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为学之道，涵养用敬，甘之饴之，乐而忘倦，或可略有所得。收入本书的文章都是读书思考之余的有感而发，可以算是既无升等晋级远虑，又无数量考核近忧的“心之所指”之作。

这些文章基本上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陆续写成的，它们又同我原来的学术思考和成果有着内在的联系。为说明这一联系，有必要对自己的学术工作及如何走上俄罗斯文学研究这条道路略作回顾和说明。吾生有幸，遇上了不少好老师、好的领路人和无私的帮助者。假如没有他们的指导、帮助和提携，我不可能有学术上的收获。1975年，我所就读的四川省内江市初六中刚刚开设俄语课，贺心蓉老师既是俄语老师，又是班主任。得知我不愿意学俄语，她在我的作业本上用工工整整的中文和俄文抄写了罗蒙诺索夫赞扬俄语的名言，让我深受感动。1982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川大中文系系主任唐正序先生做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我记得我把论文的定稿交给他，他看了两天后，要求我重抄一遍。他说我的字太潦草，要当老师，要写文章，务必认真负责，不可马虎。唐先生给了我很好的教益，让我至今不忘。涂尚银、胡笳等老师的俄语课让我对俄语产生了爱好。应届考上研究生后，我在吉林大学刘翘、李树森先生指导下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两位先生把我领上了学习研究俄罗斯文学的道路，奠定了我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先生所从事的肖洛霍夫研究，刘先生所从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都激发了我后来的学术热点。谭林、宋昌中、张瑜婉等老师的“苏联文学史”和“俄语精读”等课程让我受益匪浅。用红灯牌收音机“偷听”苏联电台、到吉大主楼看每周播放的苏联电影，都成了我练俄语听力的土办法。从吉大毕业分配到川大工作后，获得原国家教委国际司和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我先后到斯塔夫罗波尔师范学院、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听俄罗斯专家的有关课程，为学术研究搜集了资料，建立了一定的学术联系。我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出版了几本书，主要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我受到石璞、张永言、赵振铎、唐正序、龚翰雄等先生的关心和提携，得到吴元迈、孙绳武、石枕川、陈众议等先生的奖掖和帮助。我妻子杨黎、儿子刘擎苍则成为我神游学海的“加油站”。1999年，已经当了两年教授后，我又有幸在川大项楚先生指导下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博士学位。项先生不但让我学到了文献学的知识，更让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愈加炽热的眷恋之情。此后，我的学术研究别开生面，旁涉佛教文学和俄罗斯汉学。2010年，四川大学成立由教育部国际司确立的中俄人文合作工作机制框架内的研究机构——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学校任命我为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我的翻译、研究工作又有所拓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有一股文化研讨热，恰逢我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和毕业后到四川大学刚任教之时。我受到这股热浪席卷，加上当时人还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大胆写了一本《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1989年）。这本书试图在对俄罗斯文学的社会学解读之外，另寻一观照之点——以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来解释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的演变。当时，苏联和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占主流的观点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分为贵族革命阶段（1825年以后）、平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1861年以后）、无产阶级革命阶段（1895年以后）。文学的分期也与此相应：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阶段、批评现实主义文学阶段和资产阶级颓废主义及无产阶级新文学出现的阶段。[1]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里，我指出：俄罗斯的现代化从彼得一世时期开始经历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19世纪开始进入制度和心灵层面的阶段。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则是对制度和心灵现代化的忠实记录。[2]《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把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分为三个时期，即19世纪初至19世纪40年代末的“西方文化昂扬期”；50年代的“文化转折期”；60年代以后的“民族文化繁荣期”。[3]现在看来，《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有种种缺陷，比如，西欧文化与俄国本土文化的对话关系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挖掘得不够深入；由于资料的欠缺，对在19世纪前期守持本土文化的作家基本没有涉猎。尽管如此，现在看起来，《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的基本思路也还有其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丛书”《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卷》等著录此书，它也被多种外国文学史及不少学者的专著、论文引用。本书收入的《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文学、艺术本土化转向描述及原因探寻》（2012年发表于《中国俄语教学》）一文，就包含了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后两个时期的思考：19世纪前半叶俄罗斯的精英分子，如十二月党人、别林斯基等援西救俄，以为西欧的今天即是俄国的明天，可是1848年欧洲革命使俄罗斯的精英分子意识到：俄罗斯的村社制度等可以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而重新重视本土的资源；19世纪后半叶，俄国出现了一系列大事件，它们导致从统治阶层到民间思想运动都呈现向内、向下趋向，尽管其目的不同，但都有诉诸俄国最底层的农奴和普通民众的意图。揭示俄罗斯本土文化的全面回归，为阐释俄罗斯文艺中最辉煌巨作的连续问世将会提供新的路径。收入本书的《文化试错的民族寓言：〈罪与罚〉的一种解读》（2008年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从《十九世纪文学史纲》提出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解释体系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本文将《罪与罚》纳入19世纪俄罗斯知识者先学西方文化后回归本土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观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受空想社会主义等西方思潮影响，50年代以后归依东正教，首倡土壤理论，回归俄罗斯传统文化。作家本人对文化试错的反思，映射为《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文化抉择的叙事深层结构。借鉴格雷马斯符号学的矩阵图，分析体现文化冲突的主人公犯罪和救赎的叙事轴，同时分析其他人物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抉择，由此得出结论：《罪与罚》表达了对作家本人文化试错的理智清算，对俄罗斯民族文化选择的深刻反思。

