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希腊化时期开启了人类文明碰撞交融全新阶段。以亚历山大的东侵为始，东西方各个族群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各个文明之间的交融也越发呈现多维度、深层次的特征。以一神教为特征的犹太文明，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与不同族群交往的过程中，犹太人在吸收外族文化和维系自身传统的道路上艰难探索。与此同时，其他族群也在这一交往中逐步深入了解着犹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产生并不断丰富其独特的犹太观念。事实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对彼此的认知是相互的，而各个族群的犹太观念生发、演变的过程，一方面彰显着文明间深度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也是各个文明对自身特性的表达。本书致力于分析“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各主体文明的犹太观念，并在研究这些观念的基础上探讨犹太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古典文明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

一文明交汇的时空：“希腊化时期”与“第二圣殿时期”

在资本主义文明于16世纪兴起将人类联结为一体之前，不同的文明圈虽然也有各种交流，但独立发展的一面更为明显。然而，在各文明圈独自发展的过程中，某些历史时期却因文明间的高度交互而熠熠生辉并引人深思。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便是如此。在这一时空下，各个古代族群犹太观念的史料突然变得丰富而突出，这种现象本身也正是犹太文明与其他文明，尤其是古典文明冲撞融合的缩影。不过，意欲将把握历史整体与深描各文明阶段性特性相结合，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不同族群犹太观念的生发、特征和演变，框定相关的历史时段与地域范围十分必要。就本书探究的内容而言，“希腊化时期”与“第二圣殿时代”构成最为基本的时空框架。

首先来看“希腊化时期”。学界一般认为“希腊化”（Hellenization）的概念由德意志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于19世纪首先提出，用来指涉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所创立的时代及其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被德罗伊森概括为“希腊主义”（Hellenism）在东方的扩张渗透及其与东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维度深层次的碰撞与交融。[1]学界之后对“希腊化时期”文明间碰撞交融的时代精神十分认可，但在把握“希腊化时期”的政治、社会、宗教等不同维度以及“希腊主义”与诸东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上，却涌现出不同意见。相关分歧直观体现于“希腊化时期”的起讫时间。

就“希腊化时期”的起点而言，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侵被普遍接受。对“希腊化时期”止于何时的问题，学界却观点不一：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公元前31年；某些犹太学者主张公元前63年。[2]这些时间的选择主要出于政治维度的考量。前者是亚克兴之战与托勒密王国的灭亡，后者是庞培征服耶路撒冷与哈斯蒙尼王国的灭亡。然而，文明间深度交互的时代精神显然没有随着托勒密王国或哈斯蒙尼王国的灭亡而终止，许多从社会和文化维度出发的学者对“希腊化时期”讫点的划定要比公元前1世纪晚得多。德罗伊森便认为不同文明在“希腊化时期”交汇融合的高潮是基督教的诞生，而基督教至少在公元1世纪才真正出现。马丁·亨格尔则以具有侵略性特征的“希腊主义”与古代犹太教博弈的视角考量“希腊化时期”，认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是在罗马的统治下才彻底实现“希腊化”，因而“希腊主义的时代”（Age of Hellenism）绝非止于亚克兴之战。[3]

事实上，一方面，罗马强权对东西方文明互动最直观的影响在于地缘空间格局的变化。环地中海世界因罗马帝国而获得了政治上的统一性，此前近东地区与中东地区的政治联结被打破。由此，巴比伦、波斯与希腊、罗马的文明互动日益边缘化和隐性化。曾有学者指出，在希腊化开启的东西方文明互动中，东方文明对古典文明影响最甚的精神力量是巴比伦的占星术、波斯的二元论和犹太的一神教。[4]罗马帝国的确立显然削弱了巴比伦与波斯因素的影响。[5]与此同时，犹太文明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古典文明获得了共同的政治背景，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因此得到强化和深化。事实上，在包括犹地亚在内的近东地区，希腊化的进程直至罗马时期才达到高潮。[6]古典文明正是在这一时期展现出对犹太文明相对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涌现出兼具多样性和一致性的犹太观念，尽管文明间的偏见始终存在。

另一方面，“希腊化时期”思想与心态方面最显著的发展趋势，即时代精神的宗教化，在罗马帝国早期依然延续发展。威廉·文德尔班甚至以“世俗文化向宗教文化的转变”来界定“希腊化时期”，不少学者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7]尽管用“世俗”描述希腊文化不尽准确，但“希腊化时期”以来社会风貌的宗教转向是确定的，而且罗马帝国的确立并未使之发生逆转。古典文明的宗教转向既源于自身内部的发展变化，也深受东方文明的影响。广袤的希腊化王国以及罗马帝国使君主制和帝王崇拜成为主导性的统治机制，加速了古典城邦体系的崩坍，推动着政治和哲学的主题聚焦于个人及其内心世界。[8]同时，东方文明与古典文明互动也在大力推动这种转向，犹太文明便是其中的代表。它们提供了迥异于古典文明却魅力十足的宇宙论和价值观，使得观念与观念的博弈日益激烈，直至整个罗马帝国的精神特质与社会景观彻底改变，进入所谓“晚期古代”。

作为现今史学研究的热点主题，“晚期古代”的时段大致在公元2～8世纪，地域上以古典文明辐射的地中海世界为核心。[9]就概念而言，“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是与“古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相对照的产物。这两个时代在文明的基本范式层面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地中海世界由以城邦-帝国、多神教等为特征的希腊-罗马样式最终转变为以团契-教会、一神教等为特征的犹太-基督教样式。[10]“晚期古代”的发端（约公元2世纪），实质上体现出公元前4世纪以降文明间碰撞交融的大潮在地中海世界激荡出某种阶段性的成果，古典文明的宗教转向至此初现轮廓。据此，这里将“希腊化时期”理解为“古典古代”转向“晚期古代”的过渡时期，时段上以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化王国为发端，以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为尾声，涉及的空间范围则集中于环地中海世界。为行文方便，亦将这段历史时期称为“希腊化-罗马时期”。

