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汉语”来源问题的几个误区

如上所述，作为日语词汇的一个种类，“汉语词”在其总数量上所占的比例随历史的推移而变化，我们对此已经有了基本认识。但就其内部本身的构成和属性来说，尚有很多不甚明了的地方。特别是有关“新汉语”源自何处这一问题，至今有以下三种说法甚为流行，已演变成一种日本独创“汉语词”的误解，也因此导致了许多概念的混淆。

首先就是所谓的兰学译词的日本独创说。日本江户后期兰学发展兴旺，以《解体新书》为代表的，通过翻译近代西学而出现的许多新词、新概念，为日本走向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些当然受到日本和海外学者的高度评价，但同时这种评价又陷入一个怪圈：凡是兰学资料中出现的语词均被视为日本人的独创。过去学界就已经出现过有关“病院”“地球”“電池”的争论，[10]结果是搞清了一点：在日本兰学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中国的汉译西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有关这点可见荒川清秀的研究），即我们上面讲过的“汉语词”构成的三要素之一。[11]通过对汉译西书的研究，我们知道“緯度”“経度”“地平線”“顕微鏡”“羅針盤”“直線”“地球”等都是由这一途径进入日语中的。

其次是所谓的名人造词说。人们过度相信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启蒙家、思想家的言论，如福泽谕吉、西周、加藤弘之、中村正直、森鸥外和井上哲次郎等，只要是他们用过的语词，就被认为全都是由他们亲手创造出来的。可是当我们一旦开始具体验证时，就会发现纯粹出自他们之手的“和制汉语”屈指可数，这些词大多是前人已经开始使用过的，或是把前人的业绩归到这些名人身上。比如，过去一直认为是森鸥外1901年通过翻译德语的nachricht而创造了“情报”一词，事实是早在1876年就由酒井忠恕通过翻译法语的renseignement而形成了。

最后一个误区是利用中国方面的研究反过来证明自己学说的正确。比如实藤惠秀的著作中就专设一节“中国人认可的日本语汇”，将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对日语借词的研究加以全面肯定，[12]在此之上扩充日语借词的范围，并在国内外展示这一“成果”，然后人们便以此为定论，导致了不少错误的认识。最终造成的后果，是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说对方是这么认为的，应该没有错。基于这种轻信的互动，“借自日本”的语词数愈发累积起来，最后便引出中国人自己的“离开了日本借词就无法说话”或“人文社会方面至少有七成以上的日语借词”这一论调。日方再全盘照收，不断添油加醋，中日两国之间都按自己所需来展开议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为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依据，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具体界定“新汉语”“日本借词”这些概念，回避了如何验证语词的来源这一根本问题。

从语言上看，是我们自己没有认真处理好这一问题。比如，针对日语里的新词分类，中文的理解是不对等的：

　　　日文　　　　　　　　　　　　　　　　中文

a.直接借用中文新词　　　　　　　　　1.本族词、本族新词

b.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　　　2.日本回归借词

c.日本人独自创新的汉语词　　　　　　3.日本原语借词

也就是说，除了承认c类“日本人独自创新的汉语词”为第3类“日本原语借词”外，其他两项实际上与日语中的界定概念是不对等的。王力《汉语词汇史》在中文的“本族新词”中，只举了“火轮车”“公司”“铁路”等7个词，而将“日本回归借词”扩大解释到日语的a、b两类，这等于是缩小了“本族新词”的实际范围和数量，想当然地扩大了“日本回归借词”的范围。但是在其“日本回归借词”背后，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中源论”意识。他说：“我们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本语‘借’词，这些词并不是日本语所固有的，它不过是向西洋吸收过来的。就一般说，日本固有的词汉语很少向它借，因为只有新概念才需要新词，而新概念并不是日本固有的词所能表示的。日本人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从西洋传来的新概念，我们只不过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而且“如果中国人先译，可能也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是日本人先译，中国人也就照抄了”。[13]这真是有点儿民族主义情绪了。我们只要看看本书第十七章严复的译词和日文译词的不同，就知道这是无视事实的言论。

反过来说，日本史学家原田敬一已经指出：“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日本吸收消化欧美文化，创造和翻译新词，并将之输出给中国、韩国等汉字文化圈的现象。只要看看汉译《万国公法》（1864）中的‘遗产’‘军费’‘权利’‘公库’‘外交’‘财源’‘离婚’‘自治’‘自主’‘司法’‘野蛮’‘责任’等词仍在现在日语里使用，就会明白，文明和文化的交流是呈‘双方向性’的。”[14]我们应持这一观点。比如“人民”一词就是《万国公法》中的译词，早早就传到了日本。笔者也曾通过查阅英华字典，举出“法律”“领事”“议会”“保险”“医学”“必要”等68个词，实际上是经由中文传入日语的，并非《汉语外来词词典》所认定的源自日本。[15]这些都是日语直接借用中文新词的事实，只是中国学者自己对之认识不足而已。

但是，仅强调语词出自中文本身还说明不了问题，因为实际上有很多词是从中文进到日语后，才被赋予新的意义，并组合成一个固定词组的。

比如“民主”一词是通过《万国公法》传入日本的近代新词，日本将之视为a类；而中国将之视为第2类。19世纪的英华字典《英华萃林韵府》（1872）将之对译为“republic民主之国”。这一用法当然也被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所接受。津田真道的《泰西国法论》（1868）中就有“平民政治，一名民主之国”的用法；西周的《和兰毕洒林氏万国公法》（1868）一书里也用了中文的“民主之国”“民主国”，来表示republic的概念。但实际上，这显然是援用了汉译《万国公法》里的用法。也就是说日本首先是拿“共和政治”来对译republic的。但自从中国的“民主republic”进入日本之后，便形成了一种对应英文概念的类义关系，然后才逐步让两个词分别承担了republic和democracy的意思。实际上，“民主主義”这一概念在日本语境里的形成加快了这一步伐，同时将具有新义的“民主democracy”传回中国，以至二者完全独自分担英文的两个概念。所以，日本在近代译词方面所起的作用，首先就是为词义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再举一个“爱人”的例子。如果强调词源的话，那当然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古典《礼记》中去，“敬天爱人”作为儒教的基本思想频繁出现，且在平安时代就已传入日本。但是到了近代，日本在与西方文化相接触时，拿这个既有的“爱人”改变其结构，用日语里常见的偏正结构“愛する人”来作为lover，sweet heart，darling的译词，于是便使之带有了“恋人”的意思。这一新义随后便被带回到中国。20世纪20年代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是用同一意思，即“爱人=恋人”，而中国到了30年代以后便将此用于男女之间的相互称呼，进入50年代后，更是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将“爱人”一词用于配偶之间的称呼。也就是说该词意思的转换首先是在日本语境中完成的。[16]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我们应该重视日语中的词义变化和语词构造的转换，也就是要阐明日语语境下的语词过滤机能，这正是词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文学”“小说”“精神”“艺术”“自由”“思想”这些出自中国的汉语词，其本身所担负的外来概念随着时代也在变化。汉字词的形式只是一种外表的装饰，它不断地掩盖和包容了英文原文词义的实际变化，也就是说，只有搞清每个外来概念的正确理解是源自日本还是源自中国，才能确定该词是不是作为近代新词而形成的。单是确认作为符号的汉字表记与英语概念的最初结合，尚不足以证明近代概念的形成，[17]这也是要从概念史方面重新审视“汉语词”译词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