斧。

模式3：在预先挑选好的石核上系统地敲下石片，并打磨以制作出式样统一的工具。典型代表是勒瓦鲁瓦石器（Levallois industry）和莫斯特石器（Mousterian industry）。

模式4：敲出棱柱状的刃具，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为更精致的石器。典型代表如奥瑞纳石器（Aurignacian industry）。

模式5：反复加工制作而成的微型石器（microlith）以及复杂工具。典型代表如马格德林石器（Magdalenian industry）。

在这些阶段，即便最早期的模式1中的奥杜韦石器也已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能动性或主动意图，可以理解为自我功能的雏形。近来的发现表明，早于奥杜韦石器的Lomekwian石器的出土可能将有意识的石器制造与使用的时间提前到330万年前（Harmand et al.，2015；Proffitt et al.，2016）。考虑到这一时期的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和肯尼亚平脸人（Kenyanthropus platyops）脑容量约有现代人平均水平的1/3（Kottak，2008），其行为中真正“自觉”的程度以及认知加工能够达到的程度可能需要更为谨慎地对待。因此，固然可以认为石器制作达到模式1、模式2前后（Lomekwian石器、奥杜韦石器）标志着某种形式的自我功能已经出现，其表现可能是非常粗糙而有限的。与之相反，以勒瓦鲁瓦石器为代表的模式3阶段的石器带有更为明显的自我出现的标志。勒瓦鲁瓦石器传统中，古人类开始挑选合适的石核，初加工为预备好的石料（platform）后，用统一的规格从石料上连续地敲下石片，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石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石片加工以制成用途不同的工具。在勒瓦鲁瓦石器的制作中，古人类石器制造者只有具备明确的制作目标，对石头材质和力学性质以及加工工艺非常熟悉，才能够挑选出合适的石核；并且勒瓦鲁瓦石器工艺流程复杂，要求制作者具有序列组织的能力（hierachical organization），即按照特定的工序分步骤完成阶段目标，最终达到预定目标的能力，这都暗示了高度的计划与决策能力以及认知表征、推理的能力（Eren & Lycett，2012；Muller，Clarkson，& Shipton，2017）。石片的统一规格表明制作者必须经过反复练习才能达到，暗示了专家技能的出现、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的扩展（Wynn & Coolidge，2010），以及小脑功能的发展；并且，古人类在传授和习得这一技术过程中即便不必然需要现代意义上的语言，但很可能需要反复的示范和不同形式的指导，因而需要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的参与（Wynn & Coolidge，2010）。最近也有研究者指出，勒瓦鲁瓦石器制作过程除了涉及以往所认为的线性的、按照预定计划制作石器的模式，还可能涉及因地制宜、权衡石料性质以便最大限度利用石材“边角料”的复用模式（recurrent system）（Lycett & Eren，2013；Shimelmitz & Kuhn，2018），这也涉及对自我长期意图的认知以及决策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如此复杂的工艺流程完全偶然出现或完全依靠内隐的、无意识的动机推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具备制作勒瓦鲁瓦石器能力的古人类应当具有相当的自我能动性。因此，以勒瓦鲁瓦石器为代表的模式3阶段的石器工具可作为自我功能出现的标志。

