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意义：历史、现实、基础三个维度

近代以来的百年时间里，广大有识之士围绕中国前途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乡村建设运动实践无疑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社会实践为基本路径的乡村建设运动持续展开，并触发了人们救治乡村危机乃至中国建设前途的企盼[1]，力图“从乡村入手，去求得中国问题的解决”。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既不是“救济乡村”，也不是“办模范村”，而是要立足于“民族再造”这一艰巨而长期的使命。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影响较大的有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活动，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黄炎培、江恒源等在徐公桥、黄墟、善人桥、沪郊的实验，陶行知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等。乡村建设运动一时风起云涌，但大多中途夭折。这是因为乡村建设“整体上既没有全国性的阵势，始终未能唤起与动员农民群众广泛参与；也没能对于国家政治与社会变动发生决定的影响，所以从这一方面看却又构不成社会运动的阵势”[2]，“或者也可以说，它未成为一种社会运动”[3]。

图1-1 农民千字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农民开展了一系列乡村建设活动，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工业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乡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加快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乡村活力不足、发展滞后的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乡村的价值在哪里，乡村究竟向何处去，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命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契合了现代化发展阶段转变的需求、符合大国小农基本国情农情，为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乡村、如何建设乡村指明了方向，具备制度、市场、技术等条件，必将掀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新的一页。

首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性变化赋予农业农村新使命。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突出表现为近年来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平均贡献率以及城镇化率均接近60%，这些指标通常用来表征一个经济体正在走向稳定和成熟阶段。新的发展阶段需要重新调整城乡工农关系，同时也赋予了农业农村新使命。长期以来，农业和农村扮演着食物供给、要素贡献的角色，生产功能、增产导向占主导地位。当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结构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经济发展对资源要素量的投入依赖程度下降，这需要农业从增产转向提质，农村从要素供给向生态空间、文化传承、新消费载体等转变。

其次，“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决定乡村振兴的必然性。从全球现代化的一般历程看，农业和农村发展呈现两个客观趋向，即农业比重会持续下降、农村人口会不断减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情况大体符合这一趋势。1978～2018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8.2%下降至7.2%，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82.1%下降至40.4%。在这两个趋势性变化过程中，农业萎缩、农村凋敝、人口老龄化是普遍难题，农村衰落是全球性问题。然而，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先例，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注定不同于他国，这也意味着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稳定发展阶段，也还会有几亿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如果任由农业萎缩、农村衰败，顾了城市而丢掉农村一头，我国的现代化将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

图1-2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1-3 我国乡村总人口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情况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最后，制度、技术、市场和要素条件交汇为乡村振兴创造基础。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制度层面惠农政策持续叠加产生累积效应、技术层面新技术广泛渗透、市场层面需求的升级、要素层面城乡要素流动加强等综合作用，为推进乡村振兴创设有利条件。近年来，我国重要农产品价格、农村集体产权等领域的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惠农政策持续叠加产生累积效应，不断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调动了城市资源下乡动力。新技术广泛渗透于农业生产、服务、加工、流通和营销等各个环节和农村发展的各方面，为农业功能拓展、产业链延伸提供了条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向往，既要吃饱吃好，也要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对清新美丽的田园风光、洁净良好的生态环境有了更多期待，这为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供了需求基础。

图1-4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