如果说“希腊化时期”构成文明深层互动的宏观背景，那么犹太文明便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主体之一，并在文明互动的过程中展现出惊人的开放度、创造性和爆发力。它不仅为文明博弈提供了核心的观念要素——一神论，而且在广泛而强烈的文明互动中推动着犹太的一神传统及其外化的生活方式在各个层面冲击外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地中海周边各大文明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步认识、理解一神教，并开启文明范式的转型。事实上，犹太文明在应对“希腊主义”时代挑战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应的、犹太视角的历史断限，这就是“第二圣殿时期”。犹太史上的这一时期与“希腊化时期”在时段上呈现出高度的重叠性。

一般而言，犹太历史上的第二圣殿时期起于公元前516年第二圣殿的复建，止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然而，就起讫时间而言，“第二圣殿时期”因其承载的犹太文明的阶段性文化特征而具有相当的弹性。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文明的许多特征在“巴比伦之囚”时期已经滥觞和发展，如接纳与改造外邦文化 [11]，只是在随后的历史中演变得更为成熟，体现得更为突出。同样，虽然犹太人在第一次罗马-犹太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圣殿，并且进入探索自身文明出路的艰困时期，但犹太文明在第二圣殿时期呈现出的发展潮流依然在延续，如以开放性姿态调和自身与外族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这些潮流的式微，在政治层面的标识是公元2世纪初的散居地大起义与巴尔·科赫巴起义；在社会和宗教层面的标识则是基督教和拉比犹太教的出现。这些情况折射出犹太文明与古典文明的碰撞交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孕育出了成熟的果实，地中海世界正是在这重背景下进入“晚期古代”。此后，犹太人开始转向内在，地中海世界犹太观念的发展也开始逐渐进入以基督教为大背景的新阶段。

二犹太观念的塑造性因素与特点

在“希腊化-罗马时期”，影响不同族群犹太观念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犹太文明自身呈现的样貌，这是犹太观念形成发展的对象性主体；二是各族群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时代境遇，这构成了犹太观念形成与发展的认知背景。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犹太观念。

就犹太文明的自身发展而言，“大众化”与“希腊化”是犹太教在“希腊化-罗马时期”或“第二圣殿时期”发展变化的两条主线，它们在塑造犹太文明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非犹太族群的犹太观念。前者使得犹太文明的普适性大大提升，推动着不同族群的犹太观念呈现出一致性。后者一方面推动了犹太身份建构的变革，使犹太人从原先的“族群概念”变成“族群-宗教概念”，从而使“犹太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与“希腊主义”相埒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促使不同族群的犹太观念走向多样化。

犹太文明的“大众化”是指曾经属于犹太精英的宗教责任和特权开始逐渐为所有成年犹太男性所分担和享有，犹太人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参与意识逐步深入整个犹太社会的过程。这一进程强化了犹太认同，使得犹太生活在不同地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推动着非犹太世界形塑统一性的犹太观念。犹太教大众化的内容丰富，其中对统一性犹太观念塑造影响较大的主要围绕圣书的普及以及对犹太习俗的丰富和强化展开。

希腊化-罗马时期，犹太文明涌现的各种推动宗教大众化的新元素，其落脚点几乎皆在圣书。圣书是规定犹太生活方式的终极权威，是犹太人承继自身传统的指南，这点适用于全体犹太人。在这一时期，不仅圣书被正典化，而且出现了关于圣书的大量评注以及翻译为希腊文的《七十子士本》，这些都表明圣书对于犹太社会的深入和普及。所有的犹太人多少都知晓一些圣书的内容，他们不仅通过圣书学习神圣性知识，更重要的是研习构建起日常生活的律法。事实上，包括守安息日和各类节日、遵守犹太饮食法、缴纳圣殿税以及行割礼等，均是犹太律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具化。宗教大众化的展开提升了犹太人遵守各项律法的广度和强度，使犹太性获得了统一的表达，为犹太身份确立了边界。在外邦人的犹太观念中，无偶像崇拜以及各类犹太习俗既是他们了解犹太文明的直接来源，也是他们关注犹太性的公共主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犹太观念往往呈现跨越族群和时空的一致性。

犹太教的“希腊化”主要是指希腊文化作为具有扩张性的强势霸权文化，或曰“希腊主义”，对犹太传统的渗透与影响。事实上，随着希腊化诸王国的创立，应对希腊文化的冲击便是犹太文明无法回避的问题。希腊化对犹太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马加比起义以最激烈的方式抵抗“希腊主义”，试图消解同化犹太传统的努力，但哈斯蒙尼的统治者依然采用“希腊主义”的方式，将宗教和生活方式变成建构犹太身份的决定因素，巩固了大众化过程中的具有普适性的犹太元素，从而使犹太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博弈进入了新的阶段。

