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编

第一章 新词研究与近代新词

一 近代新词之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20多年，是汉语词汇增长最快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敞开了自己的大门，外来的新事物、新概念接踵而至。人们需要新的词语来表述这些新事物、新概念，新词的增长正是这种社会生活变动的反映。与此同时关于新词的研究也随之有了长足进步，各种新词词典陆续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等语文词典也为搜集、反映新词做了可贵的努力。2006年起国家教育部门开始公布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其中收有当年的新词和流行词。

对于新词的产生、使用、普及、定型，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语言现象，从社会语言学、词汇学（造词法、命名法）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是语言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年来以新词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专著大量发表，[1]新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新词的问题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已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新词问题了。对这一历史事实，王力（1900～1986）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起了急剧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要求语言用工作上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特别是一八九八年（戊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前后，“变法”的中心人物和一些开明人士曾经把西方民主主义的理论和一般西方文化传播进来，于是汉语词汇里需要增加大量的哲学上、政治上、经济上、科学上和文学上的名词术语。

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

…………

现在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2]

亚洲的近代是东西方冲撞、融合的时代，表达西洋近代文明的新概念随着西方列强贸易的和军事的扩张，如怒涛一般涌入东方。东方的各国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努力接受这些新的概念。而古老的汉字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则成为汉字文化圈各国接受西方概念时的唯一选择。如此创造出来的大量的新词，在20世纪初的中国被称作“新名词”、“文明词”或“译词”。为了行文方便，本书将这些词统称为“新名词”或“近代新词”。[3]19世纪以来的近代新词是西方文明的承载体和传播者，有时甚至就是西方文明本身。在日本的近代词汇研究中，这些词语被称为「新漢語」，即用汉字构成的新词。[4]「新漢語」这一名称表明，新的汉字词超越了汉语、日语、朝鲜语等个别语言的框架，成为汉字文化圈概念共享的媒介。

我们必须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词是在19、20世纪之交的近代新词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二次性造词。从这一意义上说，今天的新词现象，只不过是20世纪初新名词问题的延续。近代新词给汉语带来的影响远比现在的新词要广泛、深刻得多。第一，近代新词提供了包括各学科基本术语在内的数千个学术词语，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形式来谈论近代以后的新知识；第二，近代新词中的新谓词，即采用二字形式的动词、形容词（含大量的二字非谓形容词）为汉语从文言文向口语文的过渡、实现语言的近代转型在词汇上做好了准备；第三，大量新词的出现同时为汉语词汇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一批造词成分和造词模式；第四，近代新词与今天的新词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完成是借助大量来自日语的词语而实现的。

但是，对近代新词形成的历史，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出了必要的总结。大型汉语辞典对近代新词的来龙去脉鲜有涉及，以近代新词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也是凤毛麟角。[5]这种现状都需要我们加以改变。近代新词的研究是以记述新词，特别是其中的抽象词汇、学术用语的形成、造词机制，以及新词在汉字文化圈域内的交流史实为主要目的的；近代新词的研究还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来审视今天的新词问题。对于汉语来说，近代新词的研究应该完成下述两个主要任务：第一，对近代词汇体系的形成做出完整的、深入的描述；第二，对近代词语的大部分，尤其是时代关键词进行追根寻源的词史记述。

近代新词研究的成果最直接的社会回报形式是：如同《牛津英语词典》（OED）那样，在各种大型汉语辞典中增加详细的词史方面的记述。也就是说，近代新词研究可以告诉我们相当一部分现代汉语用词的“来龙去脉”。但是同时，近代新词研究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词汇史研究的范围。语词是概念的载体，近代的新词是近代的诸种概念得以成立的物质保障。例如“自由”“民主”“个人”“权利”“义务”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键词；“原子”“分子”“细胞”等自然科学的术语，其概念的引介、确立、词汇化、普及、变异以及定型等历史过程的廓清不仅仅是词汇史层面的问题，而且可以说所有冠之以“近代”的史学研究—近代史、近代科学史、近代东西文化交流史、近代思想史等—都将与之发生密切的关联。对许多近代的新学科来说，术语的研究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因为新概念的表达基本是靠词语来完成的。对于上述研究来说，术语史的记述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而这样的研究毫无疑问需要各个学科的专家们的参与。因此，新词研究必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我们甚至可以从书末参考文献中了解到，长期以来科学史等领域的术语研究一直走在词汇学研究的前面。近年，词汇研究和其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史的研究相结合，更为我们展示了崭新的成果和令人兴奋的前景。

