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城市发展中的政治空间生产

政治的必然是地理的。中国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逐渐扩大的国际影响，迫切需要政治地理学提供科学支撑。20世纪政治地理学在西方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视角日益多样化。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复兴30余年，翻译出版了西方一系列政治地理学理论著作，[3]还出现了题名为《政治地理学》的专著。[4]但由于受国情体制的影响，关注的焦点主要还是地缘政治学，相关研究在国内还十分薄弱。

就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老一辈学者谭其骧先生的倡导和努力下，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5]但检讨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存在可以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或走传统沿革地理学的路子，注重对历代疆域政区沿革和历史地名变迁的考察；或立足于政区地理，关注政区、边界划分，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等；或从政策制度史角度入手，侧重于地方行政制度的源流演变。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当然相当重要，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石，但是由于往往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地理学分析尺度又过大，这样的研究既不足以揭示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更未能展开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具体关系。这与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整体水平较不相称。

个中原因，主要的当然是历史政治地理作为一个介于地理、政治和历史等多个学科之间的研究领域，对从事者的要求相对较高。治史的学者难以透彻地从地理角度提出、思考并解决问题；地理学学者往往缺乏相应的历史学与政治学方面的积累。不可避讳的另一个原因，便是远离“政治”的研究惯性，使人们对该领域的认识普遍不足。故而，推进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已刻不容缓。正因如此，周振鹤先生提出了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6]张伟然先生倡导了小尺度区域政治地理研究。[7]

近年来，一些学者极力推进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其中既有理论和方法上的探讨，[8]也有就某些地域、某些专题进行的论述，[9]还有从相关学科出发所做的研究和资料积累，[10]特别是借用泰勒（Taylor）、列斐伏尔（Lefebvre）、福柯（Foucault）、哈维（Harvey）、段义孚（Yi-Fu Tuan）等西方学者相关理论展开研究，使得都市政治（urban politics）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空间、尺度则成为重要的理论分析视角。[11]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就是一种社会生产，而要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有必要将空间生产过程的图景描绘出来，并将空间分为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分别对应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在认识论上，这三种空间也分别被概括为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和生活的（lived）。经过这样的分类，空间的社会性维度被极大拉伸，城市空间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空间可以成为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成为政治控制的工具。空间本身甚至也成为生产者，参与重组社会关系和建构社会秩序的过程。[12]

探讨地理学的空间必然涉及其中的要素分布、功能组合和社会活动，而这些要素和活动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不断地改变空间本身，从而需要以一种相对的、动态的、与社会经济要素相联系的和建构的角度理解地理学的空间，这便是空间的生产逻辑起点。目前，学界一般认为，空间的生产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等空间的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因此，空间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还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从空间可以观察各种权力和社会变化，而反过来权力和社会运动也不断重塑空间。[13]

尺度则是地理学另一核心概念。刘云刚先生认为，尺度可分为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人文地理学研究更多集中于后两方面。其中，实践尺度是对尺度效用的主观运用，即利用尺度的相对性作为争夺资源和权力的工具，通过对尺度实施转换过程（Scale-jumping）来使事态向有利于主体自身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尺度化的表达政治。因为表达既涉及身份认同的建构，也关系到舆论动员和事件波及尺度；同时，由于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符号、意象和话语建构，其反过来也能反映和强化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话语权。[14]

总之，空间的生产和尺度理论涵盖了包括管治、时间压缩、空间权力、空间重构等后现代地理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大量内容。这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近代中国城市空间的扩展是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在制度转变与行动互动的驱动中，以空间为载体，承载着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变化，进行着城市资源和利益再分配的政治过程。空间资源配置的本质是权利的分割、分配与交易，城市空间重构实质上就是城市政治运作的过程。故而，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实质是空间的生产过程，其中政治空间便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15]

江南地区是中国经济先行区，而上海则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地区之一，研究这一区域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具有典型意义。上海河流纵横，水网密布，这种水环境特点决定城市居民传统饮用水源是地表水，然而伴随着开埠带来的城市化，地表水逐渐变得不可直接饮用；与之同时，在新媒体（报纸杂志）的带动下，近代卫生知识广泛传播，民众的卫生观念逐渐树立起来；而在新政治（地方自治）启蒙下，民众认识到提供清洁的饮用水源是政府的应为之事。在此背景下，饮用水管理与改良成为各方（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关注的焦点，变成一项政治性议题，进一步促使饮用水管理成为政府日常管理的内容之一。