再次，复杂的符号功能以及艺术。能够使用抽象的符号加工创作艺术作品是古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标志（Eccles，1989；Kottak，2008；B.Lewis，Jurmain，& Kilgore，2013；McBrearty & Brooks，2000；Stein & Rowe，2011）。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中，表征和使用符号的能力是划分儿童感知运动阶段和前运算阶段的标志之一（J.D.Brown，1998），能够使用符号思维是认知发展的重要进步。此外，许多研究者认为艺术作品，如法国肖维岩洞（Grotte Chauvet）的史前壁画是古人类开始具备创造力的标志（Stein & Rowe，2011），是行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McBrearty & Brooks，2000）。由于大部分史前时代的艺术载体不易被保存，目前所能依靠的主要是壁画和各类石雕等，传统将其划分为岩洞艺术（parietal art）和可移动艺术（portable art或mobiliary art），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Moro Abadía & González Morales，2013）。在辨析其他灵长类动物是否具有艺术创作能力时，有研究者提出了意图性（intentionality）、象征性（symbolism）和审美的敏感性（aesthetic sensitivity）三个标准（Seghers，2014）。目前的实证研究中关于其余灵长类是否具备后两者的结论尚不一致，但是关于意图性的结论很明确：只有人类的艺术作品中能够表现出清晰的意图性（Seghers，2014）。因此，从自我的角度审视古人类艺术作品的证据表明，其已经表现出自我的能动性，并且在艺术创作中对符号的使用所涉及的认知加工模式与形成自我概念、进行自我评价高度相关。不过，由于大部分艺术作品不易被保存，所以基于壁画等形式保存的艺术作品确定的时间可能会低估人类艺术创作出现的时间。所以，在此处将艺术作品出现作为古人类自我功能出现的下限。

最后，墓葬。与艺术类似，有意识的墓葬常被视为人类行为现代性的标志（Leary & Buttermore，2003；McBrearty & Brooks，2000；Stein & Rowe，2011）。墓葬的出现需要一系列条件，比如人的自我意识、初步的社会群体、稳定的社会纽带（Smirnov，1989）。除此之外，墓葬仪式以及相应的观念也包含了人类对于死亡的理解和应对（Greenberger，Pyszczynski，& Solomon，1986；Rosenblatt，Greenberg，Solomon，Pyszczynski，& Lyon，1989），而这需要符号加工与以符号为中介的沟通。在部分尼安德特人的墓地中，除了发现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和工具外，还可以通过分析发现土层中有花粉存在，这表明可能存在下葬的仪式（Stein & Rowe，2011）。近年来在以色列Qafzeh岩洞出土的早期智人墓地也发现存在殉葬品，包括动物的尸骸以及用于装饰的经赭石染色的贝壳（Bar-Yosef Mayer，Vandermeersch，& Bar-Yosef，2009）。除此之外，该岩洞出土的古人类化石中有一位十二三岁的儿童，从颅骨的分析可见其头部曾遭受外伤而出现颅骨破损，可能导致了大脑发育迟缓，对其随后的认知、人格发展产生了影响。但是从考古证据可见，该儿童受到了额外的重视，如单独埋葬、胸前有鹿角做装饰等（Coqueugniot et al.，2014）。从自我的角度思考，墓葬的意义在于其标志着古人类能够进行心理时空穿越（mental time travel），即基于当下的自我认识对自己及亲人的未来进行想象，否则难以理解墓葬的存在意义。在这里，墓葬的出现表明古人类具备自我表征的能力，能够想象过去、现在及未来的自我，而且能够将其连接为一个整体，即能够形成自我连续性（self-continuity）或自我认同。并且，在墓葬中的仪式以及对不同的死者给予区别对待，都暗示已经存在社会分化以及关于墓葬的文化观念。因此，可以认为墓葬的出现同样是古人类具备自我功能的重要时间节点。

根据以上的相关证据，可以结合人类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对自我出现的时间加以推断。下面是人类演化的主要时间节点。

根据近年来的古人类学研究（Eccles，1989；Kottak，2008；B.Lewis et al.，2013；Stein & Rowe，2011），基本的共识是古人类的共同祖先源于非洲的多个早期人族（hominin）种群，最主要的是南方古猿属（australopithecines）的多个种，活动的时间范围在420万～100万年前，脑容量的性别中间值在430毫升～540毫升（不及现代人的1/3）。能人（homo habilis）是人属的最早祖先，主要生活在210万～150万年前，其大脑容量约为640毫升。已有证据表明能人能够使用模式1阶段的石器，如奥杜韦石器。在约180万年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人类的演化速度加快，导致了直立人（homo erectus）的出现。直立人活动在180万～20万年前，其脑容量达到约900毫升。目前有大量证据表明直立人已经掌握了模式2的石器技术，能制作精美的阿舍利手斧，且可以用火。直立人之后的古智人则是现代人的直接祖先，但是古智人这一门类下有多个分支，如前人（homo antecessor）、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在约50万年前，源自同一祖先的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和得尼索瓦人走上了不同的演化路线，直至后两者逐步灭绝。