二 概念史的研究与词汇史的研究

近代新词的产生绝大部分并不是本族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以外来新概念的导入为动因的，因此可以称为“外来影响词”。[6]对于这些词的研究，既有概念史，即外来新概念导入史的一面，也有词汇史，即新词形成史的一面。前者需要回答外来新概念，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来自西方的概念是怎样传入并被接受的：何人？何时？通过何种途径、手段（媒介）加以引介？引介的动机如何？外来的新概念汇入已有的知识体系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接受者是怎样理解和容受的？在容受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概念上的异变？等等。

而词汇史视角的研究方法如何？用一个词来指称一个概念叫“词化”，或称“词汇化”。词化是对概念的命名，概念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也可以用一个说明性或比喻性的词组、短语来表达。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语言无优劣之分，不管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使用的语言，还是原始农耕社会所使用的语言，只要有必要，就可以表达任何一种概念，但并不是所有的概念都能词化。例如，英语中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都不是单纯词（即一次性命名）。就是说，没有不能表达的概念，但是，有不发生词化的概念。在引入域外新概念时，能否发生词化要受各种因素的左右。一般来说，在语言生活中出现频率高的概念比较容易词化，否则将停留在词组和短语等说明性（非命名性）表达的层次上。外来的新概念在引介初期常常采取词组或短语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点只要看一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等人的早期汉外辞典就可以肯定。词组、短语常常在反复使用中逐渐凝缩成一个词。对于词化的全过程，我们需要考察诸如以下的一些问题：

（1）造词的过程：词化是怎样实现的，由谁、何时、怎样完成的（概念的命名，或词组的凝缩）；

（2）词的完成度：作为复合词的理据性、词义的透明度；

（3）与旧有语词之关系：有无继承和冲突，互动情况如何；

（4）传播与普及：造词者个人的行为如何变成全体使用者的社会知识；

（5）词义的正确性：概念与词义的吻合性，与原词之间有无意义扭曲；

（6）使用过程中的变化：新词在编入现存词汇体系以后所发生的意义、用法上的变化。

概念史研究和词汇史研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概念需要用话语来表述，近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其词化常常是强制性的。我们对西方新概念的导入和词化的过程进行考察时，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动机。在19世纪初叶，外来概念的引介主要是由来华传教士们担当的。当时中外人士的交流受到严格的限制，传教士们不得不采取书籍、传单等间接的方式进行传教，即“文书传教”。这些印刷品毫无疑问是以宗教内容为主的，但又不限于宗教。因为来华的传教士认识到：为了改变中国民众的信仰，首先必须改变他们视西人为蛮夷的陈腐观念，这就需要向他们介绍西洋的各种情况，展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这部分世俗性的内容，受到传教士个人专长、兴趣的影响。同时，现实生活也使传教士们深深体会到中西文化、制度上的巨大差异。尤其是那些令传教士们深恶痛绝的制度和现象，被不厌其烦地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提及，希望中国也按照西方的办法行事，传教士们认为这是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一个重要步骤。正是这种宗教的理由使传教士们在出版书籍引介近代西方新概念上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是，传教士们对西方概念的介绍，归根结底是其传教工作的一部分。有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在当时则是以某种宗教上的动机介绍给中国的，例如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博物学、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的植物学等。在译介内容的选择上中国的合作者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

第二，引介者。众所周知，16世纪以后的西学引介，在中国主要采取了传教士口述、中国士子笔录的方式。中国人没有走出国门，而是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虽然掌握、精通了汉语，但是汉语终究不是他们的母语，加之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严重背离，这些都给引介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笔录人员的知识素养也是一个左右引介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中国士子绝大多数不懂外语，他们更重视译文的“雅驯”而不是“正确”。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日本的造词。具有深厚汉学修养的日本兰学家既不同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又不同于中国士子，他们是用什么方法翻译和造词的，与中国人的造词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同之处？是否有日语的特殊性？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解明的问题。

第三，词化的问题。这里有概念本身以及概念的体现形式两个侧面。外来的概念，有的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知识，有的是具体的文物、产品，科学技术方面的术语也具有特殊性。不同性质、种类的概念，其词化过程也就不尽相同，必须区别对待。词化的实现方式也是一个需要加以考虑的因素。如下一章所述，跨语言的概念转移有“译”与“借”两种方式，译词与借词在意义的可理解性和定型过程中各具特色。