此外，由于不同地区的统治情境迥异以及犹太社团自身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犹太社团希腊化的维度和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在犹地亚（以色列地）与散居地的对比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犹太文明的核心区犹地亚与其他大规模的散居地社团，如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社团，在希腊化时期逐步分属于不同的政权统治，这种情况推动犹太文明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即便罗马确立了统一帝国的统治，犹太圣殿作为犹太核心地区不可取代的标识，依然使人无法忽视犹地亚地区与各散居地之间的差异。相比之下，散居地在接受希腊文化的维度和程度上更为多元和深入，而犹地亚地区的希腊化更多局限于政治领域和制度形式，希腊文化的核心观念则很难深入大众。上述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非犹太人对犹太人和犹太传统的认知。例如，对居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而言，他们更加关注同城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与其权利义务的矛盾，故“双重效忠”的形象在其犹太观念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而对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居于叙利亚地区的希腊人而言，哈斯蒙尼家族推行强制皈依犹太教的举措，则极大地推动着他们对于犹太教的妖魔化想象。

除却犹太文明本身的因素，各族群犹太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既受限于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又会随时势而变。宏观的统治架构、具体的历史事件、文明间的相切性和排斥性，这些都对各族群的犹太观念产生影响。事实上，犹太观念形成、发展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与博弈。一个文明越成熟、越具有精神方面的独立性和活力，其在文明互动的过程中便越强势。就此而言，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地中海，除却犹太文明，主要的成熟文明当数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 [12]。在时序上，犹太文明依次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进行了密切、深入的交往互动。这些族群的犹太观念也正是在这一顺序上展开，并且展现出族群性以及阶段性的特点。

就族群性而言，埃及、希腊以及罗马都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犹太观念，而这与三者各自文明的特征密切相关。不同文明处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地位，对其他文明的关注点自然有所不同。埃及文明在这些文明中最为古老，尽管在希腊化-罗马时期，埃及人已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埃及文明却依然具有相当活力。独特的宗教是展现埃及文明自豪感最重要的载体，而对异族统治的抵触也彰显出埃及文明的自尊。因此，埃及的犹太观念反映出该文明独特而沉重的历史记忆和宗教情结。在埃及人看来，犹太人是来自亚洲的入侵者和渎神者，他们恣意践踏埃及的神庙，终将被赶出埃及。

希腊人最初把犹太人想象为具有高度智慧的“哲学民族”，并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犹太人与希腊人具有同质性，但这些大多源于他们对东方的想象。进入希腊化时期，当二者真实接触之后，希腊人的犹太观念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把握。

首先是政治层面。希腊人曾是近东地区的统治者，他们将推行希腊化作为其统治方略，这不但造成犹太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对立，而且引发了犹太人与希腊人的战争——马加比起义。在这场冲突中，希腊主义以霸权文化的姿态对犹太文明的内核发起了挑战。哈斯蒙尼王朝建立后大肆扩张，不仅对以土买人行割礼强制使其皈依，还占领并统治了许多希腊化城市，由此以正面姿态对希腊主义做出了反击。这场冲突极大地恶化了希腊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使得希腊世界出现了某种针对整体犹太文明的敌对观念，犹太人被描述为全体希腊人的敌人。

其次是社会层面，这更多地体现在散居地的希腊化城市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希腊城市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邦”，但希腊人仍然在以城邦的范式认识和评断其他族群。在与犹太人共居的城市之中，如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公民无法接受的是，犹太人享受某些城市权利却免于承担城市的相关义务，不参与“城邦”的宗教活动，而犹太习俗营造的族群边界更加强化了希腊方面的不满，其固有的犹太人“仇外”“仇视人类”的观念日益强烈，这与亚里士多德所述“城邦之外，非神即兽”的观念一脉相承。

希腊人的犹太观念一方面取决于希腊化时期独特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的特征。在希腊化城市中，希腊公民团体和犹太族政团作为相埒的政治实体，各自成为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的缩影，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一直延续到罗马时代。

罗马人的犹太观念可以概括为“恐犹症”，主要集中于罗马的保守精英阶层，这种“恐犹症”不是针对犹太人，而是针对作为宗教和生活方式的犹太教。事实上，罗马人总是设想自身过往曾拥有过道德至上、族群至纯的黄金时代，而外邦人的到来，杂混了纯净的血统，污染了高尚的道德，引发罗马的堕落，故而他们对于外邦人及其观念总是抱有敌视和恐惧之心。[13]于是，罗马人将犹太生活方式斥为“迷信”，并且把犹太教视为罗马所珍视的正面价值观的对立物。在罗马精英眼中，犹太教排外而又成功，这两者混合的独特性质使他们对犹太教产生了一种矛盾情结：憎恶与尊敬相依，吸引与排斥并存。他们担心犹太教最终会摧毁罗马社会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而当皈依问题逐渐为罗马人所认识，犹太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从第一次罗马-犹太战争之后罗马的犹太举措来看，罗马人是在以自身多神教的立场去消灭犹太教。尽管罗马人的目标未能实现，但这次博弈却以沉重的代价开启了多神教帝国与独一神宗教的对话，从而为罗马帝国转向基督教埋下了奠基石。

就阶段性而言，犹太人与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接触有先后顺序，因此，埃及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各自犹太观念的形成有着时序上的阶段性。这是阶段性的第一层表现。在这种时序阶段性的基础上，各族群的犹太观念相互影响，出现观念的叠加、融合和深化，这是阶段性的第二层表现。具体说来，埃及人的犹太观念最早形成，随后是希腊人的犹太观念，但在希腊人犹太观念的发展过程中，埃及观念与之产生了融合。最后，当罗马成为地中海地区终结性霸权之时，其犹太观念也与希腊和埃及的犹太观念产生交汇，而且在程度上大大加深，形成了对犹太教的整体性的新认识。这一过程实质上反映着犹太文明与三个高度发达的多神教文明所进行的博弈，而各族群犹太观念的演变，也是他们对一神教认识不断丰富、逐步提升的过程。

