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时代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始终关切

刘振环[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表明，只有持续地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才能确保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才能确保其科学性，进而彰显党的先进本质。党的理论创新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源头。时代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始终关切，党的理论创新始终围绕解决时代主题、时代问题在推进，始终围绕发展而推进。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也就形成不同的时代问题，形成时代主题、时代问题与党的理论创新的互动及其规律演化。

【关键词】改革开放 时代问题 时代主题 理论创新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理论思想的发展一直是以时代问题为基本关切的。问题意识是一种哲学命题，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3]。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源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关注了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关注了中华民族的时代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是对中国的发展这一时代问题的深刻关切。习近平同志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4]。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时代问题的高度关切，直接影响和塑造了全党的理论自觉与“问题意识”，由此逻辑递进形成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理论创新的内涵和最终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践主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直接指导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

对于时代主题、时代问题的关注，是党的理论创新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征，时代问题始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外在动力。党的理论自觉，引领了对中国时代问题的把握，引领了党的理论创新发展。时代问题，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有一个时代长短、问题大小的选择过程，有一个从什么角度界定和把握时代主题的问题。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发展对于相对落后的中国意义更大。“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在不同的时代，其内涵要求是不同的。对于时代问题的认知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阐释逻辑和表达方式。进入新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当今时代问题表述为：“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5]。

回顾总结40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过程，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理论自觉、理论创新，增强理论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党的理论创新的研究，成果颇多，有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时代主题，这同本文分析的发展的时代主题并不矛盾，因为，实现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实现发展为基本目标，这是一个角度问题。此外，不同时代的问题表现不同，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走什么样的道路，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及如何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等等，都有时代差异。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也就形成不同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问题，产生了党的理论创新不同逻辑的结果。

以发展的历史进程为标尺，以时代问题为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一 道路转折，解放思想，聚焦发展（1977～1982年）

1976年以后，为了实现国家发展道路的转折，必须打破“左”倾思想束缚，突破迷信僵化的固有观念。“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如何走出封闭僵化的老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转折是这一时期面临的时代问题。如此重大而又根本的道路选择，必须要有全党全社会基本的思想认同，必须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当时，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思想解放带来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引领新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倡导全党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主要是服务于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项历史性工作。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完成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认识和解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创造性地解决了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历史地位做了总结和评价，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这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总结过去、继往开来、回应时代问题的重大举措。邓小平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中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同样要求向前看。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样恢复和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解决现在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新问题。”问题意识鲜明，大局意识鲜明。问题意识引领大局意识，大局意识服务于大的时代问题，突出了道路转折、解放思想、聚焦发展的时代问题。

二 体制改革，举旗定调，推动发展（1982～1992年）

“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高频词，也成为最重要的时代问题。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折性发展，必须改革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体制机制。时代需要和理论自觉的双重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是这一时期受到各方面高度评价的标志性文献。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成功，激发了广泛的改革设想和广阔的理论空间。城市改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成为突出问题，并直接引发了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的激烈争论。这一阶段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①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摒弃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②明确肯定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③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框；④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分离理论”，着手解决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诸多问题；⑤明确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这样的理论创新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与邓小平同志创造性的思考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及理论自觉分不开。邓小平提出，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务实、辩证是他思想的两大品质。对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仅如此，对于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邓小平同志也提出要有大局意识、战略意识，他特别提倡从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国的问题，所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理论创新、理论思考的方法问题。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就是时代问题的科学答案和解决方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9月）是改革开放后党的第一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它根据时代问题提出了“两个文明”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核心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分析这一问题时，根据时代背景、时代问题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对“文革”惨痛教训进行反思的结果，结合国际国内两方面的经验，在努力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过程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党的十三大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紧紧把握时代问题、时代矛盾，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总结创新、试错纠错的过程。同时，党的理论创新也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善于将群众经验和群众创造上升为党的理论的过程，“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他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8]，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改革开放40年理论创新的过程，是人民群众对党理论创新成果进行实践检验的过程。党的十四大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系统地回答了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体制改革、举旗定调、推动发展的时代特征极其鲜明。

