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中兽首铜炉飘出的沉水香混着窗外朔风卷来的寒意，在绘着益州山川的羊皮地图上凝成团雾。
张鲁看着阶下侃侃而谈的阎圃“当年高祖定三秦，先取汉中为基；光武中兴时，岑彭自上庸水陆并进克益州。此二地实乃天府咽喉。“
“先生是说，放着杀亲之仇不报，反去啃上庸那块硬骨头？刘璋小儿此刻正往巴郡调兵，若不趁其羽翼未丰——”
“正因其羽翼将丰，才要先固根基！”阎圃转身从袖中抽出竹制算筹，在案上摆出：“诸君请看，上庸北接汉中，南通房陵，东连南阳，西控巫峡。得之则汉中东南有了屏障，进可沿汉水直下荆襄，退可据堵阳、锡穴之险。
首座的张鲁长髯随点头动作轻颤：“子茂此论，暗合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兵法。”他目光扫过殿中悬挂的各州舆图，落在兖州处时稍作停留——那里用红笔标着“曹操”二字，“目今天下，袁绍坐拥河北膏腴，曹操占兖州，马腾韩遂在雍凉牧马，就连吕布也趁乱夺了濮阳。我汉中若想图存，须得在群狼环伺中先筑起壁垒。”
“可刘璋岂会坐视我取上庸？那竖子新杀我满门，正欲拿我张家立威，若知我东进，必派大军来犯！”
阎圃却道：“将军忘了阳平关的天险？如今刘璋刚愎自用，必信'汉中乃五斗米道妖术之地'的谗言，以为派一偏师便能踏平我境。”
“若他遣偏师来犯，我正好据险而守，耗其粮草；若他倾巢而出，可从西城、房陵迂回断其后路，教他进不得退不得！“
如今主公若得汉中、上庸，便如在益州咽喉上系了绳结。待养精蓄锐，那时——“他抬手虚握，仿佛要将整个益州纳入掌心，“刘璋麾下的严颜、张任纵有万夫不当之勇，也抵不过我从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三路齐发，更遑论上庸之兵可顺汉水直取江州！“
此话如巨石投入深潭，激起层层涟漪。张卫捶胸顿首，头盔上的雉羽拂过砖缝：“末将愿领五千义兵，先夺西城，为取上庸开道！“他身后几个年轻将领也纷纷请命，甲胄撞击声如骤雨打在殿瓦上。
阎圃却按住其肩甲，目光仍落在张鲁脸上：“主公可还记得，当年在汉中立'义舍'时说的话？'欲取天下，先取人心。'上庸百姓久受山贼侵扰，若我军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开义仓、修水利，不出三月，必能让竹山蛮夷纳土归附。“他取出一轴竹简，展开是上庸山川图，某处用朱笔圈着“盐泉“二字，“何况那里有天然盐池，得此可富甲一方，兵甲粮饷皆不愁。“
“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先生此策，当行之。”
“昔日高祖得汉中而王，光武据上庸而兴，今日我等便效仿先贤先取上庸为左臂，再固汉中为心腹，待刘璋小儿来攻时，正好教他撞碎在阳平关下，化作我五斗米道的祭旗！”
“公则，劳你率兵一万，东取上庸。“张鲁目光沉沉，落在张卫脸上。
张卫眼中血色未褪，拱手急道：“大哥！母亲大仇未报，此刻——“
“我意已决。“张鲁抬手止住了他的话头，声线如铁，“即刻整军出发，待克了上庸，再为母亲举丧。“
张卫喉头滚动，终是化作一声长叹：“诺。“领命退下。
待弟弟身影消失，张鲁转向阎圃：“子茂，传令下去，汉中全城缟素七日，祭奠族中亡魂。七日后，备下奏章，呈给朝廷...“
大政方针既定，余下事务便依照常序铺展开来。各司其职，各循其规，待一切安排停当，众人方才各自散去，唯有灯火在夜风中明明灭灭，照着这座暂时沉浸在哀伤与战意中的城池。