三学术回顾与研究资料

学界关于古代世界犹太观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古代反犹问题的研究，一是犹太流散问题的研究。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本身是古代世界犹太观念中的核心主题，而后者则展现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进行互动的历史语境。

从整体上看，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各族群的犹太观念相当负面。曼纳海姆·斯特恩曾把公元前5世纪起至公元6世纪的希腊与拉丁作家提及犹太人、犹太教的言论汇总整理为三卷本的巨著《希腊拉丁作家论犹太人与犹太教》。其中可以明确判定对犹太人与犹太教持负面态度的文献占到文献总数的23%。[14]考虑到作品收录的大量古典文献并非专门讨论犹太问题，多数情况只是顺带提及犹太元素而没有价值判断，这一比例可谓相当之高。除了古典作家的作品，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犹太作家均有为犹太性进行辩护的作品：约瑟夫斯撰有两卷的《驳阿庇安》，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著有《为犹太人申辩》、《反弗拉库斯》以及《觐见盖乌斯》。此外，各类非文献史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古代犹太问题的复杂性，但许多关键史料依然昭示着古代世界犹太人所处的困境。[15]事实上，研究古代世界的犹太观念，反犹始终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无法回避。

一般认为，古代反犹问题的研究发端于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蒙森秉持强烈的西方中心倾向，确信罗马时代与19世纪时欧洲的反犹现象并无二致，认为应该在东西方对峙的宏大背景中理解反犹现象：彼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等同于西方人，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而犹太人则被归为彼时的东方人。[16]与蒙森同时代的纳粹学者，大都把古代反犹问题作为支持种族主义反犹的素材。例如，A.施佩林把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族际冲突解释为文明的希腊人与野蛮的犹太人之间的斗争，古代反犹的希腊作家阿庇安被他视为西方式的英雄，其论述的主旨在于借古喻今，为当时德国的反犹主义提供支持。这类作品基本已被淘汰，用泽维·亚维茨的话说：“纳粹时代出版的这些书籍仅仅对研究德国教授们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心理状况具有价值。”[17]

尽管古代反犹问题研究诞生于某种不甚光彩甚至黑暗的时代氛围中，但是某些研究预设依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在于强调犹太文明自身的独特性，并以此作为解释反犹现象的前提。换言之，独特的犹太性造成了犹太人的独特命运。关于这种预设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犹太性的表现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侧重各有不同；其二，对于犹太特殊性的强调并没有局限于非犹太学者，特别是持反犹立场的学者之中，不少的犹太学者也采用了这种预设，而这些人大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蒙森强调犹太独特性的表现是流散。其在《罗马史》第五卷中指出：“仇视和迫害犹太人与流散本身一样久远。”[18]就解决犹太问题的方案而言，他主张犹太人应该放弃其犹太特性而融入主流社会。[19]犹太史学家维克多·切利科夫也认为流散是古代反犹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反犹主义的本质在任何地方总是相同，而它的表现则根据地点以及环境的不同而变化。反犹主义的本质在于犹太民族在列族中的异体性存在。犹太民族的异体性是反犹主义产生的核心因素，这种异体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对列族而言，犹太人是异族，因为他们是源自其他地方的异乡人；他们是异乡人还因为在当地居民的眼中，犹太人的异族习俗令他们感到既陌生又奇怪”[20]。犹太人的“隔离性”与犹太教也常被视为古代反犹的本质性特征。马塞尔·西蒙便指出：“希腊罗马的反犹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犹太的隔离主义。”[21]扬·塞芬斯特研究古代反犹的结论则是：在古代世界中，异教的反犹基本以宗教为特征，其根本原因总是归于古代社会中犹太人的古怪性。犹太人从不与其他人相同，总是坚持隔离自己。[22]

就“独特的犹太性造就反犹主义”这一预设而言，它最常遭到的批评便是混淆古代反犹的原因和借口。[23]事实上，很多非犹太复国主义或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学者便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古代世界的反犹问题。他们不认为犹太人的流散导致反犹，与此相反，恰恰是犹太人建立哈斯蒙尼王朝才推动了古代反犹现象的出现。持此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伊莱亚斯·比克尔曼，他曾断言：“在马加比起义之前，希腊文献中既没有反犹的篇章，也没有任何关于反犹行动的记载。”[24]马丁·亨格尔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塞琉古时期，希腊化改革派犹太人的失败以及正统派的胜利使得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疏离更加严重，“与非犹太人隔离的倾向因强制同化而增强，与之相伴的还有哈斯蒙尼王朝在巴勒斯坦的政治扩张以及犹太人在托勒密王国后期在军事领域取得支配性地位，这些引发了古代的‘反犹主义’”。[25]概而言之，这派学者主张古代反犹现象出现的首要原因在于特定的政治冲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希腊化时期爆发的马加比起义以及随后哈斯蒙尼王朝扩张所引发的族际冲突。

20世纪中期前后的切利科夫和比克尔曼恰如第二圣殿时代的犹太圣贤山迈和希勒尔，作为观点相左的双子巨星闪耀于犹太古代史研究的星空之上。尽管双方的政治立场不同，但其开创的学术传统却极大地启迪了后学。就古代反犹问题而言，切利科夫一派认为古代反犹的主因在于犹太独特性对异族的影响，因此多偏重于以犹太视角研究散居地的状况，并主张古代的反犹现象起源于散居地。然而，该派除了会遭到“混淆原因与借口”的质疑外，常常忽视古代世界非犹太人的视角。因此，古代世界不同族群的犹太观念的多样性在其研究中便显得不足。比克尔曼一派的突出贡献在于能够准确把握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互动，但这派学者太过执着于巴勒斯坦的政治斗争以及犹太政权的影响，以致散居地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有时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学术硬伤。[26]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古代反犹问题的研究大都综合上述两派的长处，平衡处理巴勒斯坦地区与散居地，并且在认识到犹太特殊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古代的非犹太人对犹太特性做出何种回应。彼得·舍费尔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27]