第四，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的视角。近代新词的本质是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用汉字接受、表达西方新概念。这是一个共创共享的过程，为此，汉语、日语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在新词的意义和用法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在关于近代新词的考证上，东西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的视角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概念的容受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态常常构成了学科史的主要内容。例如，“自由”“民主”“权利”“义务”等概念的引入与接受，就是近代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课题。“哲学”“物理”“化学”等作为学科名称的确立也是该学科史研究中必须廓清的事实。这一工作既需要词汇研究视角的词源考证，也需要关于该学科的发生、发展的专业性知识。

三 关于本书

本书是一本词汇史的著作。笔者试图通过汉字文化圈近代词汇体系形成的视角，对现代汉语近代新词的产生、定型等历史事实做出阐述。关于汉语词汇的现代化，王力等做了开拓性工作，但是还有许多基本问题有待解决。中国和日本的新汉字词的创造以及围绕这些新词展开的词汇交流，是19世纪以降的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的考察范围限于现代社会具有一般教育水平的人进行社会交际、知识性活动所必需的语词，对于那些较专业化的术语，本书无法做过多的涉及。关于近代新词的词源考证，从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国语辞典《辞源》（1915）到晚近的《汉语大词典》（2000），都尚有待完善。在本书中，我们不可能在个别词的词源考证上花费太多的篇幅，但是，笔者将对那些近代中日词汇交流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新词进行词源上的概述。

在关于近代新词的研究中，第一项工作是发现首见书证。首见书证告诉我们某一词最先出现于何种文献（时代、著者、种类），如果是新造词，可以由此把握造词者和造词理据的情况；如果是借词，可以了解借入者和借入的途径。首见书证是一个新词的源头，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即使在文献检索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的今天，首见书证的发现也需要有对文献群的深刻了解，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同时，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一种把首见书证和语词的成立过于简单地联系在一起的倾向。[7]首见书证往往只能说明一个词在文献上出现的情况，往往还属于个人造词行为的范围。严复苦心孤诣创造的译词几乎都消亡了，由此可知，一个词只有在获得该语言社会的认同后，才能成为该语言词汇体系中的一员。本书的努力目标正是对这一过程做出完整的描述。

关于中日词汇交流的考察不是汉语近代新词研究的全部，但是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本书将19世纪中叶以来中日词汇交流的各个侧面，放在汉字文化圈各语言词汇体系的近代形成这一历史大语境中去考察，中心问题是：（1）中日两国是如何创造汉字新词的；（2）中日两国是如何接受对方的新词的。

本书用汉语撰写，其叙述角度自然立足于汉语，对汉语如何接受日语词着墨多一些，希望以此对汉语的近代新词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我们首先在“导论编”中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什么是汉语的“近代”，其特征如何；在造词和意义形成的观点上看“译词”与“借词”有何种不同之处；来自日语的语词在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中应该如何定位等。

在“导论编”中，我们还分别对日本和中国的近代新词研究和中日近代词汇交流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为了使国内的读者对日本的研究成果及现状有一个较好的了解，笔者尤其对日本的研究情况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关于中国国内的研究，笔者特别想指出：近代新词的问题本质上是以“言文一致”为特征的语言近代化的问题，应该从整个汉字文化圈如何接受西方新概念的角度考虑问题。

“导论编”以下，本书从用汉字创造新词、译词，中日之间在19世纪以后的语言接触，围绕近代新词、译词所进行的词汇交流，若干近代新词的创制、传播（交流与容受）、普及、定型等角度展开。其中，“新词创造编”分为三章，分别讨论了日本和中国译词创制问题。第一章以《解体新书》（1774）和《重订解体新书》（1826）为基本材料，主要考察了日本何时开始使用汉字有意识地创造译词、其方法如何等问题。考察的结果告诉我们，兰学的翻译是日本进行的第一次翻译实践，在将荷兰语转变成汉文文章的过程中，兰学家们总结出一套译词创造的方法及翻译模式。江户兰学家的翻译原则还为明治初期的英语等外语的翻译家所借鉴、继承。在这一章里，笔者对江户中期至明治初期的日本新词创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日本译词的成就和中日之间的不同之处加以阐述。