七日后，汉中治所南郑城头飘起的素幡尚未完全褪色，一封八百里加急的奏章已裹着关中的风尘，送入东都长安那座蛛网密布的宫阙。此时的汉献帝刘协，正如同被蛛网缚住的雀儿，自董卓伏诛后便沦为李傕、郭汜手中的傀儡，朝堂之上权臣互噬，宫外凉州兵纵马横刀，所谓的大汉天子诏命，不过是军阀案头盖着玉玺的废纸。各州郡牧守早将朝廷视若无物，袁绍踞河北而囤甲，曹操挟兖豫以自重，就连益州牧刘璋亦隔着重山峻岭，对长安的政令置若罔闻——更何况偏处汉中的张鲁，在中原诸侯眼中，不过是踞守蜀道天险的一介宗教首领，纵有割据之心，也掀不起撼动天下的波澜。
张鲁的奏章自然不会奢望得到天子批复，他要做的是借汉室正统的空壳，完成一场昭告天下的政治仪式。当笔墨在竹简上落下时，字里行间涌动的是精心谋划的权谋：先以千字痛陈益州牧刘璋的罪状——“昏聩无能，纵容赵韪叛乱于前；猜忌嗜杀，屠戮汉中空地于后；背逆祖训，废弛益州盐铁之政”，将刘璋描绘成违背忠孝节义的独夫。继而笔锋一转，申明自己“不得已”的苦衷：“鲁世受汉恩，本当鞠躬尽瘁，然刘璋贼虐日甚，恐累及汉中百姓，故不得已割地自守，非敢背汉，实乃为刘氏守益州之北门也。”末了郑重宣告：自即日起，汉中郡脱离益州辖制，治所南郑仍为根基，自己则以“汉中太守”之名行牧守之职，兼掌五斗米道诸事，奉汉为正朔，却不再向益州输送粮赋，亦不奉刘璋征召。
这篇表面恭顺、实则割裂的奏章，藏着张鲁对乱世生存法则的深刻洞察。他深知，自董卓之乱后，天下诸侯虽各怀异心，却无人敢率先撕下“尊汉”的旗号——袁术贸然称帝，转瞬便成为众矢之的；袁绍谋立刘虞为帝，亦遭天下非议。若自称“汉中王”或“镇北将军”，必引刘璋挥兵来攻，更可能招致曹操、刘备等枭雄的觊觎。唯有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将矛盾直指刘璋一人，宣称“只反刘璋，不反汉室”，方能让中原诸侯觉得，这场割据不过是益州内部的权力更迭，与他们争霸天下的棋盘无关。
治所改名一事亦暗藏玄机：此前汉中郡治所名为“南郑”，如今张鲁直接以“汉中”为号，既昭示此地为自己的根基所在，又暗合“汉家中兴”的谶语——五斗米道素以“天、地、人”三才为教义，称“汉中”便如在地理上竖起“汉家正统”的大旗。而“张天师”的自称，则将宗教领袖的身份与政治权力绑定：五斗米道在汉中已传数代，百姓入道需缴纳五斗米，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早已让张鲁成为事实上的“土皇帝”，此称号既符合教内信众的拥戴，又避免了“太守”头衔之外的僭越嫌疑。
当奏章经栈道传入长安时，李傕、郭汜正为争夺汉献帝的控制权打得头破血流，公文堆中这篇关于益州的“鸡毛蒜皮”，不过是让他们相视一笑的谈资——在西凉军阀眼中，张鲁不过是个借宗教聚众的妖人，放任他与刘璋内斗，反而能削弱益州的实力。
这场看似徒劳的“上奏”，实则是张鲁在乱世中搭建的政治防火墙：以伦理纲常为盾，以汉室名号为旗，将自己的割据包装成“拨乱反正”的义举。他太清楚，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表面的忠孝节义仍是诸侯博弈的“通行证”——即便天下人都知这是虚张声势的场面话，却无人能以“谋反”之名兴师问罪。当南郑城头的“汉”字大旗与五斗米道的杏黄旗并立飘扬时，张鲁用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为汉中挣得十年安稳，也让五斗米道的香火，在这乱世夹缝中悄然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