晚清以来报纸杂志等新媒体的兴起给信息披露、控制和尺度政治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在新政治影响下，自治、行业组织也给尺度政治提出了新的挑战，人们通过集中到一定规模来突破空间的限制，抢占公共政治空间。在饮用水改良与管理中，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正是利用这些方式来实现政治空间的尺度转换，从而达到各自目的：政府要实现社会管理，社会组织（行会、商团、自治团体等）要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民众要实现利益的表达。由此产生了晚清、民国时期城市不同的政治空间。因而，毫不夸张地说，饮用水既是人与自然沟通的一个媒介，又包括公共服务系统的内容，更是城市政治生活的一个介质。[16]

就近代上海城市供水而言，自来水问题是上海城市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相关研究中，往往都有一定的论述，如程恺礼（Kerrie L. Macpherson）、熊月之、周武、李达嘉、邢建榕诸先生的研究。[17]这些研究有一个特点，即从城市化、近代化出发，把自来水当作上海市政、卫生建设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展开。

日本学者菊池智子认为学界以往对上海自来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传教士的活动和卫生基础设施的建立层面，对于19世纪后半期清政府对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的探索和接受，以及该地域社会对此的动向则尚未给予充分的注意。然而，其还是从自来水管建设和自来水价格等问题出发，来研究上海自来水卫生的提高和名流的形成，[18]其视角依旧是城市化、近代化。

上述研究思路是有道理的，毕竟自来水是近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不过，对近代以来上海自来水问题的探讨还有一定的空间。正如熊月之先生所指出的，对近代中国口岸城市史的研究，费正清先生等人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解释模式，很有解释力。[19]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完全运用这个模式来解释近现代中国历史，会严重夸大西方冲击的作用。卢汉超先生研究西方物质文明在近代上海传播时，已在深化这一解释模式；[20]熊月之先生亦认为应“在中国发现历史”，对“中国中心观”多予关注。[21]

城市史研究另一个问题是，正如戴一峰先生所指出的，研究者大多侧重于粗线条地叙述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内城市规模的扩展、城市体系的形成，而甚少深入探讨区域城市群体发展变化与该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也甚少细致入微地探讨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商品、资本、技术和信息流动的具象以及城市群体、个体发展变化之间的关联。[22]

笔者在之前相关研究中也受“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关注西方技术文明带来的冲击与影响，特别是租界中出现的新事物。[23]租界是中国现代化的发源地，研究租界当然极为重要，但笔者以为还是需要同时将目光对准本地居民，毕竟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主角，分析其中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24]唐振常先生在总结上海华人对西方近现代物质文明的接受过程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25]谁在“惊”，谁在“异”，面对新生的自来水，到底谁在造谣，谁在抵制，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真的是所有华人都在抵制吗，是什么力量主导了中国近代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

最近，陈文妍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对比近代上海、苏州自来水的建立发展过程，特别关注近代城市供水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权力问题。[26]这一点与笔者最初思考不谋而合，其研究为笔者具体行文提供了诸多参考。不过，与陈博士不同的是，为了更加凸显国人在城市供水体系形成中的权力关系，笔者将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上海华界而非租界，同时对于城市供水冲突中显而易见的与政治相关的话题，如租界越界供水问题，不予研究。限于精力，为深度展现华界的供水冲突，本文聚焦于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的早期变迁历史，对闸北自来水商办案、自来水与自流井的竞争、贫民供水（沪西）等问题亦不予讨论。

1883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正式开始向租界供水，但最初并没有像越界筑路一样深入华界（不过，后来还是在部分区域深入华界，参见图1、图2）。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水厂位于原高昌庙（今半淞园路592号，参见图1、图2），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水厂。1897年开始建厂，至1902年建成通水，主要供上海城厢和法租界以南地区用水。

图1 1937年上海自来水公司给水区域（地图）

说明：图中①为上海内地自来水水厂位置，⑥为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越界供水区域。

图2 1937年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给水区域（文字）

作为上海最早的华商水厂，内地自来水厂早期经营管理权的变迁过程极为复杂。史志记载，创办之人为粤商杨文骏、唐荣俊，但没出几个月就由上海本地绅商李平书经营，不久又聘粤商刘学询为总董，李平书告退。至1909年，收归官督商办，李平书又参与其中，但在1915年收归官办后，上海绅商陆伯鸿为争办内地自来水公司，至北京亲谒财政总长，愿以60万元承办，然而最后却被浙江嘉兴商人姚慕莲集款80万元购得。[27]

为何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没有像“越界筑路”一样直接深入华界？为何上海第一家华商水厂是由粤商而不是沪商来开办？为何李平书反复参与内地自来水公司经营管理？为何最后由浙江嘉兴商人姚慕莲而不是沪商购回商办？这一系列问题尚无人系统分析。其实，频繁变化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益与权力斗争，通过运用尺度转化与政治空间生产相关理论，找到背后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这是本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