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馆制度

唐代文馆制度研究的基本文献，主要有《唐六典》《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以及两《唐书》“官志”等史籍。这些史书，由于成书时代不同，利用时要细致辨析。《唐六典》成书于开元年间，记载唐代官制较早亦较完备，其后载录多取自此书。由于编纂体例原因，该书还对制度渊源进行了考证。不过，此书所载止于开元。中唐以降制度变化，需要从其他史籍中搜集和考辨。

以文馆作为研究对象，以往偏重于历史学和政治学，制度源流自然成为研究热点。就国子监研究来看，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高明士《唐代学制之渊源及其演变》[8]，任育才《唐代官学教育的改革》《唐代官学体系的形成》[9]等，诸文于制度考辨极为翔实。任育才近年又有《唐型官学体系之研究》一书出版。[10]唐代史馆研究是史学界一个热门，论著较多。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一书尤有特色，较全面地梳理了史馆制度。[11]唐代秘书省研究，主要有赵永东《谈谈唐代的秘书省》[12]，陆庆夫《唐代秘书述略》[13]，曹之《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14]等。李万健《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主要分析秘书省在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15]

弘文、崇文二馆的制度性研究，主要散见于诸教育史论著。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16]和牛致功《唐代的学士》[17]二文，考辨尤为深入。集贤院的珍贵资料是唐代韦述所撰《集贤注记》，但原本已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宋代王应麟《玉海》中所引的数十条。20世纪20年代，朱倓钩稽排比，撰成《〈集贤记注〉辑释》[18]，是研究集贤院的基本史料。日本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一文，从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故实、职掌、禄廪、官联八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9]郑伟章、赵永东、刘健明、李湜等人分别从其他角度对集贤院进行了考察。

崇玄馆研究相对薄弱，往往置于道举和道教的论述中。讨论广文馆的文章也不多，廖健琦《唐代广文馆考论》从设立时间、原因和中唐之后的存否等方面立论，较有新意。[20]关于广文馆的性质，高明士认为：“其目的在招收国子监学生之攻读进士科者，有如今日在学校内附设之补习教育。”[21]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合乎事实。招收国子监学生攻读进士科者固然不错，但所谓的补习教育因广文馆自身为一独立教育单位而不能成立，广文馆业进士者的资格亦非补习生。