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召唤：打造世界顶尖的创新研发平台

读书20载、工作30年，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培养人才、孵化科技、构建生态、驱动产业发展来回报国家和社会，这是我内心深处始终未了的情怀。当我看到AI技术的发展正在迎来黄金时代，每个人都已身处一生一遇的技术爆发期，我感觉时机成熟了。

对我来说，在“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这一名称中，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每个词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该名称的英文缩写是AIR，A代表AI；I既代表Industry（产业），也代表International（国际化）；R当然代表Research（科研）。这一名称亦隐含了让AI如空气般无处不在、人人依赖的寓意。我将AIR的愿景设定为，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技术驱动力，打造一个全球化、智能化的产业研究机构。目标宏大但聚焦，定位简单却清晰。

我于1999年回国参与创立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更早之前则是在桑纳福研究院（现斯坦福研究院，SRI）。两家研究院都很优秀，运营模式可谓各有特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定位十分清晰，就是做偏向应用侧的研究，许多研发项目来自微软各产品部门，因此其研究方向往往受到公司战略与产品重心的制约。斯坦福研究院是社会化的研究机构，拥有悠久且辉煌的历史，孕育过许多曾改变世界的发明与备受业界瞩目的公司，如彩色电视、鼠标、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被苹果收购的Siri等。斯坦福研究院脱胎于斯坦福大学，并因此与斯坦福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共享了不少研究资源和技术，但它现在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

结合斯坦福研究院和微软亚洲研究院模式的经验，我想，AIR首先应与像清华这样的顶尖高校深度绑定，以确保我们可以凭借近水楼台的优势及时发现和吸纳天资不凡的新生代人才。同时，AIR也必须具备对接整个产业、可迅速跟进主流创新趋势的灵活性。

由此，我们确定了发展模式：以科研为主，与产业携手合作，通过建立先进的研发机制，在实战过程中培养前沿领军人才，特别是首席技术官（CTO）、首席架构师等产业精英。这样的精英仅通过课堂授业是很难培养出来的，更快的方式是由曾在国内外高科技公司担任过首席技术官、首席架构师的前辈手把手地培养。

无论是马维英、赵峰，还是聂再清、刘云新，都是行业内的领军人才，既有高深的学术造诣，也有深厚的产业背景。我坚信，研究机构的文化是由初创时的几个人定义的。只需要看初创团队是什么样的，就能知道机构未来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事，甚至不需要告诉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你信赖并选定的人的日常思维方式、科研习惯、工作标准，都会自然而然地推动着事业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目前，包括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物联及大数据智能和具身智能在内，我们共确立了三个研究方向，建立了五支团队，每一个方向都有首席科学家带队攻坚。

选定这些方向，做出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基于三个层面的考量。

第一，我希望瞄准一些拥有巨大商业空间与成长机遇的领域。以智慧交通举例，根据市场调研机构发布的数据，中国无人驾驶汽车的市场规模在2023年已达到118.5亿元，预计到2029年将增至1 206.8亿元。智慧医疗的每一步进展都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不仅有助于彻底解决医疗资源紧缺且分配不均的问题，还能弥合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的领域鸿沟，加速科学发现。智慧物联则涉及工业物联网和智能制造、智能孪生等分支领域，潜在的发展空间无比广袤。

第二，我希望对于我们锁定的每个领域，AI都能在其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颠覆性的作用。也就是说，目前的几个研究方向都可能因AI的介入而发生代际突变。

第三，我希望每个研发方向都能与可观的社会效益、长期的社会影响相关联。例如，自动驾驶可以减少交通事故；AI+医疗能够挽救生命，让每个人的身体更健康；AI+IoT（物联网）绿色计算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让地球更美好；而机器人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生产范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一种美妙的、极有可能成真的可能性是：今后50年，我们选择的研发方向都将持续对世界产生影响。

培养未来的技术领军人才始终是我的第一目标。对于既有很强的学术研究能力，也谙熟产业、能够领军操刀实务的CTO或首席架构师，我称之为“双引擎精英”。他们有系统的思维，有能力去设计全局和底层的技术架构、产品架构。我觉得这也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最需要的人才。

我们当前正处于数字智能、物理智能与生物智能三大智能融合的技术周期。数字智能是把进阶的智能赋予所有的数字体，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让亿万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借助任何方式来获取智能体验。物理智能是物理世界的数字化，多年以前便已开始，尚需时日以待完成。同时，产业升级、产业互联网也指向物理智能。生物智能是生物世界的数字化，方向为机器智能、人脑和生物的交叉研究。事实上，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可视为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接口，生物计算则可视为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的接口。

在三大智能融合的技术周期，一切才刚刚开始。在过往历次工业革命中，中国都是跟随者、参与者，这一次终于有机会成为某些领域的开创者、引领者。面对眼前史诗般的机遇，每一位负责任的科技工作者都不应错失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