三 深化改革，明晰道路，加快发展（1992～2001年）

党的理论创新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始终以推进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发展为主题。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是针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针对“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道路选择和模式塑造所进行的大胆理论突破，为从理论上冲破多年来的模式束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问题”的土壤中。

基于这样的时代问题和时代背景，党的十四大系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做出结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四项基本原则理论、现代化分三步走战略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做了全面阐述，并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进一步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主要特征、发展进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提出了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系统总结了党建理论，把对党建的理论认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理论创新的进程中，方法问题十分紧要。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结论，而是问题”[9]。善于发现问题也是一门学问，邓小平同志十分注重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问题。他反复强调要“研究新情况”，“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是空的”[10]。邓小平特别强调抓根本问题、普遍问题、要害问题、战略问题。他经常讲：“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有些什么问题，要真正抓到要害上，抓到点子上”。对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邓小平同志的关切是一贯的、高度的，关注重点放在怎样尽快发展起来的问题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11]“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12]“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3]。时代的问题要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四 扩大开放，转变方式，全面发展（2002～2011年）

加入WTO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推动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更充分地流动交换，推动了GDP的高速增长。这就要解决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问题，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心理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疑虑，反华势力借此策动了一系列活动，各种问题错综复杂。认识和把握这一阶段的问题、矛盾，既要关注国际大环境，更要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入手。实现“科学发展”是平衡各方面矛盾的最佳选择，“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是党对发展规律更深更自觉的把握，据此提出的转变发展经济方式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时期，“科学发展观”由发展战略上升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这是基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进入这一历史时期，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暴露，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相关矛盾更加突出、更加深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国企民企”问题、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问题、行业垄断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思想越来越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点，各种怀疑、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声音明显增多。“四种风险”“四种考验”是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对此，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正确的问题意识，自觉地把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领导工作的生命线。党的十七大在这紧要关头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做了鲜明有力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代问题同党的理论创新又一次深入互动。

五 全面深化改革，更高层次开放，更高质量发展（2012～2018年）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事业迈入了新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问题意识”十分鲜明，他面对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重大时代问题，提出了“中国梦”这一富于时代意义、时代特征的生动阐释；面对实现总目标、总任务之根本路径问题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明确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思考和论述问题时，关注重心同样是“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他明确指出：“围绕这些重大课题，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4]。

党的十八大理论创新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这些新阐述、新概括，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依法治国”“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理论阐述相继形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征程，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根本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新思想”以“八个明确”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及其基本矛盾转化等基本理论问题；以“十四个坚持”全面阐释了新“两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基本战略以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观点、重要论述；“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阐明了进一步全面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发展理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阐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与价值取向，这是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理论成果。

同样，在高度关注时代问题的同时，习近平同志也高度关注解决和应对问题的方法，他强调，无论是确定国家战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还是实现未来的理想目标，无论是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还是应对突发的国际问题，都要“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同邓小平及其他几代国家领导人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注重辩证思维和辩证分析，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实践中一些重大关系的处理，创造性地提出了“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更为突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思考问题时，高度关注了社会主义价值的理论和实践，其出发点、落脚点和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基于人民立场，并把人民立场提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5]

更为重要的是，坚持“问题意识”，关注和解决各种问题，已经成为全党上下的自觉行动，调查研究是各级党政领导的必修课，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已是一种习惯性做法。因此，时代问题是党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关切，对时代问题的关切成为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中最为重要的表征，并已塑造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风格和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30日。

《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03/c_112091331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30日。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6/c1024-2356084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30日。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Issues of the Times：Constant Concern on the CPC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Liu Zhenhua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It has been proved that only by making continuous effort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an we keep the Party's guiding thought up to date，ensure its scientificity and demonstrate its advanced nature.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lso，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the source of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issues of the times is the Party's constant concern in it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h the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the times and the issues of the times，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has been progressing all the time. As the theme of the times，development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refore，generates different issues of the times，making it possible that the theme of the times，the issues of the times an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Party keep 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laws keep evolving accordingly.

Keywords： Issues of the Times；Theme of the Times；Reform and Opening-up；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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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振环，博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理论。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289～290页。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30日。

[5]《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03/c_112091331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30日。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43页。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92页。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289～290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20页。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页。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54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64页。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6/c1024-2356084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30日。

[15]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