在其最新的研究中，舍费尔在采用犹太特殊性的研究预设的同时，更加关注非犹太人对这种特殊性的回应。用他的话说：“犹太人的‘隔离性’和‘古怪性’的确具有本质性特征，但是把它作为外族反犹主义的原因是混淆原因和借口，让犹太人为异族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犹太人的孤立到什么程度并不重要，事实上，他们必定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特征。关键的问题是希腊罗马人由于这点做了什么。”[28]以此为出发点，舍费尔全面讨论了非犹太人对各种犹太特征的态度，包括民族起源、一神崇拜、饮食法、犹太节日、割礼等。这些成果无疑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还要提及的学者是便雅悯·以撒。尽管没有专门探究古代的反犹问题，但其在《古典古代种族主义的发明》中，却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给外族人定性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进行了研究，这对研究其犹太观念具有指导意义。[29]

如果说古代反犹研究以研究的预设和解释体系见长，那么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犹太流散研究所强调的便是史料的丰富多样以及犹太人作为客居者的长时段发展全景。这里首先有必要对“流散”（Diaspora）的含义加以说明。国内学界常以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的失败作为犹太“大流散时期”的开端。[30]然而，犹太社会出现大规模的散居生活却并非公元135年之后的现象。事实上，所谓“流散”或“散居”，是指犹太人生活在其文化传统中的“应许之地”外。所谓“应许之地”大体与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相重；在希腊化-罗马时期，则主要是指以耶路撒冷圣殿为核心的犹地亚地区。学界对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犹太流散研究，其地理意涵基本是指地中海范围内犹地亚之外的地区。此外，尽管犹太人在这一时期已经散居各地，但资料丰富到能够建构出相对完整的散居史的地区却为数寥寥，大体只有埃及、昔兰尼、叙利亚、小亚细亚的某些地区以及罗马城，上述五地加犹地亚本土，基本构成学界研究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犹太史的地域背景。

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流散研究始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这一领域从其发端便以史料的发掘整理为特征。很多知名文献在这一时期被以历史学、语文学的方法重新编辑注释，为人们展现出散居犹太人的多彩世界。例如，雅各布·贝尔奈斯对伪弗西利迪斯的研究以及约翰内斯·盖弗肯校注的《西卜路巫语》。[31]进入20世纪后，非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铭文方面，法国神父让-巴蒂斯特·弗赖于1936年出版了《犹太铭文集》第一卷，而后于1952年出版了第二卷。[32]纸草方面，维克多·切利科夫和亚历山大·富克斯编辑了三卷本的《犹太纸草集》。[33]古物研究方面，欧文·古迪纳夫13卷本的《希腊罗马时代的犹太象征》至今仍为相关研究倚重。[34]在经历二战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后，各类散居地史料的整理再次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卡尔·霍拉迪编辑了希腊化犹太作家的作品残篇。[35]摩西·哈达斯编译了《阿里斯蒂亚书信》。[36]霍华德·雅各布森编译了悲剧作家以西结的悲剧《领出去》。[37]詹姆斯·查尔斯沃斯编辑了《旧约伪经》。[38]威廉·霍伯瑞以及大卫·诺伊重新编辑了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埃及犹太铭文。[3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曼纳海姆·斯特恩编辑的三卷本的《希腊拉丁作家论犹太人与犹太教》。[40]这部作品不仅汇集了古代文献中希腊罗马作家涉及犹太人的相关记述，更为重要的是，学界对于这些作品的分析、争论，他也都一丝不苟地安插在每篇的序言和注释之中，信息量巨大，对于研究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犹太观念意义非凡。

除去对各类史料的发掘整理，流散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书写以散居地为中心的专题史。事实上，切里科夫在《犹太纸草集》第一卷中以概括纸草史料为基础的引论已经与一部散居犹太通史无异。此后，希蒙·阿普勒鲍姆研究了犹太人在古代昔兰尼的散居状况。[41]约瑟夫·莫杰夫斯基和阿里耶·卡舍尔研究了埃及犹太人的散居史。[42]哈里·利昂和伊迪斯·斯莫尔伍德则探讨了罗马犹太人的散居状况。[43]这些作品对散居地社会结构、文化特点、族群关系等做了历时性考察，为研究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各个亚文明圈的犹太观念提供了重要支持。

目前，散居研究最为重要的学者当数艾希·格林和约翰·巴克利，而这两人的学术观点却截然不同。格林对散居犹太人的状况充满自信，并认为非犹太世界的犹太观念相当正面。他认为犹太人在散居环境中并不需要为维系族群认同而斗争，相关文献对犹太习俗、信仰进行辩护的目的在于争取非犹太人的皈依。[44]在整个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帝国相当长的时期内，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关系十分和谐，而在面对这一时期内针对犹太人的族际冲突时，他也更加偏好使用偶然性、个人因素等加以解释。[45]希腊化-罗马时期，犹太人充满自信是事实，但就族际互动而言，犹太人的自信并不能证明他们与其他族群关系和谐。事实上，托勒密时期独特的政治结构的确有利于提升犹太人的自信，但这种自信却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希腊人，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公民的憎恶和嫉妒，双方在罗马时代的冲突与这种自信不无关系。