对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又称为苏联文学），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所涉猎，1996年出版了一本《苏联文学沉思录》。当时由于俄罗斯的同行们热衷于反思自己文学的历史，所以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在这本书里，我把当时俄罗斯同行和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三分天下”说（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侨民文学和回归文学三足鼎立）[4]化繁为简，提出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二水分流说——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心文学”，将侨民文学和回归文学合并为“边缘文学”。我借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中的对话思想，将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看成中心文学与边缘文学的对话过程。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同当时和后来的建设题材作品进行了“对话”。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关注“人的魅力”的审美标准同很多作品的注重进步与倒退的历史标准展开了“对话”。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先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围绕价值标准展开了“对话”。《苏联文学沉思录》借用“文学史上的进化观念”把20世纪俄罗斯文学看成一个发展过程。第一时期：“创新与争夺文化霸权”（1932年以前），不管是世纪之初的象征派、阿克梅派、无产阶级诗人、未来派的更替，还是20年代文学团体之争；也不管是表现方法的创新，还是总体创作原则的探索，当事人都怀有“以我之创新一统天下”的意气，这个时期的文学洋溢着“年轻人”的青春活力。第二个时期：“中心、边缘、对话”（20世纪80年代以前），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出现，形成了文化的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对话的格局。苏联文学至此进入鼎盛期，最成熟、最完美、最有大家气象的作品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暮气、危机、多元”（苏联解体之前），该时期的苏联文学出现回顾过去、重写历史的“衰老”迹象，文学也为苏联社会出现的各种危机敲响了警钟，作品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呈现多元化趋向。[5]这本书也受到国内同行关注，多有引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丛书”《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教育部社政司编的《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年鉴：1996—2000》等著录此书，不少文学史及许多学者的专著、论文引用此书。自然这本书也有很多不足，比如，未能把对话性贯穿到每一部分，再比如，对多数作家的创作过程也未予更多的关注。

《苏联文学沉思录》所提出的从“中心文学”与“边缘文学”的分野来观照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路径，在我后续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运用。比如，我后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肖洛霍夫的创作与苏联文学的关系”，在对肖洛霍夫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写了一篇《肖洛霍夫的写作策略》（2000年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本书收入了此文。这篇文章就是将肖洛霍夫置于“中心文学”与“边缘文学”的关系中来加以阐释，揭示了他获得殊荣的独特原因：苏联文学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为认识肖洛霍夫的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肖洛霍夫既遵从中心文学的规则，又突破其约束，他的作品有许多与边缘文学相重合的东西，他本人却对边缘作家采取批判态度。他既有中心文学的合法性，又有边缘文学的批判性。他处于中心与边缘的过渡地带。这就是肖洛霍夫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具有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中获得广泛接受的原因。我的专著《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2001年）把肖洛霍夫同“左邻右舍”放在一起来研究，也就是在“中心文学”与“边缘文学”的关系中来发掘肖洛霍夫难以复制的特殊价值。李铁映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1年卷》收录了此书，我的研究肖洛霍夫的论文也被《新华文摘》等转载。