30万年前，古智人的大脑体积已经进入现代人大脑体积的波动范围内（M=1328mL，SD=164mL，全距1082mL～1832mL），其大脑体积已经远远大于直立人，并处在广义的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 sensu lato）大脑体积的上限（Neubauer et al.，2018）。但是一个重要特征——大脑球体化程度仍不一致：30万年前的古智人球体化程度仍然较低（19.5万年前的Omo智人情况与此类似），其大脑形态介于直立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根据新近的研究，古人类大脑球体化在13万～10万年前已经与现代人非常接近，而达到与当代人近乎相同的程度的时间节点可能发生在10万～3.5万年前这个时间段（Neubauer et al.，2018）。

从其他的大量证据中也可以注意到5万～4万年前很可能是人类行为现代性出现的时间下限。比如，5万年前之后能够证明行为现代性的证据变得非常丰富，包括艺术作品、技术进步的飞跃、系统的墓葬等（Klein，2000；Leary & Buttermore，2003）。有学者认为出现这样的“飞跃”是因为基因突变带来的“人类革命”（Klein，2000），据此提出5万年前是自我出现的时间节点（Leary & Buttermore，2003）。然而，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表示反对。比如有人提出自我的出现时间应该在10万年前左右（Sedikides & Skowronski，1997，2000a，2000b），因为相当的证据表明10万年前的古智人已能够进行有意识的自我装饰（Henshilwood et al.，2002），且以色列的墓葬证据也表明起码10万年前的人类已经有墓葬仪式，他们能够通过赭石染色制作贝壳装饰品（Bar-Yosef Mayer et al.，2009；Coqueugniot et al.，2014）。人类的艺术作品相关的证据也表明虽然5万年前后出土的证据确实更多，但早于这个时间点的证据也存在，比如7万年前的装饰性花纹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形式的一种（Morriss-Kay，2010）。

随着近20年来新考古资料的不断出现，有更多的证据不断将人类自我的表现时间向前推，使10万年前的估计也显得保守（Skowronski & Sedikides，2017）。比如，有证据表明16.4万年前已见人类使用赭石进行染色、身体彩绘和装饰，表明符号意识的存在（Marean et al.，2007）。而新近在摩洛哥发现的30万年前的人类遗迹中，研究者（Hublin et al.，2017；D.Richter et al.，2017）发现这一阶段的古智人已经使用勒瓦鲁瓦技术制作的石器，运用该技术可制作出椭圆形的切割器，这涉及挑选合适的石头进行打磨、锉削，所以需要提前的思考和计划能力（Hublin et al.，2017）。除此之外，西班牙的一处古人类遗址中发掘出了一批35万年前海德堡人的墓葬，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发现一个可能用于仪式的粉红色手斧，这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古人类符号使用等能力的时间判断（Carbonell & Mosquera，2006；Stein & Rowe，2011）。因此，从行为的角度看，目前已有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至少30万年前的古人类就已经部分存在自我相关的心理机制（Skowronski & Sedikides，2017）。

与古人类行为相关的考古证据相冲突的是，颅内模的证据表明10万年前后古智人才达到现代人意义上的球体化的大脑外部形态，所以可能直到10万年前后古人类才完全达到现代人的自我功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球体化程度上与现代人存在差异，摩洛哥的Jebel Irhoud出土的30万年前的古智人在大脑容量上已与现代人相当（Neubauer et al.，2018）。因而若结合相关的考古证据与颅内模证据，可以将自我的发展视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在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时间点上突然出现。换言之，自我的部分功能有可能在30万年前出现，而随着30万年前到10万年前这一时间段中大脑球体化的发展，不同脑区的比例发生变化，古智人的自我相关的心理机制日益增强，直到5万年前出现相关行为考古证据的“井喷”。按照这一思路，追溯最初推动古人类演化过程中的大脑逐渐球体化的动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源于环境与社会生活压力下古人类的生命史中自我功能日益凸显（Hublin et al.，2015；Sedikides & Skowronski，2000a，2000b）。