相对于格林，巴克利的历史建构则充分体现了希腊化社会散居环境的复杂性。巴克利深受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对于多元社会中族群观念与认同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把希腊化分成了政治、社会、语言、教育、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以及物质现实等七个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同化、文化移入与文化取向的三重模型来分析散居文献所体现的身份观念和族际互动。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散居犹太人的希腊化和身份观念多样复杂，同时，犹太人与周围非犹太人的关系并不乐观。他们既需要为维持自身的认同而努力，也需要对非犹太人对他们的偏见和指控做出回应和反击。这些都证明了希腊化-罗马时期，反犹在非犹太人的犹太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46]

国内系统的犹太研究大约始自1980年代。虽然这段历程还不足半个世纪，但众多的学术成果依然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徐新先生不仅对犹太文化的特征和发展历程做出了总体性的论述，而且对反犹问题有着精深的研究。这些作品对本书具有总括性的指导意义。[47]具体到希腊化-罗马时期，梁工先生等对希腊化时期犹太文献的论述对本书文献的收集和设计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宋立宏先生的系列论文不仅体现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前沿水平，也启迪了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48]在古代犹太研究领域外，刘文鹏、袁指挥等学者对埃及文明以及象岛犹太社团的研究，吴晓群先生对希腊文明的研究，杨巨平、陈恒等学者对希腊化时期的研究，王晓朝等学者对罗马帝国转型的研究均对本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49]

本书的研究借鉴了上述提及的中外学术作品，希望能够对希腊化-罗马时期文明互动的情况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

最后，希腊化-罗马时期最重要的犹太作家是约瑟夫斯与斐洛。关于约瑟夫斯，本书使用了洛布古典丛书译本、惠斯顿译本以及梅森主编的10卷译注本。[50]梅森本中的卷10《驳阿庇安》为约翰·巴克利译注。约瑟夫斯的《驳阿庇安》由于涉及约瑟夫斯驳斥外族作家对犹太人的各种指责，突出反映各族群的犹太观念，因而对本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本书出现《驳阿庇安》，皆以巴克利译注本为准。[51]关于斐洛，本书使用了洛布古典丛书译本与荣格译本。[52]关于次经和伪经，除了使用查尔斯沃斯的编注本，也参考了查尔斯的版本。[53]关于各古典作家涉及犹太内容的部分，除使用斯特恩《希腊拉丁作家论犹太人与犹太教》外，均参考洛布古典丛书以及相应的中译本。

四研究思路

本书考察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时代的犹太观念，主要从两条思路展开。其一是犹太文明自身在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特点，其二是犹太文明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以及罗马文明进行的博弈。就第一点而言，本书借重古代反犹研究中强调犹太文明特殊性的研究预设。这一研究预设的合理性在于，犹太文明在古代世界确实具有特殊性，这一文明建基于独一神论 [54]，以摩西律法为行为准则，其认同观念着眼于圣殿和《托拉》经典。毫无疑问，在多神论盛行的希腊化-罗马时期，犹太文明的生活样式不仅与众不同，而且本质上不能够同其他建基于多神传统的文明相融合。职是之故，犹太文明与非犹太文明之间的互动才产生了强大的张力。

就第二点而言，本书主要选取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城作为研究的重点地区。选取这几处进行研究的原因在于，第一，就非犹太人的犹太观念而言，这几处留下了最为丰富的史料。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是希腊化-罗马时期最大的城市，文化最为发达。就犹太族群而言，亚历山大里亚的散居犹太文献有很多传世，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的犹太社团。正因此，约翰·巴克利甚至认为“在夸张的程度上，这些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几乎使亚历山大里亚犹太教成为‘流散犹太教’的同义词”。[55]同样，该城作为希腊化的中心，众多的希腊作家的作品也是在这里创作并被保留下来。罗马城则是拉丁文献重要的来源地。此外，这两处还有着比较丰富的非文献史料，包括纸草、碑铭等。第二，这几处体现着相应文明最典型的文化特征。在希腊化-罗马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可谓希腊文明的代表，而罗马城则可谓罗马文明的代表。由于这里是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核心，因此，希腊人、罗马人在这些地区与犹太人互动所出现的各种观念，最能体现这些文明的特征。

在方法上，本书采用文本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展现犹太文明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以及罗马文明之间的博弈。文明的交流与碰撞造成观念的生发，而这些犹太观念的表达，一是通过文本材料，二是通过历史事件，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沿着上述思路与方法，本书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从整体上分析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犹太文明，勾勒出这一时期犹太性与犹太身份的特征与发展变化。只有首先了解犹太文明自身的特征，才能把握犹太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博弈。

第二章研究埃及族群的犹太观念。从埃及祭司马涅托记述犹太民族起源的文本入手，分析埃及犹太观念的特点；并通过对埃及历史的回溯，探究埃及犹太观念形成的历史渊源；最后分析埃及犹太观念对希腊族群的影响。

第三章从文本层面分析希腊族群的犹太观念，以城邦范式对希腊犹太观念的塑造以及埃及犹太观念同希腊犹太观念的融合为线索，探究希腊族群犹太观念的特点和发展历程。

第四章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个案，从托勒密王权、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公民、亚历山大里亚犹太族政团以及该城埃及人这四者的互动关系出发，分析希腊族群犹太观念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根源。亚历山大里亚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一般希腊城市中希腊族群和犹太族群之间的冲突模式。

第五章延续第四章的历史分析，探讨罗马入主埃及之后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动，通过分析公元38年的族际冲突，剖析这一历史时期罗马、希腊、犹太等文明在互动过程中各自的行为逻辑。

