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逻辑起点

历史是事件发生的客观集合，逻辑是事物发展的主观评判。相比而言，前者更倾向于事实判断，而后者更倾向于价值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个宏大进程来说，其历史起点是主体多元、分散无序的事实集合，体现的是事件发展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这宏大历史进程的逻辑起点则往往是主体一元、统一有序的主观建构，体现的是主观评判事件的思想性和确定性。一般来说，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指研究对象（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学说、流派）中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构成研究对象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单位。它包含着研究对象中一切矛盾的‘胚芽’或生长点，或者说以胚芽的形式包含着研究对象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矛盾。”[6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源于马克思主义以“中国话”的方式呈现在国人面前并获得关注和认同，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与实践属性的内在关联，即“中化马”与“化中国”的双向互动。如果说，理论逻辑标定和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中国化”的确定性和必然性，那么，在“中化马”与“化中国”的双向互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纲领的逐渐自觉与明确，对于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的不断反思和纠错，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与“化中国”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并深刻改变中国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包含理论的选择、接受以及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过程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中国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理论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过程中，必须经过语言翻译，即以“中国话”的方式，让更多的中国人理解、接受和认同。从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既是理论指导实践的现实需要，也是实践丰富理论的必要环节。正是在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首要工作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观点以“中国话”的方式译介至国内，通过观念激荡和思想共鸣引发全社会的广泛认同，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第二，中化马。被转换为“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结合中国实际、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经过中国革命领袖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理解、消化和运用，不断丰富和发展，进而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质、历史特点和时代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革命领袖和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和主张，经过中国式理解和转化，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问题。

第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并发展。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通过“改变世界”“改变中国”的态度和“结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的方式方法，按照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逻辑，直面中国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即通过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深刻影响社会发展方向、改变中国历史进程。

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话”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自觉，同时马克思主义在结合中国实际的过程中不断彰显其实践性、开放性品格。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标志着被中国人接受并丰富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影响并改变中国。三者分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层面、不同阶段和不同表现，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整体。区分和厘清三者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前提。也即是说，大部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少部分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译介到国内，以中文的方式呈现给国内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广度和社会大众的接受程度。一方面，“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逐渐理解和消化的过程。“译者”的认知角度、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呈现方式。另一方面，对没有机会或能力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外文原著的社会大众来说，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然限定在“译者”的介绍和叙述范围内。从上述两方面来看，革命的紧迫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在面对马克思主义时难以避免实用主义倾向，而这一倾向也为后来片面、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为此进行的正本清源、纠错纠偏埋下了伏笔。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较为宏大的概念。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理论都是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认识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看作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不能把它单单看作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成功结合的过程。”[64]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理论——实践——新理论——新实践……”螺旋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是理论发展的重要中间环节。正因如此，任何教条地、抽象地、脱离实际地照搬和应用现有理论的尝试都是盲目的、不可取的。只有真正地在实践中结合中国实际，并由此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过程，其核心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则更侧重于结合中国实际并改变中国现实，即马克思主义“化中国”。

比较三者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话”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侧重于实践过程中对理论的传播、转换、继承、丰富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则更侧重于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实践——特别是具体的实践——的指导及其深刻影响。换言之，“中国化”与“化中国”是同一进程的不同侧面。“中国化”为“化中国”提供了理论前提，“化中国”为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 “化中国”过程中的革命自觉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化中国”的双重视角来看，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那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则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以及革命的纲领、章程、路径等方面的充分自觉，进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尽快制定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就显得尤为重要。“1922年1月，《先驱》的发刊词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65]

1922年7月16～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66]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历史地看，党的二大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方式、目标等问题的分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展开和深入奠定了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一，党的二大明确了革命的纲领。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判中国革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党的二大宣言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67]党的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的状况。会议指出，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仍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控制和把持。这种认识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实际的最初尝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经验。

第二，党的二大明确了党的章程。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议案》等文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明确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大会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68]

第三，党的二大明确了革命的方向。党的二大宣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革命的相关问题，初步阐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这就是：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69]有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目标和任务的自觉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此不再是自发地、零散地、无序地进行，而是逐渐自觉地、系统地、有序地开展，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第四，党的二大明确了群众路线。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认识到群众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

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70]

可见，敢于相信和依靠群众，“到群众中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自觉。从革命的主体和动力来看，中国以往的革命实践，之所以没能达到预期效果，没能取得根本性胜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未能有效动员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

“中共二大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初步结合，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71]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角度来看，党的二大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中国共产党的创党领袖和早期共产党员，对当时的国内外状况的清醒认知和科学判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传播和掌握，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的确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基础，《中国共产党章程》（内容包括党员条件、组织纪律等方面）的明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基础，党的二大通过的九个决议案[72]，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主体已经明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从事“中国化”的人，也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主体。这一主体的规模和状态，如人员之多少、力量之大小、影响之强弱等，直接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以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主要代表的社会先进分子，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发展壮大，作为推动革命的中坚力量，愈发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已经展开。在党的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党领袖和早期共产党员，已经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中国问题，包括对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无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的判断[73]，对革命的性质、目标、对象、方向等问题的剖析和展望，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实际问题进行深刻洞察，对革命的性质、方向、路径等方面自觉认识和综合研判。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境界。

三 “化中国”过程中的探索反思

1924～1927年，中国大地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其规模声势之浩大，参与群众之广泛，社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把这段历史称为“大革命”时期。[74]

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会议。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政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当时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另一方面，张国焘、蔡和森等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但同时又都存在片面性。[75]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76]

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从1923年11月到1924年1月，各地共产党人，如北京的李大钊，直隶的韩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刘伯垂、廖乾五，山东的王尽美，浙江的宣中华，山西的王振翼等，都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77]

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78]在会上，共产党员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人数，约占委员总数的1/4。“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79]国共合作的实现，进一步促进了当时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革命武装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当时的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军阀势力大为恐慌。此时，国民党内部左、右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日益凸显。

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1925年5月30日，以五卅惨案[80]为导火索的五卅运动爆发，标志着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81]中国共产党为五卅运动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发展。[82]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国共合作的进行，特别是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思想、组织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相当的进展。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取得初步进展。党对民主革命的目标、领导权、动力和革命对象等重大问题通过革命实践的探索，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党对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也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83]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加紧了反共活动。以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为标志，蒋介石开始公开逐步地进行反共活动。[84]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85]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从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根本不同的规模和形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86]

从这场大革命的实际成效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经受住了各方面的考验，充分显示了先进性、革命性和战斗性。党的组织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壮大。数据显示，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6年内，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由50多名曾迅速发展到近5.8万名，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成为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87]

从这场大革命的经验启示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的积极性非常高。然而，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深刻决定了其阶段性和持久性。也即是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寻求真理、把握规律、凝聚共识、团结力量、探索道路等积极实践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的。大革命的失败，客观上是由反革命力量的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分化，以及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拢和支持下，先后投入反革命营垒等诸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主观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阶段，对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缺乏政治经验，缺乏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由此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革命遭到失败。[88]

从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实际影响来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仍是不可磨灭的”。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正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并且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中国实际、分析中国问题，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89]，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