以上从种系的角度审视自我的形成，对人类在演化过程中自我相关的心理机制出现的时间做出了推断。从这样的宏观尺度分析中也可以注意到自我的另外一个特点，即在漫长的种系演化的过程中，人类形成的实际上是一个功能与表现上充满内部矛盾、相互拮抗的自我，而不是一个功能单一而清晰的自我。也就是说，人类的自我是多功能、多侧面并存的，而这些功能与侧面之间有时候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自我相关的众多心理机制之间经常存在矛盾与冲突，自我一方面使个体自我强化，设法获取并维持积极的自我评价，另一方面使个体出现自我贬低，不断寻找、维持消极的自我评价，在自我概念上更是出现集体自我与个体自我并存且在特定情境下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的现象。人类具有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冲动和需要，但同时又有忘我、从众、逃避自由的动机与需要。人类的自我既渴望自主性（Brehm & Brehm，1981），又渴望逃避自主性，甚至乐于被工具化、客体化（Orehek & Weaverling，2017）。同样是为人的自我所驱动，有时人们会为了自我的延续与生存而不择手段，也有可能为了多种原因而主动放弃生命。在历史文献、文学、戏剧以及影视作品中有大量人类自我功能内部相互冲突、内心挣扎的表现，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为何人类没有形成一个功能单一而清晰的自我，以便使人类免去自我的冲突？

对这一问题的完整回答可能超出了本书的范畴。但是在此处从自我的种系发生的角度可以做出一个简单的理解，即自我的表现与功能中矛盾的特点反而能够带来高度的灵活性与可塑性，可能对个体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具有终极的适应意义，一个功能单一的自我可能使人难以面对变化的环境，最终不利于人类种群的生存和繁衍。比如，即便当代文化环境重视并推崇自我独特性和个体自我，集体自我对于人类可能面临的其他环境仍有存在的意义。在遭遇环境剧变、灾难、战争以及各类高度不可控的环境时，群体的高度团结（Swann Jr，Jetten，Gómez，Whitehouse，& Bastian，2012）、集体自我占据优势地位可能更有利于人类种群生存。可以想象，一个在自我的结构中缺少集体自我的人类种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极易分崩离析，难以生存。因此，在演化的视角下，自我中相互冲突、彼此矛盾的心理机制并存可能是一种种群适应性的表现。在这里，自我的一致与统一可降低种群的适应性，而矛盾与冲突恰恰更有利于种群生存。

2.3.2 社会层面——社会中人的自我

在种系与生物的层面思考人类的自我时，研究者往往将人类与其他物种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现代人类出现时已经具备了“自我”的功能。换言之，人类是带着“适于自我的大脑”（self-ready brain）进入文明社会的。但是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考虑，这一论断显然无法描述人的自我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凸显与压抑的情况。虽然理论上现代人类在生理上具有了“自我”的能力，人类社会及历史中被舆论裹挟、被迷信蒙蔽、被权威操纵的“聚众”（crowd or mob）以及被权力与集体规训的“群体”毫不鲜见，甚至可以说这些现象才是大多数人的社会经历中的主流。另外，虽说从神经解剖的角度看人类理论上具有自我的“能力”，但是人们也会注意到社会中似乎不是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具有“自我”（Baumeister et al.，2007；Cicero et al.，2016；DeWall，Baumeister，Mead，& Vohs，2011）。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心理学中长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在这些现象中，人类似乎轻易地放弃了自我。那么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自我到哪里去了？它又是什么时候才在社会上出现？