第六章从“罗马和平”的意识形态出发，研究罗马族群的犹太观念，并通过分析罗马-犹太战争的影响探讨多神教帝国与独一神宗教的互动机制。

最后为结语。

[1] J.G.Droysen，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Tübingen，1952-1953.关于德罗伊森著作及其观点的情况，参见M.Hengel，Judaism and Hellenism，J.Bowden，trans.，2 vols，London：SCM Press Ltd.，1974，pp.2-5；杨巨平：《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绪论部分。学界对于“Hellenism”与“Hellenization”的内涵争论颇多，陈恒曾汇总各派学者的观点，并主张根据不同语境将“Hellenism”译为“希腊主义”或“希腊化”；同时他还分析了“Hellenism”的内容、时空以及希腊时代与希腊化时期的异同，参见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第一章。不过，在研究古代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交互的学术圈内，一般认为“希腊主义”与“希腊化”是同一历史现象的两个方面。“希腊主义”通常是指希腊化-罗马时期的脱胎于古典希腊的文化传统，而“希腊化”则是对这种文化传统的接纳、吸收和改造。参见L.L.Levine，Judaism and Hellenism in Antiquity：Conflict or Confluenc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8，chap.1，esp.pp.16-19。

[2] 学界以公元前31年为界的讨论，参见陈恒《希腊化研究》，第38～42页；杨巨平《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第3页。主张以公元前63年为“希腊化时期”讫点的学者代表是沙亚·科亨，参见S.J.D.Cohen，From the Maccabees to the Mishnah，3rd ed.，Louisville：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14，chap.1。

[3] M.Hengel，Jews，Greeks and Barbarians，trans.，J.Bowden，London：SCM Press，1980，pp.52-54.

[4] 汉斯·约纳斯：《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张新樟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12～14页；张新樟：《“诺斯”与拯救：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神话、哲学与精神修炼》，三联书店，2005，第33页。

[5] 事实上，占星术渐化于希腊的天文学以及各种神秘宗教中，而流行于罗马世界的密特拉教虽然脱胎于波斯祆教，但二者关系却是晦暗不明。参见江晓原《历史上的占星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第3章、第4章；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第10章。

[6] M.Hengel，The ‘Hellenization’ of Judaea in the First Century after Christ，London：SCM Press，1989，p.1.

[7]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82页；汉斯·约纳斯：《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第8页；L.Siedentop，Inventing the Individual：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chap.3；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第316页；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70～95页。

[8] 弗格森：《古希腊-罗马文明：社会、思想与文化（上）》，李丽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85～186页；第194～198页。

[9] P.Brown，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AD 150-750，London：Thames & Hudson，1971；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10] 正是由于这种比对，笔者更倾向于将“Late Antiquity”译作“晚期古代”，而非“古代晚期”。参见G.Clark，Late Antiquity：An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chap.1。

[11] 例如，犹太传统中的末世论和弥赛亚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波斯拜火教传统的影响，而雅典样式的小额银币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已经在犹地亚的地方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参见W.W.Malandra，trans. & ed.，An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Iranian Relig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p.22-23；S.Schwartz，Imperialism and Jewish Socie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24-25。

[12] 迦太基文明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明，但布匿战争后，迦太基彻底衰落，而且未能留下涉及犹太的材料，故本书的探讨不包括迦太基文明。

[13] B.Isaac，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239-251.

[14] M.Stern，ed.，Greek and Latin Authors on Jews and Judaism（GLAJJ），3Vols，Jerusalem：The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1974-1984.

[15] 例如著名的纸草材料《克劳狄书信》展示出罗马皇帝对于公元38年亚历山大里亚反犹族际冲突的处理状况，其中有大量不利于犹太人的内容，这与犹太史家约瑟夫斯的相关记述存在较大差异。后文还会提及这一问题。

[16] T.Mommsen，The History of Rome，Vol.4，part 2，trans.，W.P.Dick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另外参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775～777页。

[17] Z.Yavetz，“Judeophobia in Classical Antiquity：A Different Approach”，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Vol.44，1993，p.3.

[18] T.Mommsen，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From Caesar to Diocletian，Vol.Ⅱ，trans.，W.P.Dickson，London：Macmillian，p.195.

[19] 有趣的是，便雅悯·以撒认为蒙森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否认了任何少数族群或宗教团体得以存在的权利，是一种具有绝对性的社会不宽容，见B.Isaac，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445-446。

[20] V.Tcherikover，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Philadelphia：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59，p.358.

[21] M.Simon，Verus Israel：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Roman Empire，trans.，H.McKeat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02.

[22] J.N.Sevenster，The Roots of Pagan Anti-Semitism in the Ancient World，Leiden：Brill，1975，p.89.

[23] J.G.Gager，The Origins of Anti-Semit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31-34.

[24] E.Bickerman，From Ezra to the Last of the Maccabees，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2，p.80；“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Post Biblical Judaism”，in L.Finkelstein，ed.，The Jews，Their History，Culture，and Religion，Vol.1，Philadelphia：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49，pp.70-104.

[25] M.Hengel，Judaism and Hellenism：Studies in Their Encounter in Palestine during the Early Hellenistic Period，trans.，J.Bowden，Vol.1，p.306.