与日本不同，直至19世纪末期，在中国承担新概念引介和词汇化的主角不是本土的翻译家，而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的著述、译书、杂志、汉外辞典等出版物对近代新词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出版物同时又是中日近代词汇交流的媒介。第一个尝试系统将中西双方的概念加以对应的是马礼逊。马礼逊有独特的翻译观，这在他的辞典上有深刻的反映。在马礼逊之后，传教士医生合信也对医学术语的创造进行了尝试。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的《英华字典》（1866～1869）和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的包括化学元素名在内的科技术语都对新词、译词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们创造新词的努力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1904年出版的术语辞典Technical Terms（狄考文主编）标志着西人造词的终点。第二章对造字为词的方法在化学元素名上的成功和医学术语上的失败做了分析。

严复（1854～1921）是第一个挑战人文科学术语的本土翻译家。第三章从社会语言学和造词法的角度对严复译词的得失进行了分析。笔者还试图把严复的翻译与译词创造放在近代民族国家语言的形成，即国语的获得这一历史语境中去观察。

在“语言接触编”中，就中国人何时开始接触日本书籍、何时开始意识到日语是一种与汉语不同的“外语”这一问题，笔者试图通过明治时期访问日本的中国人留下的记录寻找答案，在这些记录中可以发现中国人开始接触日语时的朴素反应。日语词“借入”汉语的时间集中发生在甲午战败（1895）以后至五四前后的短短二十几年里，其背景是中日之间近代知识流动方向的逆转（第一章）。第二章深入讨论了日本怎样成为向中国提供新知识的途径的问题。词语具有个人创造（或借入）、社会认同的双重属性。第三章主要讨论了中国社会对日语借词的反应和使用者的心态。对于日语借词的否定性反应主要是社会心理在作祟，也有人要把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归为词源学的问题。当时各种报刊以及小册子、辞典等为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词汇交流编”中，笔者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古城贞吉担当翻译的《时务报》的“东文报译”、中国第一本具有近代意义的国语辞典《辞源》以及传教士译词创制工作的集大成者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官话》，1916）为例证，具体讨论这四种文献在借入日语词汇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在讨论历史上的文本和其中所使用的词语时，必须解决“文本的历史复原”问题。例如《日本国志》的读者在相关知识为历史所限定的情况下，究竟能从中得到哪些新的知识（第一章）？《时务报》的“东文报译”是将日本信息译成中文的最早尝试，应该认真评估译文中所使用的译词等对汉语的影响（第二章）。但是笔者在这里为考证《时务报》“东文报译”的翻译地点耗费了更多的笔墨。因为词语本身固然重要，词语得以成立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该编的第三、第四章，笔者分析了两个个案：《辞源》展示了现代汉语词汇的一个开端，《官话》则可以说是对传教士造词的一个总结。

最后，在“词源考证编”中，笔者选取了“热带”“陪审”“化学”三个词，从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角度做了细致的词源考证。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传播的中心转移至上海，传教士们的翻译以及在翻译过程中的新词创造开始得到优秀的中国士子的帮助，耶稣会士遗产的继承问题也凸显出来。“热带”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陪审”提供了一个俗语成为法律术语的事例，而“化学”则展示了学术价值取向对语词的更替、定型的影响。这三个词，从发生上看，均为中国造词，但是在普及、定型上受到了日语的深刻影响。这些事实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汉字词汇共创、共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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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仅以专书为例，如贺国伟《前卫词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贺国伟《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郭伏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杨华《汉语新词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张小平《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齐鲁书社，2008；等等。

[2]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第516页。原注从略。

[3] 新名词是包括日常词语在内的“新词”的下位概念。毫无疑问，近代词汇的研究不应局限于以抽象词汇为主的新名词，而应该与生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词汇研究互相补充。

[4] 在日语中「語=ご」是word的译词，「漢語=かんご」意为使用汉字的词语，本书在以下的行文中称“汉字词”。一般日语使用者的「漢語」意识是用汉字书写，读汉字音（即日语接受古汉语发音后形成的发音体系），而对造词者的因素则不做特殊的考虑。另，在以下行文中，日语中汉字词（含汉字假名混用词）使用日本汉字并放在「」中，以示区别。

[5] 在此我们也许不得不提到冯天瑜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对该书笔者曾有文章加以讨论。参见沈国威《原创性、学术规范与“躬试亲验”》，《九州学林》2005年冬季号。

[6] 关于外来影响词的性质等，《词库建设通讯》第7、8期（1995、1996）上有过讨论。

[7] 在20世纪50年代，有的人常常把首见书证、造词者与语词的所谓“发明权”联系起来，并延伸以证明某种语言、文化的优劣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