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急剧增长的经济体量使得国内的人才、资源、商品和服务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流动状态，当代中国出现了“境内流动”和“跨国流动”在多个层面上并存的社会现实，并已呈现时空叠加的特点。社会流动的多重性特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国内不同省份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人员交换，涉及农民工群体、流动和留守儿童群体以及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社会和文化适应、社区融入、新身份认同等议题（李路路，2006；李路路、朱斌，2015）；另一方面，伴随着国内市场规模和成熟度的日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海外，谋求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淘金”，受益于崛起中的东方市场。研究者在全球化的宏大视角下敏感地关注到了在当代中国频繁发生的“跨国流动”趋势，并在此趋势下探讨跨境迁移、跨国移民、跨国婚姻和草根全球化等现象背后的机制。比如考察中国的跨境非洲移民早期阶段的发生特征，以及在持续流动过程中累积的因果效应（梁玉成，2013）；再比如，在对中国的非洲人聚居区和韩国人聚居区进行空间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社会网络特征与演进机制，以及空间生产过程（李志刚等，2009；刘云刚等，2017）。复杂而多元的流动性特征构建了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新型现实表征，身处其中的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诸如“自己人和外人”以及“内群体和外群体”等概念，更新社会认知框架和群体行为模式，并且在一个由更具多样性的亚文化社群组成的社会结构体系中重新整合自己的群体身份和认同边界。而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内外交叠的多重流动性加速了社区类型的更迭和演进，增强了社区内部的异质性和社区间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流动性背景下的碰撞、凝聚与整合是促进社会创新的关键动力，但群体间习俗和规范差异所造成的多元诉求也给潜在的社群冲突埋下不小的隐患，成为城市人口管理和基层社区治理工作者不得不面临的巨大挑战。

相比之下，社会心理学家们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因素、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交互影响机制（Culture×Person×Situation，CuPS），借以理解人们在复杂背景下的决策过程和行动策略，并据此预测未来的走向（Mendoza-Denton ＆ Mischel，2007；Cohen ＆ Leung，2010）。在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语境下，多重流动的社会现实促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内发生重叠，形成了多类型、多角度和多层面的社会文化互动现实。在此背景下的社会心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随着资源流动和人员流动的不断加剧，中国社会出现的群体类型越来越多，新型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而多变的过程，这就使得基于群体间接触和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成员针对“外群体及外群体成员”的心理表征呈现多层次的复杂特征。在国内流动/跨国流动的群际互动框架内，本地人基于对外地人/外国人群体的观感和接触，对这些城市新移民身份的积极印象或污名感知，会以想象、隐喻或代表性符号的方式透过传媒和人际沟通的渠道最终生成特定的社会表征模型，进而深化并巩固成为共识性的大众经验。这一整套始终处在动态调整中的群际互动经验是在社会流动的多重叠加特征和社会群体多元并存的外部现实，以及心理表征和人际互构的内部过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内外因素促成的社会共识对其持有者产生了规范性影响，进而指导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这就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多地将工作重心聚焦于不同民族、社群、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模式，探讨在其背后发挥作用的社会与心理机制，整合出一套更为积极和具有建设性的社会联结系统，达到减少群际偏见和提升群际关系的目的，最终促进跨文化整合、实现多群体间的和谐共融。对于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所积累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必然会在未来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