[26] 例如，该派的克里斯蒂安·哈比希特曾武断地认为马加比起义前历史上不存在反犹行为，但在埃及的象岛，早在公元前5世纪便出现过埃及本地人针对散居犹太人的暴乱，而目前学界基本认同这是古代世界最早的反犹暴动。关于象岛犹太社团的情况，参见袁指挥《论古埃及埃勒凡塔的犹太社区》，《古代文明》2011年第1期；关于学界对C.Habicht的批评，参见Z.Yavetz，“Judeophobia in Classical Antiquity：A Different Approach”，pp.8-11。

[27] P.Schäfer，Judeophobia：Attitudes towards the Jews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8] P.Schäfer，Judeophobia：Attitudes towards the Jews in the Ancient World，pp.209-210.

[29] B.Isaac，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2004.

[30] 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4页；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22页。

[31] J.Bernays，“Über das phokylideische Gedicht”，in Gesammelte Abhandlungen，Vol.1，ed.，H.Usener，Berlin：Wilhelm Hertz，1885；J.Geffcken，Die Oracula Sibyllina，Leipzig：J.C.Hinrichs，1902.

[32] 关于古代犹太铭文的发掘整理情况，见宋立宏《古代的犹太铭文》，《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33] V.Tcherikover & A.Fuks，eds.，Corpus Papyrorum Judaicarum（CPJ），3V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1964.后两卷在切利科夫（Tcherikover）于1958年去世之后出版。

[34] E.Goodenough，Jewish Symbols in the Graeco-Roman Period，13Vols.，New York：Pantheon，1953-1968.这部作品十分奇特，它致力于证明在散居地存在一个希腊化的、非拉比传统的、神秘主义的犹太教。

[35] C.R.Holladay，ed.，Fragments from Hellenistic Jewish Authors Volume I：Hisrotians，Chico：Scholars Press，1983；Fragments from Hellenistic Jewish Authors Volume Ⅱ：Poets，Atlanta：Scholars Press，1989；Fragments from Hellenistic Jewish Authors Volume Ⅲ：Aristobulus，Atlanta：Scholars Press，1995；Fragments from Hellenistic Jewish Authors Volume IV：Orphica，Atlanta：Scholars Press，1996.

[36] M.Hadas，ed. & trans.，Aristeas to Philocrates（Letter of Aristeas），New York：Ktav Publishing House，Inc.，1973.

[37] H.Jacobson，The Exagoge of Ezeki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38] J.H.Charlesworth，ed.，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2Vols.，London：Darton，Longman & Todd，1983，1985.

[39] W.Horbury & D.Noy，eds.，Jewish Inscriptions of Graeco-Roman Egyp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40] M.Stern，ed.，Greek and Latin Authors on Jews and Judaism（GLAJJ），3Vols.，Jerusalem：The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1974-1984.

[41] S.Applebaum，Jews and Greeks in Ancient Cyrene，Leiden：Brill，1979.

[42] J.M.Modrzejewski，The Jews of Egypt：From Rameses Ⅱ to Emperor Hadrian，Edinburgh：T&T Clark，1995；A.Kasher，The Jews in Hellenistic and Roman Egypt：The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Tübingen：Mohr，1985.两人的观点多有不同。前者偏重对非文献材料的运用，得出的结论同切里科夫多有相似；而后者对于原始材料的解读异于前者，加之作者偏重于犹太视角，得出了很多值得进一步商榷的结论。

[43] H.J.Leon，The Jews of Ancient Rome，Philadelphia：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60；E.M.Smallwood，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Inc.，1981.需要指出的是，斯莫尔伍德的著作是一部断代通史，不仅讨论了罗马犹太社团，而且囊括罗马帝国内的犹太人。

[44] E.S.Gruen，Heritage and Hellenism：The Reinvention of Jewish Tradition，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292-293.

[45] E.S.Gruen，Diaspora：Jews amidst Greeks and Roma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54-83.

[46] J.M.G.Barclay，Jews in the Mediterranean Diaspora：From Alexander to Trajan，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47] 徐新：《犹太文化史》；《论犹太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人民出版社，2015。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8] 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梁工、赵复兴：《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周平：《〈犹太古史〉所罗门传：希伯来传统与希腊化双重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宋立宏：《希腊罗马人对犹太教的误读》，《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犹太战争与巴勒斯坦罗马化之两难》，《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罗马的犹太政策》，《学海》2006年第1期；《谁是“犹太人”——关于“Ioudaios”的札记》，《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古代的犹太铭文》，《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犹太集体记忆视域下的巴尔·科赫巴书信》，《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征——以古代犹太钱币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49]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袁指挥：《论古埃及埃勒凡塔的犹太社区》，《古代文明》2011年第1期；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陈恒：《希腊化研究》；杨巨平：《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

[50] H.Thackeray，R.Marcus，A.Wikgren，L.Feldman，Josephus，13Vol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1965；W.Whiston，trans.，The Works of Josephus，Peabody：Hendrickson Publishers，Inc.，1987；S.Mason ed.，Flavius Josephus：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10Vols.，Leiden：Brill，2007.

[51] J.M.G.Barclay，trans. & comm.，Against Apion，in S.Mason ed.，Flavius Josephus：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Vol.10，Leiden：Brill，2007.

[52] F.H.Colson & G.H.Whitaker，Philo，10 Vol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9-1962；R.Marcus，Philo Supplement，2 Vol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C.D.Yonge，trans.，The Works of Philo，Peabody：Hendrickson Publishers，Inc.，1993.

[53] R.H.Charles，ed.，The Apocrypha and Pseudepigrapha of the Old Testament，2Vols.，Berkeley（CA）：The Apocryphile Press，2004.

[54] 关于犹太人的一神思想，参看徐新《论一神思想的精髓——以犹太思想为例》，《学海》2007年第1期。

[55] 参看John M.G.Barclay，Jews in the Mediterranean Diaspora：From Alexander to Trajan，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