进入21世纪后，我的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有所拓展。一方面，我继续先前展开的肖洛霍夫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肖洛霍夫研究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工程”子项目“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在我国和俄罗斯的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收录在本书附录中的俄文文章《〈一个人的遭遇〉：现实主义还是象征主义》（“Судьбачеловека”：реализмилисимволизм）就是我应邀在国立肖洛霍夫故居博物馆保护区（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заповедник М.А. Шолохова）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的发言，然后它作为论文被该机构的馆刊《维约申斯克学报》（Вёшенскийвестник）发表（该刊连续3期发表我研究肖洛霍夫的文章，我先后有5篇研究肖洛霍夫的论文在俄罗斯发表）。我与5位同行精心撰写的《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我选编的《肖洛霍夫评论集》（我翻译了其中的三篇论文）也已于2014年在陈众议先生主持的“外国文学学术研究史”丛书中出版。2012年，由俄罗斯学者尤·德沃利亚申主编的《肖洛霍夫百科全书》引用我有关肖洛霍夫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称赞我对肖洛霍夫研究所做的工作。[6]另一方面，我将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视野也在“往前”和“向后”拓宽。“往前”，追溯到18世纪60年代罗蒙诺索夫进入俄国批评视野之际，有对我国和世界的斯拉夫学界都比较忽视的18世纪大诗人（更是大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研究；“向后”，延展到2013年，有对当今俄罗斯小说中弗拉基米尔·普京文学形象的素描，有对他2013年的演讲文本（大体也可算文学、文化文本）的分析。

跟随项楚先生研习中国古典文献学后，再加上利用首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资助从事“神话与现实：20世纪苏联/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形象”课题研究，我的学术兴趣有所延展，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文学、文化中的踪迹予以关注，同俄罗斯的汉学家时有过从，直至我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带领国内50多位专家翻译俄罗斯汉学界6卷本的大作《中国精神文化百科全书》（俄罗斯汉学家在书脊上直接写上汉字“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因此，中国文化与俄罗斯、俄罗斯汉学的关系又成了我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自然延续。本书选取了曾发表过的《俄罗斯当代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与想象》《异域风雅颂 新声苦辛甘——俄罗斯汉学家的〈诗经〉翻译》《“著文颂学问 语疏意弥真”——李福清院士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等文。近期，我的《龙影朦胧——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比较全面呈现我在中俄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的一本书。

本书所收录的都是我作为唯一作者已经发表的论文，按照俄罗斯文学本身发展的时序、研究现象所属的时段缀成三编，最后一编则是我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文化中的痕迹的观察和研究，也有对俄罗斯汉学的认真探寻和学术考量。附录中收录了我在俄罗斯发表的论文《〈一个人的遭遇〉：现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我主编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外国戏剧鉴赏辞典（近代卷）》中我自己写的鉴赏普希金戏剧的文章。

生也有涯，学也无涯，以有涯之生，自然难以穷尽无涯之学。有时不免“略地”稍多，翻耕不够深，甚至认稗为稻。若读者方家不吝赐教，则区区幸甚，欣忭莫名。

我以为，做大学教师，做人文学术研究，“领悟”与“阐释”是两项看家本领。作为老师或研究者，首先要成为纳博科夫所要求的那种优秀的读者，要在反复阅读经典中有所领悟，甚至产生洞见，与经典的创作者“相看两不厌”，不时“会心一笑”。既有感悟，就会在学术史和史料上多方求索，力求以可靠的材料来证实它，以恰当的理论来照亮它（理论不是招牌和广告，而是化在水中的盐），以条理清晰的文字来表述它。有所发现，又能诉诸语言、文字，与同学、同行、读者分享，赏心乐事莫大于斯。

《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俄罗斯文艺》《中国俄语教学》《俄罗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中国文化研究》、我国台湾政治大学《俄罗斯语文学报》、俄罗斯的《Вёшенскийвестник》等刊物和一些论文集发表了本文集的文章；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匿名评审专家，上述杂志的编辑、中国社科出版社的郭晓鸿编审付出辛勤劳动；蒙四川大学“俗文化丛书”不弃，收录此书，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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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См.：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XIXвека，1800-1830-егг.ПодредакциейВ.Аношкинойи С.Петрова，Москва，Просвещение，1989，сс.7-8，атак же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т.II，（Литература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Редакция：А.Лаврецкий，У.Фохтс，А.Цейткин.М-Л.：ИздательстваАкдеиминаукСССР，1963，с.18.参见曹靖华主编《俄苏文学史》第一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2]参见刘亚丁《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3]同上书，序，第1—3页。

[4]См.：В.Акимов.Сто ле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СПб.：Лики России，1995，сс.3 - 10. М.Голубков.Рус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XXв.Послераскола.М.：Аспектпресс，2001，сс.2-11.参见周启超《二十世纪俄语文学：新的课题，新的视角》，《国外文学》1993年第4期。

[5]参见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6]Шолохов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Главныйредактор Ю.А.Дворяшин，М.：Синергия，2012，с.632，с.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