近代以来，“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常用来描述人类启蒙时代开端的说法。这一说法的存在本身表明在近代之前曾经存在一段“自我被压抑”的历史。在这里，自我的含义主要局限于“个体自我”（personal self），与集体自我和关系自我等其他侧面相对应（Sedikides，Gaertner，Luke，O’Mara，& Gebauer，2013）。在社会科学的语境下，个体自我的觉醒与私我（private self）、自我觉知和自我意识的关系紧密，侧重强调的是人们对自己的需要（包括心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感受和愿望等的觉察与感知。在传统社会，集体表征、集体记忆的重要性超越、取代了个人的私密的记忆（哈布瓦赫，1925/2002；Moscovici，1998），密切的人际网络和公共空间超越了个体的、私人的空间（薛亚利，2009），个体的命运几乎完全由其所属的种族、阶级、社会地位所决定，个人的命运与其所属群体的命运高度一致，单个人的个体性、能动性往往是无足轻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自我很可能受到压抑，未得到充分发展，个体的社会身份及其在关系网络中的“关系自我”可能占据了个体自我的中心地位。这与当代人的“自我”中“个体自我”占有的优先地位形成鲜明的对照（Sedikides et al.，2013）。

认为人的“自我”以及个体性的“人”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出现是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共有的认识（于海，2010；俞吾金，2008）。从这一视角出发，Baumeister（1987）讨论了心理学中个体的“自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人身上的变化与发展，他认为与“自我”相关的心理现象与过程是历史发展特定时期的产物。具体而言，Baumeister将自我相关的现象分为人的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自我满足（self fulfilment）、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自我定义的过程四个方面，并以西欧的历史为蓝本，梳理了自我的四个方面在七个历史时期的变化与表现。这七个时期分别为中世纪晚期、现代早期（16～18世纪）、清教时期、浪漫主义时期（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前期）、维多利亚时期（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早期、20世纪晚期（80年代）。

根据这一分析，中世纪晚期个体自我的雏形才真正出现，因为在中世纪个体与集体不可分割，直到中世纪晚期才渐渐出现个体的人的概念，即便此时人的内心冲突仍然不为人所知。直到清教时期，由于加尔文宗的教义规定了上帝“选民”的地位，但人自身无法得知，人们只能通过自我反省来接近上帝。这一过程中的自我审视（self-scrutiny）才使人认识到了自我欺骗的普遍。浪漫主义时期之后，人们关注内在个体的独特性，个体自我的意义日益突出（Baumeister，1987）。

从历史视角审视自我的发展，最突出的现象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中世纪，个体等同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角色、身份，由于地位、角色、身份不可变化，个体基本是固定的。人只是其社会角色的载体，除去角色后人便不存在，人们将一个人等同于其外在的、公开的一面。中世纪末期，由于封建制度开始缓慢解体，个体开始获得挑战中世纪固定身份的机会。因此，在现代前期，人的“个体性”以及自我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Baumeister，1987）。

另外一个可能促进人们个体自我觉醒的因素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术发明与识字率提高、阅读习惯的普及等因素有关。近年来的研究已经越来越重视阅读在自我形成中所起的作用（Shedlosky-Shoemaker，Costabile，& Arkin，2014）。阅读可能以多种机制促进人们的自我觉知，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书本中叙事的“视角”（perspective）的作用，即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从作者的视角看待世界、分析问题，进而促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视角的独特性。以往研究已经表明，意识到视角的存在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觉知水平（Hass，1984），而任何书籍与文本最终都是作者的视角或“主我”的表达，其中的视角与读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差异。事实上，视角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只是一般情况下人的主观感受与视角难以被他人获取，以至于共享一个共同的视角——“主我”共享（I-sharing）——甚至可以立刻在彼此不太了解的人之间带来人际吸引（Pinel，Long，Landau，Alexander，& Pyszczynski，2006）。甚至正是由于他人视角的难以获得，人们的社会知觉中才产生了一系列“自我—他人”的知觉偏差（Boothby，Clark，& Bargh，2017；Davidai & Gilovich，2016；Gilovich，Savitsky，& Medvec，1998；Williams，Gilovich，& Dunning，2012），并且即便明确要求人们“观点采择”某一群体的视角，人们也常常因不知道对方的视角而无法真正做到观点采择，最终只好利用自己先前的刻板印象或先入之见取而代之（Sun，Zuo，Wu，& Wen，2016）。然而，阅读是一个获得他人视角的良好机会，人们在写作时无论是采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其叙事文本本身便是作者独特视角的产物，因而通过阅读叙事作品，人们可以真正地接触到他人的视角。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阅读率的提高，可以设想的是人们通过不断接触到与自己的视角与感受迥异的“另一个自我”，反而促进了人们对自己的个体性与自我的觉察。

2.3.3 个体层面——自我的个体发生

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形成对自我的认识。影响人们自我认识的因素既包括生理的因素，如大脑的解剖结构、基因遗传因素，也包括人的社会身份与社会认同，以及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Swann Jr & Bosson，2010）。人的自我观察和内省能够使人形成初步的对自己的认识，但是自我认识有相当的部分源于社会互动，即社会比较的过程。

个体通过与身边的他人进行比较，获得对自我的能力、行为倾向、信念与价值观、地位、情绪反应以及长期的需要与动机的认知表征。这一过程也被称为“社会自我分析”（social self-analysis），是个体形成自我认同的关键过程（Alicke，Zell，& Guenther，2013）。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通过与多种目标比较，以形成较为清晰的自我概念。研究者已经考察了个体的跨时间比较（Albert，1977）、跨维度比较（Möller & Marsh，2013；Marsh，1986；Marsh et al.，2015）和社会比较（Wood，1989）。其中，个体跨时间的比较涉及与过去的自我进行比较，往往与自我提高动机存在联系；而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跨维度比较和社会比较则构成了个体内部/外部两个参照框架（internal/ex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研究表明两者均能够显著地影响自我概念，但是从效应强度上看，社会比较对自我的影响大于跨维度比较（Strickhouser & Zell，2015）。

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个体选择的比较对象极其关键。较早的研究已经关注了上行/下行社会比较、比较对象与自己能力的差距等因素对社会比较结果的影响。比如，在上行社会比较中，由于存在不同的比较对象，个体通过社会比较可能提高对自我的估计，出现同化效应（assimilation effect），也可能降低对自我的估计，出现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在下行社会比较中，情况也类似（Mussweiler，Ruter，& Epstude，2004）。

社会比较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个体的好友和家庭成员（戈夫曼，1959/2008）。在符号互动论中，这一群体被称为“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在首属群体中，所有成员拥有强化的“我们”的感受，仿佛个体只是集体的一分子，成员之间有较多的情感投资。首属群体的成员对个体的自我概念有重要的影响（于海，2010，第244～245页），来自首属群体成员的反馈比外界的反馈对个人的意义更大。

最近，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首属群体在自我概念形成与改变中的独特作用。研究者们发现，在社会比较中，基于身边人群进行的局部社会比较（local comparison）产生的效果常常强于基于更广泛人群的一般性社会比较（general comparison），出现了所谓的“局部优先”（local dominance）现象（Alicke et al.，2013）。这种主要依赖与可即时接触的人群的比较形成自我概念的现象甚至可以扩展到最简群体上。也就是说，即便身处最简群体中，身边可接触的群体成员互相并不认识，与他们做比较而获得的自我概念对个体的影响也远远大于与明确的、社会公认标准做比较而获得的自我概念对个体的影响（Alicke et al.，2013）。在教育领域，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大鱼小池”现象（江汶 & 佐斌，2013）。在社会范围内，这一现象体现为“局部阶梯效应”（local-ladder effect），即个体在面对面的小群体中的地位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最大的，个体在更为抽象的、范围更大的群体中的地位理论上比前者更重要，但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却不如前者（Anderson，Kraus，Galinsky，& Keltner，2012）。

因此，可以认为，个体的自我概念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即时可接触的周边人群的社会比较形成的，社会上公认的标准、比较对象对个体的自我概念的影响并不大。的确，即便明知自己能力很差，只要自己的能力强于身边的人，个体也会感到自己的能力并不差。日常生活经验中，某个人缺少斗志，缩在小圈子里安然自得的例子并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